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爆与沉寂：谭熙鸿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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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与沉寂：谭熙鸿轶事
作者：司徒允

谭熙鸿，字仲逵，是“五四”后期北京大学知名教授，当年曾担任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副主席（主席马叙伦）、北大生物系首任系主任，且连续数年高票当选北大评议会评议员。他曾先后担任过孙中山、蔡元培的机要秘书，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渊源深厚，同时又曾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愉快合作，协力推进北方革命事业。他的后期，转而潜心从事农业科研，在江浙地区大力推广蚕桑改良，并参与经济实业活动。1949年后，出任新中国农业部技术顾问，亦是民革中央的团结委员。谭氏先后娶汪精卫的两位妻妹为妻，尤其是第二次婚姻，引发民国年间关于爱情问题的大讨论，梁启超、鲁迅、张竞生等名流均参与其间，成为传扬遐迩的一大绯闻，使谭氏跌宕起伏的一生更显多姿多彩。

一

1891年谭熙鸿生于上海一普通市民家庭，四岁时丧父，靠母亲辛勤劳作读完小学，十六岁考入上海中国电报局做练习生，两年后转至天津成为职业报务员。其间，先后结识蔡元培、李石曾，加入同盟会；辛亥“南北议和”，由李石曾推荐充任南方代表团译电员，旋即被委任为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秘书处成员，专司电讯，参与机要。仅数月，孙中山让位辞职，卸任前，遍询身边工作人员今后志向，其多数不愿北上事袁，而欲出国深造，来日报国。于是，孙中山责成总统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以官费分批选派秘书处成员及勋人子弟放洋留学。其后公布首批二十五人名单，前五人为：张竞生、谭熙鸿、杨铨、任鸿隽、宋子文。谭熙鸿原被派留美，因与李石曾的关系，改而于民元冬赴法国学农，时年二十二岁。翌年“二次革命”爆发，谭应召回国，反袁失败后，于秋间与蔡元培全家及吴稚晖同乘日轮“ 北野丸”重返法国。

在法国留学的六年里，谭熙鸿受到李石曾在生活和学业上的多方照拂，其多半时间即住在李家。李乃留法先驱，在巴黎开办有豆腐公司等，已有比较坚实的经济和社会根基，许多旅欧的国民党人士经常在此聚集。谭熙鸿在这里深化了与张静江、汪精卫、陈璧君、张继、褚民谊诸人的交往。李石曾等人先后发起组织的留法俭学会、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御侮会、世界社、华法教育会等活动，谭氏均无例外的置身其间。他的年少有志、正直稳重的特性颇受众人信任和称许，其与这班“ 元老”的密切关系亦非一般留法学生所能企及。现存蔡元培日记1913年10月27日即载曰：“偕谭君访一小学校，……柏龄未满七年，亦允附入。”系为其三子办理入学事宜。蔡的次子无忌更得谭氏照料，其所学专业与谭一致，视同“保护人”。1916年秋冬时节，亦即蔡元培回国赴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后，谭熙鸿与陈璧君的胞妹、时在法国学习美术的陈纬君结为伉俪。留法期间，谭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和都鲁士大学，专攻生物学和农业科学，1919年夏，取得生物学硕士学位，随后回国。

二

谭熙鸿回国之初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孙中山电召其赴粤相助，一是蔡元培邀聘入北大任职。经过一番协调，他选择了后者，其正式任教北大当在1920年4 月。北京华法教育会为谭学成归来、任教北大举行欢迎会。7月下旬，谭与李大钊等同时被宣布为教授。9月新学年开学式上，蔡校长向全校师生介绍谭及颜任光、任鸿隽、燕树棠等新聘教员。年甫三十岁的谭熙鸿，锐意进取，力谋改变北大“文强理弱”现状，到校仅数月即提出《拟筹备开办生物学系计划草案》，交校务会议审议。显然，他欲求在专业领域一展抱负。由于诸多原因，生物系延宕数年，至1925年始正式创建，谭熙鸿被推举为系主任。他先后讲授植物学、遗传与环境、进化学说等课程。此前，他隶属哲学系，开设进化哲学课，兼授法文。

