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最流行的书：【疯狂的“红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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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火: 二十世纪最流行的书：【疯狂的“红宝书”】
发信站：天益社区，版面：读书时间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7:53         标题: 二十世纪最流行的书：
【疯狂的“红宝书”】   


导语


1964年5月，一本数万字的语录体小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或许没人
能预计，这本编印的小册子，会疯狂地席卷中国每一个有人的角落，并被狂热的
“信徒”带到世界各地，在其后的15年间，以各种版本、各种语言，发行十数亿。它
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个时代的“超级畅销书”，发行量仅次于《圣经》。


这本书有它绝对的特殊之处：作者是人民的偶像毛泽东；"创造者"是毛的接班人林
彪；书皮，是耀眼的红色！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宝书。


2009年，中国建国60年大庆，也是红宝书停止发行30年。藉此，凤凰网读书频道
“国家阅读史”系列专题，以“疯狂的'红宝书'”发端。


毛泽东著作被称为宝书；《毛主席语录》及其续编例如《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北京
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南宁版)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绝大
多数为红塑皮本，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摘录，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
“红宝书”。


目录


导语


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出版不为人知的秘密


林彪“造神”内情——《毛主席语录》的来历


《毛主席语录》红遍全国的背后玄机


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变化


个人崇拜中的林彪“厚黑学”


周总理谈毛泽东怎样看个人崇拜


各版本“红宝书”汇编


龚育之访谈：编毛选、邓选与起草文件的若干细节


陈毅之子陈丹淮：父亲送我唯一的礼物是毛选


《才子邓拓》：邓拓与首部《毛选》


翻译过《毛选》的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


首部《毛选》在封锁中诞生


版本谈：《毛选》的编辑和出版


忆“毛选”出版：无关斯大林 毛泽东不同意早出第5卷


八木宽：最早译毛选并迎接新中国的日本人


首部《毛泽东选集》发现始末


中国民间《毛选》收藏第一人


毛泽东同学录现身株洲 收藏者家藏最早版《毛选》


据考证 属山东现存最早版本


冀东版《毛选》购藏记


樊思：我收藏毛选四卷的遭遇


狂热


“语录歌”出台：作曲者们完成了音乐史上最艰难的谱曲工作


“陈毅是个好同志”


苦读“毛选”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我崇拜毛泽东


王元化：读《毛选》记


孔庆东读《毛选》感受毛泽东的人格魅力


红宝书：那个时代 那些人


重温“文革”宣传画


结束语


[ 本帖最后由 小天火 于 2009-5-17 15:09 编辑 ]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7:56         标题: 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出
版不为人知的秘密         


凡是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时被誉为“小红宝书”
的《毛主席语录》。由于林彪的鼓吹和积极推行一系列加强个人崇拜的狂热举动，这
本小小的册子，曾风靡全国、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我国图书出
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有“东方的《圣经》”之称。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
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时止，在短短的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
数就有十亿五千五百多万册，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组织和许多机关、团体、
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其数量之巨大更为惊人！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的问世和流行


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第二版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便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
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
推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
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在林彪的鼓吹和军队带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
泽东思想”的热潮。


1961年4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
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后根据总政治部领导指示，送编200条于1964年1月5日印成
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经全军政工会议讨论、增补，正式
命名为《毛主席语录》，编印单位改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第一版于1964年5月1日出版，共摘编语录366条，分为30个专
题。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作了修订，共收语录427条，分为33个专题，
共8.8万字。第一版有52开本纸面平装、64开本精装加红色塑套两种装帧，第二版
起全部为64开红色塑套装，以后又出版了100开、128开本。在64开本书前有林彪手
书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再版本的题词后
又加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关于林彪手书这一题词的来历，在湖北当阳曾流传一
个说法：据史书记载，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蜀将关羽与孙吴交战，败
退于临沮，被杀。吴主孙权将其首级运至洛阳送给曹操，同时以诸侯礼葬其尸骸于
当阳，后称“关陵”。陵园内保存有多处明、清两代名人碑刻，其中有清人集关羽语
录所立的一块石碑，上刻“读好书听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当阳附近有一空军机场，
林彪之子林立果曾来关陵游览，看到这块碑文后告知林彪，林彪受到启发就写了上
述的题词。


人民出版社版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后，地方出版部门纷纷要求加印。人民出版社报经领导部
门批准，从1964年9月开始向地方供应总政版语录的纸型，人民出版社也先后出版
多种版本，均在内部发行。文化部规定不在报上发消息，不登广告，不公开陈列，
不卖给外国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于1966年3月5日、4月2日向有关单位发出通知：
《毛主席语录》不向外国人赠送，过去已送的原则上都要收回。6月9日又发出通知，
规定在我国的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和常驻外宾凡主动向所在单位要求赠阅、
借阅或购买“语录”的均可满足；如对方没有索要的，不主动散发。1967年3月28
日，国务院外办发出通知说1966年3月5日、4月2日的两个通知是错误的，6月9日的
通知“也不符合主动积极地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宣布撤消这三个通知，并
称“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中、外文版）就是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各涉
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从这本语录由内部发行到公开发行的
过程，也可看出“文革”形势发展的变化情况。


1967年3月16日下午，陈伯达、康生、王力向毛泽东请示要求要修改《毛泽东选集》
某些人名和注释问题，毛泽东答复：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
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要修改，要费很多时
间，现在没有时间。毛泽东对《毛选》内容和注释问题作出六点指示，其中最后一点
为：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二十四节题目“思想
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文革宣传组布置，对毛主席
著作中需作改动的部分提出处理办法，通知全国租型出版单位执行。


据有关部门统计，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
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
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
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
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


周恩来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


江门市“革委会”印制的《毛主席论对敌斗争语录》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6年到1968年底已印制70452万册，极大地满足了群众的
需要。这一时期，社会上较普遍地存在着追求毛泽东著作的新版本越多越好的风
气。《毛主席语录》出了塑料封套精装本，就不要纸面平装本；出了100开本，就不
要64开本，有些地方甚至大量印制未经中央批准的火柴盒大小的256开本。1968年
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最高指示》，内容除《语录》外，还有《最新指示》、“老五篇”（含
“老三篇”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和《毛主席诗词》，通称
“四合一本”；不久又出现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含《毛主席语录》、《最新指
示》、《林副主席语录》、“老五篇”、《毛主席诗词》、《九大文献》，通称“六合一
本”），流行较广的有解放军政治学院和炮兵编印的两种。据不完全统计，仅上述
几种在北京印刷加上外地翻印的数量就超过1000万册。当时，社会上对“红宝书”多
以公费购买、免费分发干部或作为奖品礼品、会议文件等形式分发，印数再多也满
足不了需要，造成纸张、塑料等物资及印刷力的极大浪费。
1967年6月18日，毛泽东对出国人员谈话时说到：“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和
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错，现在文化
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1968年3月至9月，毛
泽东对有关对外宣传工作做了12次批示，并提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
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的意见。


