德国人、以色列人和波兰人怎样认识犹太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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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之恶还是人性之脆弱： 德国人、以色列人和波兰人怎样认识犹太人大屠杀？ | 政见CNPolitics

原创： 尹月  政见CNPolitics  2018-05-17


图片来源：电视剧《巴比伦柏林》
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恶之平庸”、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这类关于犹太人大屠杀发生原因的假说，在德国受访者中得到了较多支持。研究者认为，“路西法效应”提供了一种“舒心的解释”，能鼓励德国人直面过去；但同时也庇护他们，免于对历史的坦诚思考。
尹月/政见观察员

去年10月起在Netflix上线的德国电视剧《巴比伦柏林》，好评如潮。电视剧将背景设置在1929年的柏林，两季过后，剧中“犹太猪”的谩骂已经不绝于耳，努力捍卫《凡尔赛合约》和《魏玛宪法》的社民党式微，黑色国防军等非法准军事组织崛起。一张迫害犹太人的天罗地网正在缓缓织就，只是剧中人尚未意识到而已。

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结束至今已逾70年。但对于德国人——大屠杀加害方的后人，以及以色列犹太人、波兰人——大屠杀受害者的后裔而言，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影响仍未消散。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0％的犹太人受访者依然认为大屠杀事件对以德关系存在负面影响。

德国人、以色列人和波兰人究竟怎样认识大屠杀？他们对大屠杀起因的解读又存在哪些不同？来自美茵茨大学、华沙大学、以色列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者，联手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探讨。

争议：“人性之恶”还是“服从权威”？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尤其是代号“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的犹太人灭绝计划，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惨事件。学者们对这一事件的肇因争论不休。

“人性之恶”

西奥多・阿多诺等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提出“权威主义人格”概念，并设计了测量这种人格因素的“法西斯倾向量表”（F量表），探索存在于人性层面的“恶”。这些研究显示，权威主义者倾向于对权威人物或机构，表现出过度的顺从和尊敬，同时对被认为破坏传统、心存异志的外群体，抱有强烈蔑视和仇恨。这就解释了纳粹执政时期，大量德国普通民众对希特勒五体投地的崇拜和极端的反犹言行。

“服从权威”

犹太裔美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则对大屠杀起因提出了不同解释。在观摩“最终解决”主要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的庭审后，阿伦特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书中主张，艾希曼和纳粹党人的人性之恶被夸大了，他们也是普通人，只是在权威的压迫下陷入“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即认为自己只是执行强权意愿的无责任的代理人；或在“放弃（理性）思考”（inability to think）后，降格为俄裔美国哲学家和小说家安・兰德所谓的“次级人”（sub-human），因此沦为了凶恶势力的帮凶。

这一观点遭到过许多攻击。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权威服从实验”为阿伦特提出的“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一实验轻而易举地将普通被试者“变身”为服从主试命令、不惜下手电击陌生人的“恶魔”。米尔格拉姆的著作《对权威的服从》（Obedience to Authority）系统记录了该实验全过程，书中多次热烈认同 “恶之平庸”概念：

“我必须说，这一概念更接近真相，其接近程度超过任何人的想象。这些普通人电击受害者，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作为受试者的责任，他们本人不带有任何攻击性的特别倾向。”

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再次证明，在权威和情境的作用力下，天使路西法堕入地狱，变成了魔鬼撒旦。这一现象也被称为“路西法效应”。

预谋vs偶然

此外，关于大屠杀起因的辩论还时常在蓄意主义者（Intentionalist）和功能主义者（Functionalist）这两个阵营之间展开。蓄意主义者认为大屠杀早有预谋，每一步骤都是希特勒精心策划，以及“嗜血”的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积极配合的结果。而功能主义者则主张，希特勒并没有灭绝犹太人的“总体大纲”，事态的恶化过程曲折多变且充满偶然性。例如，功能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认为，“最终解决”是纳粹党内派系斗争失控的结果。

调查：“服从权威”是双方都赞同的解释
本文介绍的研究从上述几种解释中，提炼了出四种大屠杀起源的归因（attribution）：

s 人性之恶（西奥多・阿多诺等人的观点）
s 服从权威（汉娜・阿伦特等人的观点）
s 强制服从（指纳粹挟持德国，逼迫民众胁从）
s 情境（指一战后德国右翼势力抬头和大萧条等外因作用下，反犹风潮逐步成型）

德国人、以色列人和波兰人，分别会从上述哪种角度认识和解释大屠杀呢？

通过调查和访谈收集，三个国家的受访者各在1000人左右。问卷将上述四种归因分别描述解释为：“德国人的本质和性格”、“德国人对权威的服从”、“德国人惧怕纳粹政府”和“糟糕的经济状况和高失业率”，要求受访者评价这四种解释。

分析显示，德国受访者更倾向于将大屠杀归因于特殊的时代环境，而非人性缺陷；而另两国的受访者则更倾向于通过内因——“人性之恶”来解释。这一结果符合研究者的预期。

不过，研究者意外发现，“服从权威”的归因，在德国受访者中也得到了较强烈的支持。而波兰受访者对“强制服从”归因的接受程度，竟然略高于德国受访者。

总体而言，“服从权威”，是加害方和受害方都赞同的解释；同时，“人性之恶”是获支持程度最低的归因。即使是以色列和波兰受访者，也没有在大屠杀和“人性之恶”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

警示：惨痛历史不容忘却
调查还询问了受访者对今日德国的印象。对大屠杀源起的理解，是否影响受访者对德国的态度？结果显示，将大屠杀归因为“人性之恶”和“服从权威”的以色列受访者，对德国的印象更为负面，而归因“强制服从”和“情境”等解释的受访者，对德国的态度明显要好。

有意思的是，大屠杀归因并不影响波兰受访者对德国的印象。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二战中的波兰人不仅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也协助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今年1月28日，“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次日，波兰议会甚至通过法律修正案，规定对“将第三帝国犯下的纳粹罪行归咎于波兰人的言行”或“以其他方式明显解脱实际犯罪者责任的言行”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款。从这一举措足以看出波兰人对大屠杀的矛盾态度，也部分解释了此项研究中波兰受访者与以色列受访者之间的明显差异。

德国和以色列受访者还被问及，是否应将70多年前的大屠杀“尘封”起来。研究发现，将大屠杀归因为“人性之恶”，一方面让以色列受访者坚定“牢记历史”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令德国受访者渴求一个“了结”（Schlussstrich），即希望大屠杀尽快被岁月消磨干净。

“服从权威”是唯一一个能鼓励德国受访者直面过去的归因。研究认为，其他解释暗示了人性的邪恶、政治体制的腐败，或者政治文化的缺陷，而“服从权威”却提供了一种相对而言较为令人舒心的解释：大屠杀只是“普通人为服从（权威）命令而做出的普通、日常的破坏行为”（米尔格拉姆语）而已。如果这一解读成立，那么可见，德国民众仍对坦诚思考探讨大屠杀颇为抗拒，而屈身于“服从权威”解释的庇护之下。

“尘归尘，土归土。…时间的海洋，永恒的法则，尘归尘，土归土。”《巴比伦柏林》的主题曲《尘归尘，土归土》一响起，剧中人便像着了魔似地疯狂起舞，好像要舞进永恒，忘却浮世的一切欢乐和痛苦。但本文介绍的研究一再提醒我们，惨痛的历史不容忘却。就像福克纳所说：

“过去永远不会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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