蔡元培力邀谭熙鸿入北大，自然是期望他学有所用，同时亦想借助其力为自己不胜繁剧的校务行政分劳。因此，谭到校不久，便兼任了校长室行政秘书一职。旧制大学，不设副校长，校长秘书的职责便颇为突出，有时甚至代行校长权力。1921年10月间，蔡校长因足疾住院，遂在《北京大学日刊》登出启事：“元培因病不能到校办公，所有应与校长接洽事务，请与校长室谭熙鸿教授接洽。”蔡在校内外的一些活动亦常由谭代为参加，如1922年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沪召开董事会，同时，上海艺专校长刘海粟邀蔡出席该校纪念活动，蔡因病未愈，派谭赴沪参加；同年12月，北大音乐传习所开学，蔡兼所长，肖友梅为教务主任，刘天华等为教授，蔡因事未能出席，派谭代表校方主持开学仪式。在蒋梦麟离校期间，谭还曾一度代理北大总务长。可以说，谭熙鸿是蔡元培在北大后期最为信任和倚重的人之一。

作为“五四”后第一代自然科学工作者，谭熙鸿在学术领域亦颇为活跃。他开设的进化哲学课程，在我国高校率先系统讲授生物进化理论，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学生。《北京大学月刊》废止后，学校决定另出四个季刊：《国学季刊》由胡适邀集；《文艺季刊》由蔡元培邀集；《社会科学季刊》由王世杰邀集；《自然科学季刊》由谭熙鸿邀集。可知，北大最早的自然科学综合刊物，是交由谭熙鸿负责的。谭还是“中国科学杜”的重要成员，著名实业家张謇曾捐赠该社一座生物研究所新楼，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该楼在南京建成后，特邀谭由京赴宁主持揭幕典礼。

或许由于早年参加反清革命的经历，谭熙鸿在北大期间对于社会活动持积极奋进的立场，其表现形式与和他同龄的胡适有很大不同。1921年初夏，北京国立八校千余名师生为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师工资到国务院请愿，遭军警武力镇压，造成“六·三血案”，马叙伦、谭熙鸿作为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正、副主席，是此次斗争的组织领导者。谭氏还是北京学界非宗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并成为运动中成立的非宗教大同盟总部理事。当“五四”运动三周年时，他在《晨报》发表纪念文章称：“现在我们中国的病症是重到极点了，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能够医治的方法是什么？只有快些把‘新的活的来代替旧的死的！’五四运动就是这个方法的起点”。从中不难看出他那带有强烈时代气息的精神风貌。

在到校不足两年的时间里，谭熙鸿在北大教授中得到广泛的推重。1921年11月，学校评议会选举，谭以最多票数当选；一年后，下届选举，仍高居榜首，得四十二票，而当选评议员中获最低票数者仅二十三票。在北大早期由教授选举评议员的记录中，像谭氏这样连续以最高票数当选，实不多见。然而，正当他在事业上如日中天之时，1922年12月初的《北京大学日刊》发布了如下通告：“现在校长室秘书职务，已请李守常教授担任，定于本月五日到室办公。”这意味着谭不再担任校长秘书一职。缘何如此？从随后发生的事情推测，盖与谭氏家庭变故有关。

三

1922年3月17日，与谭熙鸿共同生活了六年的妻子陈纬君因患喉疾及猩红热症在京病故，遗下一双年龄分别为两岁和数月的儿女。谭因这一打击而病倒，以致其代理北大总务长一职不得不由沈士远暂时接替，陈纬君幼年跟随其姐陈璧君在香港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后来留学法国，与诸多旅欧学人熟识。故而，6月 24日，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王世杰、张竞生、李圣章、丁燮林、李四光、肖友梅、沈士远联名撰发《谭陈纬君夫人行状》，共致哀挽。翌日，又在宣武门外江苏会馆举行追悼会，北京学界同人纷纷与会。该日胡适日记载曰：“与任光、瀛章同到谭仲逵夫人的追悼会。”看来，谭氏此番家事从一开始便有颇高的“社会曝光度”。同年秋，在广州执信学校就读的谭氏妻妹陈淑君，因陈炯明叛乱，粤局不稳，辗转北上，欲投考北大国文系，由于秋季考期已过，只得旁听附读，寄居亡姐之家。约两个月后谭熙鸿与陈淑君结婚。此前，谭曾向一哲学系同事通告：业已订婚，不久即娶。同事劝其延缓婚期一、二年为宜，谭答：前妻遗下两个小孩，且家庭上许多事无人管理，故不得不快娶。