[ 本帖最后由 小天火 于 2009-5-17 15:09 编辑 ]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7:59     


周恩来抓住贯彻毛泽东指示的有利时机，最先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的口号


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做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
要讲究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他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
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
“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
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实效变成了失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
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送礼。”周恩来
问，《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还要印3亿册，是否
多了一些？是否能够少印一些？《毛主席语录》农村不够，可以从城市来捐献，要把
发行工作做好。


1970年9月2日晚，周恩来接见中央外事、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提出新华社编印的
《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条语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对新华社军管组组长说：“这
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
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解放军政治学
院编、战士出版社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时，周恩来说：“中央已
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
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
先把北京的收起来。”他当即指定了军队、外事、中央宣传部门和政府各部四个口
子的负责人来负责收，总的由李德生抓。4日，中央军委办事组从解放军总政、总
参、总后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20余人，集中在军委办事组办公处办
公，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
也应邀派人参加。


北京市革委会于9月6日向全市传达并布置清查工作，至10月9日止就收到各单位上
报非法印制的样本657种（总印数750余万册）；中央各部门报送的样本中，仅非正
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不同版本就收到440种，其中由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
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53％，省、市革委会各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
47％。经初步检查，这几百种本子的内容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问题，主要有：
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引用的语录不准确，泄露国家和国防的机密等。有些
群众组织编印的本子中，将一些大字报和小报、传单中流传的材料均作为“最高指
示”编入。如有一个本子中收入了这样的语录：“王力、关锋本来就不是好人，江青
早就向我汇报过。”“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跟了我40年，功劳那么大。陈毅现在
掉了20斤肉，不然我带他接见外宾。”“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
现在没有人搞，还要他来搞。”有几个地方翻印了这个本子，内容完全相同，但在
封二竟然加上“林彪同志摘编”的字样。有的本子错漏百出，32页中错漏即达60处，
甚至将原文“有五万人之多”一句错印成“有五百万人之多”。有的《最高指示》中，把
毛泽东的名字也印错，有的甚至将林彪的讲话也作为毛泽东语录收入了。清查小组
工作班子经过一个多月的大量工作，最后写了一份工作总结，经李德生审定后向周
恩来汇报。


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对乱编乱印未
经批准的毛泽东著作又一次提出批评。周恩来说：“中央从1966年起就三令五申通
知了多次，不经过批准不准乱印，可他们就是印，把纸张占用了，把塑料也占用
了。”会上有人请示是否可以把战士出版社印的“四合一本”《最高指示》正式出版？
周恩来立即说：“‘最高指示’不要用，就是毛主席指示。将主席诗词也放在这里边
怎么叫‘最高指示’？”周恩来明确地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毛主席语录要认真审
查，要经过中央讨论批准，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本子一律取消，凡是中央规定的版
本就是合法的，其余都是非法的。”


“文革”10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就用了65
万吨，比1950－1965年“文革”前16年书籍用纸的总量（59.34万吨）还多5.66万
吨。这仅是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用纸量，“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等
私自编印的毛泽东著作用纸则多得无法统计。


三种《毛主席语录》的争斗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的流产


《人民日报》编的《毛主席语录》油印翻印本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在内部发行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中共书记处写报
告，说这本语录中摘引了一些毛主席未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或毛主席写的用别人名义
发表的文章，建议重编一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报告经批准后，由中
宣部、文化部、人民出版社抽人组成编选班子进行工作。最初的设想是编成专题语
录，分册出版，田家英等拟定了12个题目，分工进行，后根据胡绳意见改为七本。
经过讨论，认为当前群众对语录简编本的要求十分迫切，应先集中力量编出简编本
语录，七本专题语录是供干部使用的，可以后一步出，于是决定先编选一本。考虑
这本语录和总政版语录的读者对象不同、选材要求不同、内容与公开的不同，在编
出的初稿本中，对总政版语录（收427条）删去157条，选用270条。稿本先后反复
修改7次，共收语录572条。在编选过程中，田家英曾逐条看过，提出修改意见，最
后经许立群、田家英、石西民审定，于1965年10月初联名报送陆定一并中央书记处
审阅。


12月，彭真将语录稿送陈伯达征求意见，陈伯达看到认为编得不好，说“没有体现
毛主席的理论体系”，他另外让《红旗》杂志的人重新赶编了一本。


1966年1月18日，中宣部根据彭真的意见，将人民出版社的送审稿、陈伯达让《红
旗》编的本子连同总政版语录一并上报中央书记处审查。


邓小平、彭真于1月29日在钓鱼台召集会议，讨论语录问题，陆定一、许立群、吴
冷西、姚溱、田家英、石西民等人参加。经过讨论，邓小平最后确定，在人民出版
社送审本的基础上修订出版。会后编选组进行修改和调整，最后定为47个专题，共
收语录646条，其中有38条是根据邓小平指示对十分需要而公开文字中没有的语录
可从《毛选》五、六卷的文章中少量选用的精神新选的。2月28日，许立群、田家
英、石西民三人联名将语录稿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审批。


人民出版社为便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群众学习，还编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百
条》，副题“供工农群众学习兼作识字课本用”，约1.5万字，于1966年10月排出样
本，64开本，每册定价一角五分，计划先由《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然
后各地大量印刷。文化部已向全国出版部门作了布置，仅某省一省就计划年内出版
2000万册。《人民日报》于10月14日用二号楷体字排了四个版面。石西民于15日见到
排过的报纸清样后，还建议将副题中的“识字课本”改为“文化课本”，并改正了部分
语录所注的出处和个别错字。但一直等到11月4日，文化部还未接到中央定稿通
知。这时从人民日报社传来消息，说陈伯达已给报社打电话，以“主席著作的发表
要非常慎重”为由，通知《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负责编选总政版语录的解放军报社将“前
言”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的提法改写。报社党
委在上报送审时，对署名问题提出两种意见，一是仍署“总政治部”，一是为便于公
开出版和对外发行，改署“人民出版社”，这一请示报告最后转到中央文革小组。


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开会讨论语录问题，会议决定将语录“前言”的
署名由原“总政治部”改为“林彪”。12月17日，全国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林彪署名
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从此，这本总政版语录就成为“文革”时期惟一流行
的本子，而费了很大精力认真编选、计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和《毛
主席语录一百条》，都销声匿迹，不为人知。石西民于1966年9月1日写信给人民出
版社负责语录工作的梁涛然，说简编本语录经中央批准后，第一批先印500万册的
计划也成为泡影。


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成为市场上出售的“收藏品”


256开《毛主席语录》与16开版本之比较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内称：“林
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
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
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从
此，《毛主席语录》在书店的门市部中消失。


时间过去了20多年，这种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气候和土壤中出现的特殊出版物，
已成为市场上出售的“收藏品”。据1999年11月26日出版的《邮政周报·生活新周刊》
刊载的一篇《“红宝书”的魅力》文章说：“近年来，收藏品市场上的《毛主席语录》
（即“红宝书”）成为抢手货。其价格被炒得火热，一般的64开小红书，每本要价在
30元至50元，较为少见的版本则要上百，有的珍罕版本甚至上千元，大大超出了普
通旧书的价格。”


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64开塑套精装本每册定价只有四角五
分，上述同期《邮政周报》上刊有《毛主席语录》“市场价目志”，其中：


1964年5月（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52开第一版的参考价是350元，64开第一版
140元；


196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64开俄文版130元；


196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64开维吾尔文版80元；


价格最贵的是“反修医院四红联合兵团夺权委员会”1967年9月油印的64开本64页
版，参考价竟达650元。


[ 本帖最后由 小天火 于 2009-5-17 14:35 编辑 ]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8:03         标题: 林彪“造神”内情——《毛主
席语录》的来历   


解放军战士颂读“毛主席语录”是每天的必修课。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披露，林彪在1962年七千人
大会上及其后竭尽所能奉承迎合毛泽东。1964年5月又率先在军队“创造性”地出版
了《毛主席语录》。
如果说这以前，毛泽东认为《毛选》四卷，已经是些历史资料，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未能写出新的带有指导性的理论著作多少有些遗憾的话，林彪的这些动作使毛
泽东忘却了遗憾，飘飘然起来。
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蚌埠同安徽省委同志谈话时，找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
录》给大家看，说，这个本子不错。这本书共有2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
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
张写短文章。当安徽的同志表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时，毛
泽东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可见，毛
泽东对林彪主持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是非常欣赏的。


[ 本帖最后由 小天火 于 2009-5-17 14:09 编辑 ]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8:04         标题: 《毛主席语录》红遍全国
的背后玄机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
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
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
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二十世纪最流行的“书”


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但由于《毛主席语录》
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
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五十多
种文字印成的五百多种版本,总印数为五十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三十多亿人
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
“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上个世纪60年代，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那
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近乎宗教
仪式。


作为软武器，《毛主席语录》也曾直接用于“反帝、反修”的战场。


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
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
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
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留在巴
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
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
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
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
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
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每念
一次毛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
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
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
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馆黄镇同志和宋之光同志为了维护国家利
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为了中法友谊不受伤害，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
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


林彪提出“三十字方针”


“红宝书”的疯狂泛滥，与林彪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
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通常所说的庐山
会议。这次会议后，林彪掌控了军权。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开始在全军掀起学习毛
泽东著作运动。


1960年九十月间，林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
学”，“立竿见影”。1961年1月，他在“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
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
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
下功夫。”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
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在这之前，他还曾主张要把毛主席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


《毛主席语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编发出来的。


根据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1日起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
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全军官兵“活学活用”。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任务，解放军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当时在报社资料室
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语录卡片资料工作的田晓光具体负责
这项工作。每天下午在报社的编前会议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然后由她
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开始几天，这项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但过了一段时
间，麻烦就出现了，有时把《毛泽东选集》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几乎
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报社决定派出以副总编辑唐平铸为首的一行人到其他报社参
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著作中可以独立
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
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
席语录》，就是在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解放军报建议编
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


一天，唐平铸突然给田晓光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他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
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田晓光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他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
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他们
索性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餐桌上也能见到点油腥了。所以，1964年的元旦也显
得比前两年诱人。也就是在这元旦前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
田晓光和同志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
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也降临到神州大地，在场的人都无比振奋。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
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


“语录”从军内走向全国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
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
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
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
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再版发行。新版本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并用红塑
料封皮，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依旧限于军内发行。


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
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
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
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
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
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
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
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
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
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
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红宝书”也就由此得名。


毛泽东本人赞成吗


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曾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
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
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
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
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
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此致


敬礼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在田看来，这封
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第一，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
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
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
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泽东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
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红宝书”最高拍卖12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使得红色海洋的狂热波涛戛然
而止，“红宝书”迅速由热变冷。


经过了这场变故，当年曾创世界出版纪录的“红宝书”如今已所剩无几，存世量极其
稀少。正因为如此，“红宝书”已成了许多收藏家们极力寻找的“文物”，其在文物市
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本世纪初，一本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著名的苏士比
拍卖行拍卖时，居然卖出了折合人民币12万余元的高价。


“红宝书”的热销固然有政治的色彩，但并非全是政治的因素。“语录”出版后，立即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深受欢迎，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这其中，毛泽东文章的
魅力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毛泽东在其一生中，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包
含着精深的思想、严密的逻辑、精美的语言、丰富的知识，既气势磅礴，又文采飞
扬。而“红宝书”中所收录的都是毛泽东文章中的名言警句，这些警句更是朗朗上
口、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无疑能深深地打动广大读者的心。正因为如此，许许多
多人疯狂热衷于读毛泽东的语录也就不难理解了。


“红宝书”的影响固然有时间的限制，但并非没有长久的价值。里面的许多警句并未
过时，仍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识的问题是一
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
包袱，开动机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警句已经
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并将会继续发挥其影响作用。


[ 本帖最后由 小天火 于 2009-5-17 14:46 编辑 ]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8:06         标题: 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变化     


毛泽东改变中国，影响世界，中国各族人民由衷地拥护和爱戴他。由于封建主义旧
思想、旧意识的浸染，这种情感很快便转化成个人崇拜。面对扑面而来的个人崇
拜，毛泽东经历了由反对、欣赏、讨嫌的过程。


反 对


毛泽东在成为党的主要领袖的很长时间里，一直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反对过分地颂扬个人。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针对
党内同志要给他做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指示说：……生日决心不做。
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
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
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5年4月，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一再表示：“决议案上把好事
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
人，那就不成其为党。”在中共七大上，他说：“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
上、政治上，在党务工作上，我都犯了许多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
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经济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毛
泽东告诉人们，他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而知之，是人而不是神。


1950年5月20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
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在阅读这份报告后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同年9月20日，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要修理毛泽东故居，并和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
人去信说：“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
为至要。”10月27日，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向中央呈送报告，要
求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铜像，毛泽东立即批示：“不要这样。”


1956年4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针对斯大林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斯大林之所以在他一生的后期，越陷
越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集合的制
度。毛泽东认为，中国党内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集体领导的政
治制度，防止突出个人、个人崇拜的现象在中国党内出现。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
决定。从1948年11月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都将“毛泽东思想”删去，
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1954年12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说：“毛
泽东同志曾批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