可是不久，陈淑君原先的恋人、广东法政学校学生沈厚培来京交涉，进而于1923年1月投书《晨报》，称与陈已有婚约，指谭欺人暗室，夺其所爱，有碍风化云云。陈淑君随即公开辩白，称与沈相识仅数月，“无婚约之预定”，声明“淑与仲逵结婚，纯属个人自由，双方志愿”。一时间，谭、陈联姻被冠以“A先生与B女士事件”，经各方媒体炒作，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大众舆论多是“误会丛生，指责频至”。4月29日，北大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从更新婚恋观念角度为陈辩护：在这个恶劣的社会、不人道的家庭以及不知爱情为何物的环境里，“当然一见陈淑君女士弃沈就谭的事，就生了一部分人的大惊小怪了”。他提出的“爱情定则”是：爱情是有条件的，可以互相比较，亦可以变迁，夫妻乃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这一“惊世骇俗”的观念，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大讨论由此展开，仅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的有关稿件就达三十五篇之多。鲁迅始终关注这次讨论，称“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当有人提议中止这场无谓的讨论时，他立即致函主编《晨报副刊》的孙伏园，表示反对：“先前登过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另一方面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金黄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显然，鲁迅对“五四”启蒙之后国人深层观念变化的缓慢有着清醒的认识。

张竞生本来是借谭陈之事阐发他的婚恋观，为其辩护尚在其次，即所谓“我爱朋友，我更爱定则”。可是讨论中偏离议题，感情用事，借题发挥的议论比比皆是，令谭陈二人更加难堪，实非张氏始料所及。在结束这场讨论，张作汇总答复时，他郑重向谭陈表示“诚恳的道歉”。其实，谭熙鸿、陈淑君这对“患难夫妻”一直认为，此事闹到如此地步，起因与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的陈璧君暗地推波助澜有关。谭与汪精卫作为连襟，一向互敬，抗战以前并无恶感，但与陈璧君关系不和则由来已久。谭、陈二人个性均甚强，一为平民子弟，一乃富商之女，遇事往往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许多革命党人路经南洋，食宿于陈家，陈常对其随意指挥，客人大多敬让三分。然谭对这位妻姐偏不肯买账，甚而当众驳诘，屡生不快。谭妻病逝，陈原以为这门亲戚就此了断，不意淑君婚事自主，谭成为陈家“双料”女婿，陈璧君愤恨之极，力加破坏。直至1924年初，谭熙鸿偕陈淑君赴穗参加国民党“一大”，还不得不防范陈璧君派人找麻烦，以至陈氏一族兄亦指责“璧君太过分”。当年的《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晚年亦忆述：他二十年代中期游学法国，适汪精卫一家旅居于此，未几成为汪氏子女的家庭教师。一次闲谈中，陈璧君无意间透露了她插手谭陈事件的情节，“提及谭某言之尚有余愤”，从而知悉“汪夫人竟是幕后人”。有一种说法认为，谭作为孙中山指定的北京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却在中央执委的选举中落选，系陈璧君阻挠所致。此事确否待证。陈一向骄悍，汪精卫又有“惧内”之名，谭、汪两家关系因之疏远冷淡，近乎断绝，此种状况至 1935年汪在南京遇刺才略有转寰。

对于谭熙鸿、陈淑君之事，后来颇有些记述文字流传。解放前曾有一本名为《A先生与B女士事件》的小册子，汇集当年报刊资料，并附录数十封读者来信。近年出版的《张竞生传》（花城出版社），内有一章描述此事，虽生动可读，却属小说家言，该书本来即由“传奇”转为传记。北大百年校庆时推出《北大旧事》一书，内中收录程厚之的回忆文章，称谭因绯闻在北大干不下去，“只得一走了之”云云，实去史实甚远。此事确乎令谭一度陷入痛苦境地，然并未对其北大教职产生根本性影响。同年10月，他仍以三十六票当选评议员，同届评议员获最高票者为五十六票，最低为二十六票。如前所述，谭出任生物系主任亦是在此事件之后。忆述者笔下信马由缰，而编书者毫不甄别，也就难辞传讹之咎。