党内民主，国家兴旺，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段是为明
媚、和煦的时光。


欣 赏


中央集体决定的经济建设反冒进的方针，毛泽东可以违背，甚至多次予以严厉的批
评，于是，党内高层形成这样的观念，对毛泽东个人意志不可忽视，必须服从。相
反，毛泽东却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冒进
思想，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因此，1958年3月，他在成
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
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
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
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
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
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
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显而易见，毛泽东已
经放弃反对个人崇拜的初衷，甚至欣赏起个人崇拜。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
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
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长期以来，在我们脑
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
席的是非为是非。1959年9月，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这个人，历来积极
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就是说提高毛主席的
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
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党内的很多高级干部大致都讲过类似
的话，这也就在事实上助长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1962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的沉痛反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地自我检
查，承担责任，并且重提民主集中制，强调实行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毛泽东似乎
有意纠正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一言堂”。可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进
一步否定斯大林，再次强调反对个人崇拜，又使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他担心中国会出现赫鲁晓夫，担心中国会重演苏共二十大的事变。1963年6月，毛
泽东主持制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就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反
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进行专门阐述：近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整学说，提
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按：即反对个人崇拜)，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
“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
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1964年秋，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毛泽东老友、美国记者斯
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斯诺说，
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
有点个人崇拜。过了五年，毛泽东再和斯诺见面时，仍然不讳言个人崇拜，他说：
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
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
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
混得下去呢？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说：“1966年8月以后，中国人又朝一个方向
前进了一步，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在五十年代早期的苏联也没有过
先例。我已说过，这就是不仅认为毛的思想具有神效，而且认为刊登毛思想的物体
——小小的红塑料皮的《毛泽东语录》——也具有神效。”细心的施拉姆曾将1966年9月4
日《人民日报》，与1952年11日《真理报》进行比较，在两份同等级别党报的六个版面
上，毛泽东的名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280次，斯大林的名字在《真理报》出现99
次。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毛泽东的照片占了整个一版，而当年斯大林的照
片则只占《真理报》四分之一的版面。由此，施拉姆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毛的崇拜
已到了使斯大林的相形见绌的程度。”


讨 嫌


毛泽东欣赏个人崇拜，但又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
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
吹，全党全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甚至感到自己是不得
已而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觉，所以，他又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
鬼，借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


1966年7月，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以后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
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多次要求降低颂扬他的调子。可是，个人崇拜的浪潮经林彪
等的推波助澜，已经达到狂热程度。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67年9月20日他在武
汉同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等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
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
了。”隔年5月下旬，他又来到武汉，看到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吩咐统统
摘下来。他针对林彪称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
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
话怎么可能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不
久，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专门发出文件指示，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
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早请示、
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多次讨论了个人崇
拜的问题。毛泽东针对斯诺的问题，回答说：现在不同了，崇拜得过分，搞许多形
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对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说：“八届十
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
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位立像，日晒
雨淋，可怜噢！还有那四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中！”


到疾病缠身的暮年，毛泽东总有一种夕阳晚照的沧桑感。1975年国庆节的那天，他
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的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
连忙安慰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却认真地说：“怎么不会
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
的唯心主义。”这是毛泽东晚年对个人崇拜的最后的批判。


（苍英摘自《党史文苑》）


[ 本帖最后由 小天火 于 2009-5-17 14:43 编辑 ]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8:07         标题: 个人崇拜中的林彪“厚黑学”     


50年代末形成的个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林彪
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尖声高呼“四个伟
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号召人们“活学活用”、“走
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用“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精神
超过物质论”武装头脑，做忠于领袖的“好战士”。至“文化大革命”中，神州大地被
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
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


50年代末形成的个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林彪
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尖声高呼“四个伟
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号召人们“活学活用”、“走
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用“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精神
超过物质论”武装头脑，做忠于领袖的“好战士”。至“文化大革命”中，神州大地被
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
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


某报1968年4月13日的报道，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画面：


“3月23日7点30分，卫生科全体人员迎着初升的红太阳，高唱《东方红》，背《老三
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手术室里，四壁挂起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
张□□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安详地躺
在病床上。病人呼吸困难，在场首长立即用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
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鼓舞大家很快地查明了原因。……是瘤子上的
膜，还是腹膜分不清，党支部书记及时地用毛主席的教导激励他们：千难万难，有
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难。他们终于认清了这层是腹膜……”


一家报纸的资深编辑，对个人崇拜时期办报情况做了如下回顾：


“当一版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
席的方向。甚至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
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
个电灯。报纸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
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过严格检查后，
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
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


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些事情是多么不可思议和荒诞可笑！然而确确实实是我们这一
代人，曾以无可奈何或崇高而严肃的心情这样干过的。让后来人永远记住这些愚昧
而荒诞的历史画面吧，这就是个人崇拜！


林彪所以走红并非都因骗与受骗


曾几何时，人们把林彪称为“政治骗子”，全党上下讨论“如何识别政治骗子”，结果
越讨论越糊涂。究其原因，盖因文不对题。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
以心平气和地说：林彪并不全是“演戏”，毛泽东也并不全是“受骗”。


建国以后，50年代毛泽东重视林彪，主要出于对军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考虑。毛泽
东历来重视军队，夺取政权年代曾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全国政权以后，
十分重视军队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军队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十大元帅
排名第二的彭德怀，抗美援朝回国以后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不久，毛泽
东对彭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认为“不懂政治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后
来，由于个性不同和某些意见分歧，甚至对彭德怀个人也有所疑虑。毛泽东在庐山
会议上曾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十大元帅排名第
三的，因养病未担任具体工作的林彪，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给他
的任务是，好好养病，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出了
问题”，林彪作为“援兵”大力支持毛泽东，狠批彭德怀，慷慨激昂地对彭说：“只有
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
心。”庐山会议以后，自称没有“野心”的林彪取代彭德怀，于1959年9月17日，出任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


进入60年代，毛泽东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想法，逐渐
占主导地位。面对党内许多人“跟不上”，领导人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政治
局面，毛泽东没有反思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而是归咎于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认
为“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他企图通过加强个人崇拜的办法，进一步推行自
己的主张。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的一系列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
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活学活
用”的热潮。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捷径论”
(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最高指示论”
(“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
读、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为“个人崇拜”大造了舆论，其实用主义、形式主
义的恶劣学风，更是祸及全党全国。


党内的有识之士，曾对林彪的这一套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甚至是公开的批评。主
持全军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在60年代初“活学活用”刚出笼时，就表示不赞成。
他说：“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
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
方。”后来，他又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
考虑，这句话有毛病”，“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好?”林彪当面不吭声，
会后却认为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事情反映到中央，中央书记
处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1975年9月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谈
起这段历史时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
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
见。”后来又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虽然不认为罗荣桓是“反毛”，但却支持林彪
的主张，批示总政“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并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提出了几个
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由于“左”的思想作祟，50年代末搞的“大跃进”带来大损失。为总结经验教训，1962
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故
称七千人大会。面对许多人对中央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也号召发扬民主，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内心里并没解
决问题，甚至对批评很反感。这从“文革”初期江青曾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
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可以得到印证。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摸准毛泽东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大跃进”造成的
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
入”，并极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认为发生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
指示”去做。最后林彪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
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
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
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归于毛泽
东个人，而且把毛泽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
验，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林彪的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怀着
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
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作不出来。在我们党面临困难，应该也有可能清
醒些的时候，林彪继续散布个人崇拜的迷雾，为全党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
确总结经验教训设置了障碍。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
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
林彪一贯自我标榜：“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
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
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用林彪
自己的话说，即“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
的力量”。1964年以后又提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
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
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林彪还以“突出政治”为标准，把干
部分为两大类，“突出政治的”，“就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表
示“谁不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说来也是巧合，林彪的“突出政治”刚提出，在部队内部又受到一位姓罗的抵制。不
过不是罗荣桓(他已于1963年12月去世)，而是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
卿。罗瑞卿1965年1月9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表示：“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
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
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同年11月，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诬告罗瑞
卿“反党”、“反毛主席”、“逼林彪让贤”。12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
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
们，大家应有所警惕。”12月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
“篡军反党”罪行，会后解除了罗瑞卿的总参谋长职务。


[ 本帖最后由 小天火 于 2009-5-17 14:46 编辑 ]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8:08     


然而围绕“突出政治”的争论并未结束，1966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明确
表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生产上”。4月，《人民日报》发表三篇由周恩来审定的关
于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之中”。这些主张，当即被作为“资产
阶级观点”受到批判。林彪授意某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7篇“突出
政治”的社论。其“五论突出政治”集中宣传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毛主席的
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
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
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个人
崇拜气氛，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林彪本人在一片个人崇拜气氛中，也被涂上神圣的光环，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最
好的接班人”，并且载入庄严的党章。当时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
示》，在“编者的话”中对林彪做了20个“最”的评价：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国人民最
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
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
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
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


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三个口号是“高举”、“突出”和“紧跟”。这三个口号，画龙点睛
地体现了个人崇拜的“精髓”。林彪垮台以后，仅仅说林彪的“高举”、“突出”、“紧
跟”“是假的”，而不对口号本身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清算，其影响是难以绝迹的。


关于“高举”：


林彪上台伊始，即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当做口头禅。在他的倡导下，报纸
天天登“语录”，文章篇篇引“语录”，大会小会诵“语录”，各种文件顶格印“语录”。
后来发展到个别地方买东西、打电话，也要先背一段“语录”。“文革”中，对立的两
派搞武斗，更是少不了“打语录仗”。


对于林彪的这一套“高举”，虽有狂热响应者，但不少人有反感，更有少数勇敢的思
想先行者当即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陆秀兰，写文章
指出：“把毛主席语录叫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把毛主席
说成封建皇帝了”。西北工业大学姜明亮等人，1968年4月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表
示：“马克思主义认为，凡真理都是相对的，……认为一个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
有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后，才出现所谓金口玉言之说”。提意见者虽然惨遭厄
运，他们的思想光辉却永照后人。


每读这些史料，不能不使人内心受到一次震撼。笔者与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
样，直到1971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才进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反
思：林彪为什么能“打着红旗反红旗”，并且让如我这样的许多人“上当受骗”呢?一
个重要教训是，不管什么事都不能盲从，都要问问科学不科学，信仰离开科学，就
要变为迷信。


关于“突出”：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著名的讲话：“毛主席活到哪
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
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根据这一思想，《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
日，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
对权威》的著名文章。后来，从理论上和历史上掀起“突出领袖”的狂潮。当时曾出
笼过《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鼓吹历史上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正确，其他领袖不是反
面教员，便是正确领导的陪衬，整部党史就是毛泽东单枪匹马和其他少数领袖人物
的斗争历史。这部《斗争史》的虚伪性，人们从近些年披露的大量史料中已有所了
解，不再赘述。这里，介绍一下当年由林彪骨干控制的某重要单位，是怎样大造舆
论，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的学说，赤裸裸地宣扬“领袖决定一切”的。


该单位于1970年11月3日炮制出一个关于领袖问题的理论性文件，名曰：《永远忠于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学习关于领袖、政党、政权、
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体会》，要点如下：


(1)在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五个关系中，领袖“是群众的灵魂”，“必须承
认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
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命运，决定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
命运”。


(2)“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决定着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着我们国家
性质，决定历史的发展”，“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党，没有政权，就没有无产阶级和
劳动人民的一切”。


(3)“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这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需
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需要”。


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赤裸裸地宣扬“英雄创造历史”、“领袖决定一切”的唯
心主义理论，实属罕见。然而，如果仅仅把这看成林彪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很
难理解为什么在林彪垮台五年以后，又掀起过一场“突出华国锋”的新高潮，其形
式、规模、气氛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如×报1976年10月29日文章宣称：“爱不爱我
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
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还有许多报刊、杂志，称华国锋是“江山永不变色”的“可靠
保证”，“有了领袖华主席，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要求人们“像热爱毛主席那样热
爱华主席”，“无限信赖”、“永远忠于”华主席。


接二连三的出现“突出领袖个人”的历史教训，说明不只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
党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如何科学地认识领袖的作用以及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并
未搞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率先提出“领袖是人不是神”，老革命家叶
剑英重申列宁的思想：“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
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
出个人，独断专行，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胡耀邦在《做一
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
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他认为“突出个人”造成的危害是：“第一，根
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
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
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庄重地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
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并着手解决高度集中体制的问题。


关于“紧跟”：


本来我们党并没有“紧跟”这个提法，1958年个别领导干部提出，“跟着毛主席走，
就不会错的”，毛泽东当即指出这话不正确。他于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
表示：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某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某”就是指的我——毛
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胡里糊涂
地跟，要独立思考，什么都跟就不好。


可惜的是毛泽东这一正确思想，随着个人崇拜之风盛行，而被抛弃；林彪提倡的
“紧跟”口号日益走红，并且形成一种浓厚的风气。


“紧跟”口号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已讲得明明白白。这一口号在整个个人崇拜
时期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也早已有目共睹。如：由此形成的不管是非曲直，闻风而
动，一哄而起的盲动作风；虚张声势，比谁嗓门大、调子高的形式主义作风；看风
使舵、投机取巧的虚假作风，等等。


我这里想进一步讲讲提倡“紧跟”的林彪，其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什么是“紧跟”?
为什么要“紧跟”?这对我们理解他的“紧跟”口号，颇有启迪。


“九一三”事件以后曾出过不少“林彪罪行材料”，其中有林彪和叶群的读书笔记、札
记之类的东西。现摘录几段，并稍加评析，奇文共赏。


其一，“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
到，迟了被动”。林彪把党的领袖与干部群众的关系视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领
袖的话具有绝对权威，不管对错，说一不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只许唯命是从。——此为“紧跟”含义之一也。


其二，“党性，遵命性也”，“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这里林彪把党性——共产党
员为崇高理想而自觉献身的精神，歪曲为只是对领袖和上级的盲目“遵命”。把民主
集中制仅仅归于服从和纪律，取消了“民主集中制一个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即取消了党的民主精神。——此为“紧跟”含义之二也。


其三，“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
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
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此话赤裸裸的表明林彪以个人得失为中心，
投上所好，看风使舵的投机心理。——此为“紧跟”含义之三也。


其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不
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这番话暴露了林彪“当面说好话，
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阴谋家的嘴脸。——此为“紧跟”含义之四也。


林彪的这四种心态：封建主义的君臣心态；反对民主的专制心态；为个人得失不讲
原则的投机心态；心怀叵测的阴谋家、两面派心态，充分展示了他所鼓吹的“紧跟”
的本质，值得后人深思。


试解林彪之谜


林彪生前乃至死去多年，仍然躲在一团神秘的迷雾之中。他的所作所为，黑白反差
之大，令人目瞪口呆，不可思议。在许多人心目中，林彪已经成为“虚伪”、“阴
谋”、“两面派”的化身。其实，林彪并非天生的两面派，甚至并非专事阿谀逢迎的
人。和林彪共事几十年的聂荣臻元帅，谈到建国以前的林彪时说：“我觉得他比较
年轻，世故不多”。曾任毛泽东多年卫士长的李银桥也说：“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期
间，林彪来见毛泽东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
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
事将领，彭德怀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林彪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成为“语录不离手，
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和推动个人崇拜的急先锋呢?