谭熙鸿在北大后期仍积极参与校内外各项活动。他是徐旭生主办的《猛进》杂志主要撰述人之一，该刊作为留法学人刊物，与《语丝》相互呼应，形同盟友。北大留法派与留日派较为亲近，在女师大风潮和反对章士钊问题上，与留学英美的《现代评论》诸人严重对立。不过，谭与留英的王世杰、周鲠生等私谊颇洽，旅欧时彼此即有交往，王的夫人系肖友梅之妹，乃由谭妻介绍。王及丁燮林回国之初曾暂住谭寓。因而有人认为谭亦是《现代评论》的“基本社员”。蔡元培于1923 年辞职离校，其兼任的北京世界语学校校长一职便委托谭氏代理。四年之后，蔡欲辞去北大校长名义，北大教职员闻讯召开全体大会，公推谭为主席，决定“派全权代表到沪，对蔡先生表示坚决挽留，非请打消辞意不可”。随后，谭与钟观光作为代表南下晤蔡，促其暂且放弃了辞意。

在北大任教期间，谭熙鸿与孙中山一直保持着联系。国共合作之初，孙与李大钊的交往，有些活动即通过谭居中联络。谭、李还曾数次与来华的苏俄代表加拉罕晤谈，交换意见。国民党“一大”召开，谭、李及延瑞祺（一说石瑛）作为孙中山指派的北京特别区代表参加会议。会后建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李大钊任组织部长，谭熙鸿任农民部长。为贯彻孙中山“联俄”主张，他们发动北大教授五十余人接连两次上书北洋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敦促与苏俄建交。这期间，有时为躲避当局的通缉和迫害，谭不得不到东交民巷内法国医院暂避，与他同时在此避难的还有中共党员高仁山、赵世炎、邓中夏和高君宇等。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政府缉拿“肇事者”，《京报》刊出一个四十八人的通缉名单，谭与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等名列其中。翌年，奉系军阀入关，形势愈加严峻，谭熙鸿像许多北大教授一样，于3月间悄然离京南下，从而结束了七年有余的北大生涯。

四

谭熙鸿的后半生，不似前期那样“轰轰烈烈”，显得沉寂而充实。1927年南返后，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谭到杭州笕桥创办国立劳农学院，大学区取消后，改为浙江大学农学院，谭任院长。该院汇集了梁希、钟观光、何尚平、蔡无忌，金善宝、蔡邦华、章廷谦、常书鸿等一批学者，可谓集一时之俊。浙江乃蚕丝产地，谭设置蚕桑系，自任系主任，随后又建起省蚕桑改良场，进而在各县设立百余个蚕业指导所，从培育人才和实地指导两方面推动蚕丝事业的改进。他率团出访日本，交流技艺，邀约国内外第一流蚕丝专家来杭讲学指导。浙江乡村长期沿用土造蚕种，俗称“余杭种”，其蚕易发病害，结茧小而茧层薄，丝质不佳。谭与同行专家通过遗传育种，培育出改良种，无偿发放各地，蚕丝质量大为提高。此举触及垄断蚕种的地方势力，恐吓攻击接连不断，谭氏不为所动。他足迹遍及各县，向蚕户传授改进的育种饲养方法及桑树栽培技能，颇受浙省蚕农欢迎和推重。当然，谭的事业得到其时主浙的张静江大力支持，1929年张举办“西湖博览会”，其农业馆的馆长即是谭。后来当上杭州市长的周象贤，早年为北大讲师，通过谭的引介得张静江赏识，终于仕途如愿。由此可见谭、张关系非同一般。1931年，CC系政客提出“浙人治浙”口号，谭被排挤，于年底辞职返沪。