邓小平曾讲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
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
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于我们
国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实行的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
少数人手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形成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
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君臣父
子关系，猫鼠关系。在这些地方和单位，根本不谈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
主。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正是这种高度集权体制的历史产物，其实质是对领袖手中
具有的无限权力的崇拜。


林彪念念不忘“权”，对“权”的力量与作用，颂扬到顶礼膜拜的程度。他离开政权与
权力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奢谈：“权的占有是总的占有，有权就有一切”，“没
有政权，就没有一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
这两杆子”。最终，林彪把对权力的崇拜，归结为对掌握权力的人的崇拜，鼓吹：
“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领袖决定政党、政权的性质”。我们从权力崇拜角度去看林
彪，就不会对他一方面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方面又看出毛泽东存在的某些问
题，并在一定条件下妄图加害毛泽东，当成不可理解的事。他崇拜毛泽东，是崇拜
毛泽东手中具有的绝对权力，林彪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也，天
也”，他还说：“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这表明，在林彪看来，谁掌握绝对权
力，就应该全心全意崇拜谁，这是“大德、大勇、大智”，乃天经地义。当然，这种
个人崇拜的核心是“为己”，如叶群所说：“得一人得天下”。林彪妄图加害毛泽东，
还是权力崇拜作祟，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B52好景不长”，“领导权落到谁的
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于是不顾一切的密谋抢班夺权。我们研究和总
结林彪问题的历史教训，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揭露某个人的品质和欲望上，而要对林
彪所代表的作为高度集权体制反映的“权力崇拜”思潮，进行认真的批判。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全书》指出：“权力是迫使他人或团体作出某种行为的能力”，国
外学者马克斯·韦伯也指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
力”。这说明权力本身有很强的“支配性”和“不平等性”，再加上权力持有者，会或
明或暗地享有许多特殊的利益，以及普通人难以享有的地位、荣誉和精神上的满
足，权力又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和腐蚀性。权力崇拜思潮，正是权力具有的这种诱惑
性和腐蚀性的产物。权力崇拜思潮极力鼓吹权力是一种“占有”，完全不讲“权力是
一种社会责任”，把掌权者当成社会的主人，而不是“社会的公仆”；它鼓吹权力万
能，有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牢牢地把住权力，就可以万寿无疆、永远健
康，而不知权力的基础在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它鼓吹“官大
表准”、“有权就有真理”，提意见者一律视为“反对真理”、大逆不道，殊不知“人民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批判林彪鼓吹的“权力崇拜”思潮，是进一步改革领导体制、根绝个人崇拜不可缺少
的一课。


[ 本帖最后由 小天火 于 2009-5-17 14:47 编辑 ]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8:09         标题: 周总理谈毛泽东怎样看
个人崇拜     


周总理接见美国作家韩丁 谈毛泽东怎样看个人崇拜


1971年，周恩来曾五次接见美国著名作家韩丁，下文根据谈话整理加工。


毛主席在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经说：“我像一个打伞和尚(无发无天)”。这是一
句双关话。打伞的和尚就是一个像孙悟空那样的造反者，不受制于既定的规章制度
或惯例常套，不管是俗界的还是神的。


毛泽东主席是在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交谈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胜利，但
也出现了一些逆流。


最不好的事情是绝对化的倾向，想问题绝对化，说话绝对化，这是毛主席很不高兴
的事情。例如讲到毛泽东主席时所用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
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陈伯达最初提出来的。他在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
会期间，就被解除一切职务了。


毛主席说，“导师”(教员)应当够了，但是要把四个减为一个，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我们作了很多的努力。现在，得以把名称减为“伟大领袖”或“伟大导师”。毛泽
东主席希望也把“伟大”这个形容词去掉，就单纯是“导师”(教员)适合他，但群众不
会赞成。


再就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个口号了。这完全是错误的。怎么可能
有绝对的权威？毛泽东主席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是权威，但至于不是他活动范围内的
问题，他怎么可能是这方面的权威？此外，也有一个时间问题。一个人今天可以是
权威，但明天也是权威吗？如果人们使毛泽东思想变得绝对，那怎么能够有发展？
再说，权威只能由人民群众认可和拥护，关于树立权威的一切想法是错误的。


还有就是毛主席画像和塑像，不顾时间或环境，到处张挂陈列，搞得太多了。对
此，毛主席曾笑着对埃德加·斯诺说：“看我站在那里受到风吹雨打。实在可怜！”


在北京旅馆出售货品的柜台上，有大大的一幅毛主席像。我问售货员：“毛主席是
在柜台上为你们服务吗？”在电梯里也有一幅毛主席像：“毛主席是替你们看守电梯
吗？”我向司机问道。所有这些是做过火了，那是有害的。


对于一个领导人，人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值得尊敬？第二个问题
是：你是被群众承认为领导人还是别人把你的形象人为地树立起来？


谈到崇拜，华盛顿的名字是使用得很多的。美国国会大厦叫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
州，还有其他许多地方和事物都用上了他的名字，可是人们不能说这是人为的。在
回顾历史时，美国人们不能否认华盛顿的作用。


所以，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地讨论了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一个领导人应当始终谦虚
谨慎，而这就意味着从实际出发。


(摘自《周恩来自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8:11         标题: 各版本“红宝书”汇编     


人民日报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油印翻印本


英文版《毛主席语录》


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第二版


江门市“革委会”印制的《毛主席论对敌斗争语录》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毛主席语录》的态度。（《中外书摘》2004第12期）


1970年某地编印的《毛主席语录》14页


天津某厂编印的《毛主席语录》15页


[ 本帖最后由 小天火 于 2009-5-17 13:53 编辑 ]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8:13     


[ 本帖最后由 小天火 于 2009-5-17 14:29 编辑 ]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8:17         标题: 龚育之访谈：编毛选、
邓选与起草文件的若干细节     


■第一次小范围内见到毛主席1964年8月18日，正在北戴河的毛泽东主席邀请了几位
理论工作者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谈话。当时在中宣部科学卫生处从事自然科学理
论研究工作的龚育之参加了这次会见。龚育之是湖南人，听得懂毛主席的湖南口
音。正是他记下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曾涛(“科学人生”电视栏目主持人，以下简称“曾”):龚教授，据说，这次谈话只有
您做了记录，那么，您还记得那天做记录的情景吗？


龚育之(著名党史专家，以下简称“龚”):我当时不知道毛泽东同志并不大喜欢他讲
话的时候别人做记录。有些正式场合他也让人做，有些非正式场合他并不希望别人
做。毛主席说过，我讲话你要听嘛你就好好听，你不好好听去做那个笔记，那你还
听没听？但是我不知道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习惯。我觉得这是次机会，毛泽东要讲话
了，我就随便拿个笔记本自己做了这个尽可能详细的记录。


曾:听说，这是您第一次在这种小范围的场合面对面地见到毛泽东。当时介绍的时
候，毛泽东还对您的名字发表了一番评论。


龚:毛泽东有一个习惯，他新认识一个人，问你叫什么姓名，就借你这个姓名开一
点玩笑。当时，我和邵铁真两个人从来没有机会跟毛泽东接触，他就问我的名字。
我说我叫龚育之。他说怎么写？我说“育”嘛，教育的“育”，“之”嘛，之乎者也的
“之”。毛泽东说，哦，你是搞之乎者也的啊！我说不是。他说，那你是干什么的
呀？我说我原来学自然科学。当时人家介绍时，向毛泽东介绍我的父亲是谁。我父
亲龚饮冰跟毛主席认识。建国以后，我父亲当第一届中央轻工业部的党组书记，部
长是黄炎培。这些，毛泽东当然都会知道。但是，他还知道我父亲的历史。他说，
就是那个“和尚部长”。因为我父亲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曾经以居士的身份跟佛教界
的一些人往来，这样掩护他的地下工作。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毛泽东也知道了。他
说，哦，那你就是那个“和尚部长”的儿子啊。


这次谈话的当天晚上，龚育之根据记录，向同在北戴河的彭真作了汇报，回到北京
以后，又向陆定一、周扬作了汇报。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还要龚育之在中宣
部部长办公会议上，以可以记录下来的速度作了详细传达。


■进入编辑毛泽东著作的核心层那次见到毛泽东后，可能连龚育之自己也没有想
到，毛泽东研究在以后竟成为他一生的事业。在党的文献研究中，他下功夫最多的
是毛泽东的文献研究，在编辑毛泽东著作的岗位上工作了12年。


20世纪40年代后期，跟随中共地下党的父亲转移到香港的龚育之，第一次读到了毛
泽东的著作。龚育之从香港到北京读书以后不久，北京就解放了。1949年2月3日，
在北京的一家书店里，龚育之发现了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他花了800斤小米的价
格，买回了这套书。“文革”中，龚育之被打成“黑帮”。但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收
集红卫兵印刷的毛泽东著作。有一次在街头，他用儿子珍藏的毛主席像章去换回一
套他没有的毛泽东著作汇印本。


曾:“文革”期间，您读了很多毛泽东的著作，并且还产生了编辑一部毛泽东文集的
想法。


龚:是的，那段时间不但读得多，而且我还试图为自己，不是为别人，更不是为出
版，编一部毛泽东文集。因为那个四卷只有四卷哪，那时红卫兵收集解放以前的、
解放以后的东西，多得很。所以，我除了想办法能够买到红卫兵的之外，我还向别
人借。哪本我没有，哪本大部分有可还有几篇没有。于是我就抄，反正那时候住在
“牛棚”里头，有的是时间抄。我搜集的版本、抄写的东西存了一大书架子。就我手
上搜集到的东西，我编了毛泽东选集以外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并按时间给它
排上目录。这不是谁叫我编的，我是要学习一下，整理一下，做点工作。所以，后
来让我到“毛选”工作岗位上工作，我觉得挺高兴！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能看到的不
是街上搜集来的东西，而是档案，是最珍贵的文献，参与挑选、编辑、加工，我觉
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文革”后期，调我去参加“毛选”的编辑，我自认为还是
有准备的，也有很高的兴趣。


1975年，一个历史机遇让龚育之进入到毛泽东著作编辑的核心层。那一年，在邓小
平、胡乔木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材料组，开始编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
这一年的10月，已经被解放的龚育之从教育部调到这个组，开始了这项在当时属于
高度机密的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不久，报上登出了中央的决定，出版《毛泽东选
集》第五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
室也成立了，龚育之担任这个办公室理论组的负责人。


曾:1980年5月，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为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这是怎么回事？


龚:《毛泽东选集》出来了五卷，又宣布了还要往下编，还要编全集，自然就需要成
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极高规格的。谁是委员会的主任呢？
就是华国锋。谁是编委呢？就是全体政治局委员。所以说，这不是一部分人，而是
以华国锋为主、全体政治局委员为委员组成的这么一个委员会。这当然是因为极为
重视毛泽东著作，把他们都摆在这个位置上了。具体工作呢，就是成立了一个中央
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那时由汪东兴负责，实际负责的人
就是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后来改成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是这个办公室。它干
什么呢？就把中央已经宣布的五卷出了，还要出六卷，还要往下出，还要出全集，
这就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个事儿。后来呢，就不光是出“毛选”啊，大家对周恩
来很怀念，要出“周选”啊。刘少奇平反了，要出“刘选”啊。毛、刘、周、朱都要出
啊。民主革命时期五大领袖之一任弼时也要出啊。现代的文献，三中全会以来的文
献要出啊。邓小平、陈云也都要出啊。这样的话，这个办公室就改叫中央文献研究
室，不只是出毛泽东的著作，扩大到周、刘、朱、邓、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本薄薄的小书由三联书店出版后，成为当年最畅销的著作。
这本书就是龚育之参与主编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书中披露了许多档案材
料，让人们看到一个一生手不释卷的毛泽东形象。这本书开启了用文献资料宣传毛
泽东的先河，而在以后的许多年中，中央文献研究室更是通过电视和著作，不断地
向公众解密党史资料，展现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形象。


曾:您对毛泽东有着方方面面的研究，看过大量的文献，写过多部关于毛泽东的著
作。那么，您眼中的毛泽东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龚:毛泽东当然是一个伟大人物，不管后来他犯了多少失误，但是他领导了中国革
命取得胜利。他是一个政治上的伟大人物。周恩来也是伟大人物，但周恩来主要是
个政治家，或者还可以叫比如外交家或者什么的。毛泽东则不同，毛泽东的文化素
养，知识兴趣，比周恩来广泛。比如毛泽东那么关心自然科学问题，他做过那么多
大事儿，注意讲发展矛盾的辩证法的文章，注意达尔文的文章，提倡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他把这些都引用到他的政策观念当中来。我也非常佩服周恩来，但是觉得
他在这方面，没有毛泽东那么丰富。


龚育之钟情于文献工作，他将自己的自然科学的严谨学风与党史研究结合起来，乐
此不疲。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调他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党
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毛泽东研究工作。