赋闲上海期间，李石曾邀谭熙鸿出任劳动大学校长，谭见该校情形复杂，未就。李氏主张留法农学家应执掌农业行政，谭即合适人选。但当时无农业部，仅实业部设一农业司，级别偏低，于是李与主管当局商谈，增设“林垦署”。当时官制，设“部”依编制，设“署”按需要，已有的卫生署、航空署等即循此例。林垦署自1932年设立至抗战时撤消，实则李石曾因人设事所作的特别安排，谭熙鸿遂成为民国史上唯一的一位林垦署长。其最“突出”的一项工作，似乎就是每年一度的植树节期间在首都大会上当一次主席。其后，他还兼任中央农业试验所所长、全国蚕丝委员会主任等职，并未脱离老本行。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期间，先后请李圣章、翁文灏、胡适出任教育部长，均未就，汪又找谭，谭亦婉辞，继而转荐王世杰，胡适亦有此议，王遂走马上任，踏入政坛。谭熙鸿在政治上对汪氏敬而远之，而与另外几位国民党元老颇为洽契，尤其与李石曾关系较深，陈布雷在回忆录中将谭归入李氏“中法系”，盖可反映高层的人事观察。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召集国内各方面知名人士举行庐山谈话会，商讨国是，谭熙鸿应邀参加了7月16日至20日的第一批谈话会。会上，谭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一些北方人士均主张坚决抗战。同年底，谭举家由南京迁往重庆。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之前，曾劝说谭随其一同出走，被谭断然拒绝。整个抗战期间，谭氏一家应老友张伯苓盛情相邀，一直住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宿舍区内（津南村二十四号），与张比邻而居。张、谭早先在北方时，均雅好京剧，曾成立“ 伯仲戏友社”，兼有通家之好。国难期间，张是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交往颇广，经济部长翁文灏及马寅初、侯德榜等均曾寄居重庆南开校内，谭熙鸿在此还结识了经常来访的周恩来。此外，谭氏与交通部长曾养甫甚为相契，曾的女儿就读南开即借住谭家。重庆时期，谭担任经济部技监（部内最高技术职务，等同次长），并兼任胡文虎、刘鸿生所办各自企业的董事和中国银行系统的中国植物油厂副董事长。他还是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主任，战后之初曾主编三卷本《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一书，由中华书局印行，该书撰述者均系战时经济工作各部门主持人，故以资料充实见长。抗战胜利后，谭回到南京，不久定居上海。1946年他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

此后几年，谭熙鸿复归其擅长的专业领域，担任了全国蚕丝协导委员会主任，恢复战后蚕桑业。翁文灏、王云五拟派谭率一经济使团常驻日本，谭认为非其本行，未允。蚕丝协导委员会直接隶属经济、农业两部，业务范围颇广，须贷款给农村和有关单位，需要相应的经费。审核经费机关是“四联总署”（中、中、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处），当时忙于内战，申请款项常被大打折扣。“四联总署”主席乃蒋介石亲自兼任，当吴稚晖闻知谭受经费困扰，便主动相助，他将有关呈文和计划书外套一个大信封，亲笔写上几字，交给侍从室，侍从室人员熟悉吴的字体，亦知蒋、吴关系特殊，不敢拆看，径送蒋阅，蒋碍于吴的面子，不便驳回，只得“照准”。吴肯助谭，自然与二人交谊有关，亦确乎诚心支持其蚕丝事业。谭氏晚年与著名生物学家朱洗合作研究蚕的遗传育种，并设法拨款赞助朱洗的科研项目，朱后来在蓖麻蚕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1948年冬，国民党败局已定，曾养甫搞到一架运输机，邀谭一家人同机离开上海，谭婉谢，留在了大陆。

1949年以后，谭熙鸿一度闲居沪上，五十年代初应召入京，担任农业部顾问和中国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他曾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土改参观团上海分团的活动，团长是严景耀和巨赞大法师。其间，王震将军先后两次造访谭氏，希望他去新疆工作两年，创办一所农业大学，后谭被指定专管华东地区农业指导，遂作罢。有一段时间，谭与农机专家刘仙洲和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美国专家韩丁组成一技术小组，常驻京郊拖拉机学校，指导农机开发，三人水平相当，合作愉快。后来，谭加入民革，成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56年2月，他突发脑溢血，住进北京人民医院，近一个月后病逝，终年六十六岁，有关方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到会者达四百余人。

中国历来以农为本，然近代农技甚为落后，一般读书人又不屑此为，就此言之，谭氏平生诸多努力，皆关乎国计民生，十分可贵。他本一介平民，风云际会，置身上层，然正直耿介，终不失本色。或以为，其续娶风波阻断仕途，致令半生寂然，足可扼腕。殊不知，宦海浮沉，祸福不定，而能逐本弃末，率性自得，岂非人生大道？

（后记：笔者十年前参加北大一学术会议，恰与谭熙鸿之子谭伯鲁先生同寓一室，伯鲁先生时年七十有八，却谈锋甚健，屡叙其先人事迹，令人印象颇深。今年5月，又在燕园一活动中相见，伯鲁先生垂垂老矣，然风骨犹存。谨以此文，誌念这段交往。）
—— 原载: 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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