■学习邓小平著作与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88年，龚育之离开了工作12年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出任中宣部副部长。


1991年十一前后，62岁的龚育之不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在这段较为轻闲的时间
里，他集中研究了邓小平的思想。
作者: 小天火    时间: 2009-5-17 08:17     


几个月后的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世界。


曾:1992年4月，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四万五千字的长文，连续三天四大
版，这被学界称为又一大震动。当时这篇文章刊出的背景是什么样的？


龚:我是1991年帮胡绳写完《中国共产党的70年》的。我在国庆节后得到中央通知，
不再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了。那么，做点什么呢？我感觉到当时的空气比较沉闷，觉
得应该做一件事，就把邓小平的著作系统地学一下。我就把中宣部的资料室全部剪
报看了一遍。这样，我才有当时认为是重要的发现。比如说，邓小平接见一个外
宾，接见一个来访者，他谈的一些话在当时报上都有若干内容，但不是全文报道。
有若干谈话的内容，在报上也登，谈话内容也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把它整个
读了一遍，重新温习嘛！这样我觉得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框架有所收获。比如说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重要论题，邓小平讲过若干次，邓小平接见外宾
的消息里面这个话也有，但是出版小册子里还没有编进去。再比如说，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像这样
的话，邓小平也讲过。我就觉得我要把读邓小平全部著作，不光是已经出版的，还
包括在报刊发表过没有整理出版的，把我的新的体会写一篇东西出来。这个时候，
也就是3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震动了世界，震动了全国。我当时有个想法，
就是赶紧把我已经做的那些准备好、搜集够，然后把它整理成一篇读书报告。这篇
读书报告，引用很多邓小平的话，包括没有收入集子里的话，所以写得比较长一
点。那时候刚好在开“两会”，我是政协委员。在宾馆里，《解放日报》的同志找到
我，问我有什么稿子啊。我说稿子倒是有一篇，比较长，也可能有人赞成，有人不
赞成。我说你敢不敢发表？他说，你拿给我看看。我就交给他了。没有两三天，他
大概回了解放日报社，说我们给你发表，全文发表，连载几天发表！


在这篇长文中，龚育之呼吁编辑出版新的《邓小平文选》。他没有想到，不久以后，
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任务真的由他和郑必坚、逄先知来执行了。


1993年9月2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定稿。12月9日的清晨，邓小平同志起床后，
让秘书请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三位同志合影留念，但龚育之当时正在海南参加
学术会议，没能赶回北京，从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曾:你们在邓选的编辑过程中一直没有和邓小平本人见过面？


龚:你听我讲呀。我们写了14次报告，最后一次给他写了一个总结报告，我们几个
人都没有直接跟他接触，都是听王瑞林传达，说他很高兴，说了四个字:“大功告
成！”后来，我们写了一个总结报告，他批了四个字:“我都同意。”他批这四个字是
在9月27日，所以我们那个“邓选”编辑的定稿就写了9月27日。我们做这工作，从心
情上讲，当然很愿意见见他，但是他那么大年纪，那么高的领导，我们不好明确提
出这种要求。我想王瑞林大概也理解我们这个心情，所以后来王瑞林说到他家里去
一起照个相作纪念。不巧，我那天不在北京，就错过了这次见面机会。


■起草党代会报告


从党的十一大到十六大，龚育之都是大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这种特殊的经历，使
他对2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的路线和方针有着特别深刻的体会。


曾:从十一大到十六大，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作为参与者来说，您的体会有什
么不同？


龚:召开十一大时，华国锋是党主席。十一大，后来历史也有评价，说十一大批判
“四人帮”、主张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正确的。但是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还是肯
定的，还是在毛泽东讲的“三七开”的框架底下批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但是
从根本上还是肯定的。所以，从这次代表大会的参加来讲，我知道了历史的艰难，
也开始知道历史转折的不易，认识到历史转折还没有基本完成的时候，比较匆忙地
开这样一次代表大会，对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是不够慎重的。所以，我觉得十一
大还是一次失败的不成功的党代表大会。我作为一个文件起草者，这里面教训也很多。


十二大以后就不同了。十二大是在“历史决议”清理了历史是非之后才开的，是一次
在拨乱反正、历史转变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二大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这个主题还不是出现在胡耀邦的主要报告里面，而
是出现在邓小平的开幕词中。邓小平的开幕词最先让两个人起草，我是一个，当然
后来初稿出来以后还要通过上面主持的人来讨论，最后由邓小平本人定稿。我是参
与者，对十二大报告的开幕词的产生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的出现，还
是做了一份工作，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的。


后来继续参加十三大、十四大报告。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个重
大理论发展。起草十四大报告时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是因为我在理论界还比较活
跃。而且十四大报告是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基础的，主持起草者又要考虑一些原
来参加过党中央代表大会报告的人也参与一下为好，我是其中一个，郑必坚也是其
中一个，逄先知也参加了。我们都写前面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
部分，这一部分在十四大报告里面还是重头的一个部分，也是得到好评较多的一个
部分。十四大报告又有前进，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个重要理论发展。


到十五大报告，因为我们还有活动能力，所以继续让我们参加。十五大报告是在邓
小平刚刚逝世之后，邓小平刚刚逝世的时候，那些讣告、悼词，当时都让我参加
了，这些是江泽民做的，当时让我都参加，后来起草十五大报告也让我参加了。十
五大报告是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十四大有这个意
思，但还没有这么一个简明的概括。到十五大，小平逝世以后，概括出了邓小平理
论，而且作为我们党的旗帜，展开论述了。这样就延续到十六大，十六大还让我们
参加。十六大又有新的东西，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建设小康社会，
讲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提出社会更加和谐，讲到要发挥各种积极性，要所有的人
都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这么一个局面。十六大以后，
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大概是沿袭过去吧，还让我参加。


■党史感怀


曾:您参与那么多党的重要文献的整理、党的重要报告的起草，那么，回过头来
看，您对中国这样一段历史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龚:可以说是“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有几十个人，掀起大革命才有几百个
人，到大革命失败后只剩下5万人，后又兴起来了，但是经过长征，到了延安只剩
几万人，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关头，尽一份力，而且尽了很大一份力，才造成中
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分量上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到全国胜利，这段历史当然
波澜壮阔了。建国以后，我们建立这么大个按人数讲是第一社会主义国家，按土地
讲是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很快地这么发展起来，当然也是波澜壮阔。”


一位长期在龚育之领导下工作的学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除了时代的特点和局限以
外，在龚育之的文章中很少出现学术硬伤。作为一位从自然科学转到社会科学领域
的学者，龚育之的严谨和缜密，得益于他的自然科学素养。


(曾涛 )


(本栏目由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协办)


名家档案


龚育之1929年12月生于湖南，著名党史专家、理论家。1952年到1966年在中共中央
宣传部科学处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后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4年调任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95年起同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曾参与主
持一系列中央文献著作编辑工作，参与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参与胡绳主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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