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明：“民粹”误解何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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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六期

“民粹”误解何其多

林子明


    关于民粹主义，最常出现的误解是对“民粹”二字的望文生义。《在北大听讲座——俄罗斯文化之旅》一书就有这样的解释：“……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一个派别，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先驱，就是民粹派，人民之精粹。这些知识分子首先认为自己是人民的精粹……”〔１〕

    《环球时报》的《欧洲民粹主义抬头》一文这样说道：“民粹主义运动发源于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代表人物拉甫罗夫以人民的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发动农民，采用个人暴力甚至恐怖手段，占领并发展村社，进行社会改造，认为这样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主张被称为民粹主义。”〔２〕

    《炎黄春秋》的《由民粹主义想到的》一文这样说：“俄国那些自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俄国应避免重蹈西欧前辙，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以民之精粹自居，以代表人民命运和历史趋向的先知先觉者自命，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运动，推翻沙皇政府。”〔３〕

    诸如此类、自由发挥的说法还不少，这与俄国人自己的说法差得太远了。别尔嘉耶夫说：“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他对民粹主义的另一个说法是：“民粹主义”等于“良心的劳动”，等于“罪孽感和忏悔意识”〔４〕。列宁说，民粹主义是“社会思想的巨大时期”（可没说“自认为人民的精粹”）。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列宁在世时召开）曾这样评价民粹派：“……‘到民间去’吸引了他们，为了人民他们曾经受苦，坐牢，被流放。他们用革命的思想鼓舞了人民，对人民的需要和利益都各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一直赞扬群众的高贵精神品质。简单说来，一部分知识分子把人民看作自己的神灵……”〔５〕

    究竟“民粹”二字应作何解？在俄语中“民粹”一词的词根是“人民”，整个词含有“归宿于人民”之意。如果进一步扩展，它还有“向人民靠拢”、“惟民是从”的含义。对民粹派不公正的评价始源于《联共（布）党史》，但即使是《联共（布）党史》，也没有“人民的精粹”之类的解释，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理解。《联共（布）党史》一书的解释是这样的：“民粹”——来源于“到民间去”。原话是这样的：“……革命的知识青年穿起农民衣服，跑到农村去工作，即当时所谓‘到民间去’。由此就有‘民粹派’这一名称。……”〔６〕

    中国学者并不都持“人民的精粹”之类解释。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一书指出：“……民粹派一词是指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得名于他们七十年代中期‘到民间去’，把这些到农民中去的知识分子称作民粹派。”〔７〕

    还可以找一些其他国家的书参考。例如，日本传记作家衫森久英写的《神秘的驻外武官》提到俄罗斯革命运动有一段话：“……知识阶级到广大的人民中去，和他们共同生活，进行启蒙工作，号召必须打倒专制政治的运动。从事这种运动的人们，称之为‘民粹派’。这是从‘到人民中去’的俄语转化来的。”〔８〕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娅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这首著名的《灵魂颂》原传是渣滓洞难友献给江姐的颂诗，后确认是献给另一位女志士的。诗中用具有高尚灵魂的苏菲娅来比喻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取其精神，应该说并无大错。而且在许多献给革命烈士的诗中，《灵魂颂》算是非常感人的一首。

    有这样的史实，即，“文革”前周总理观看文艺演出时，“听到歌颂江姐的一个曲艺节目中演唱这首诗，曾提出不宜用苏菲娅形容共产党人”。叙述此事的《南方周末》在此处加了注释：苏菲娅是“俄国虚无主义者”〔９〕。

    民粹派（包括之后的民意党、社会革命党）是从一个多世纪前开始被戴上“虚无主义”帽子的。前清末年的进步人士极其崇拜民粹派，可是崇拜之余，“虚无党”照称不误。流传到今天，民粹主义仍时时与虚无主义挂钩。

    虚无主义否定人类社会的大部分价值：艺术、文明、伦理、道德、亲情、友谊、爱……民粹派是不是这样的人呢？让我们先看一小段苏菲娅牺牲前写给她母亲的绝笔信：

    我的亲爱的，无上宝贵的妈妈！我总想着你会怎样，这个念头一直在压着我，折磨着我……我对自己的命运一点也不悲伤，因为我早已知道，早已等待着这个迟早必不可免的悲局了……我一向遵循着我的信念生活了过来，我无力违反我的信念……我无上宝贵的妈妈，惟一使我无法解脱的便是你的痛苦，我不知道怎样来减轻你的悲痛……〔１０〕

    薇拉·妃格念尔（民粹派女革命家，被沙皇政权囚禁了二十二年）曾这样描述与自己同牢狱的同志柳德米拉·亚历山德洛夫娜：“……了解她的个性，谁都会不觉地自问道，她的仁慈与柔爱怎么会和革命的暴力与流血调和？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劳工阶级遭受的残酷的掠夺使她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公开活动之不可能与专制对个人之野蛮的压迫，又把她造成了一个恐怖主义者。”〔１１〕就是这位“恐怖主义者”，在平常生活中却连一个小昆虫也舍不得杀害。当她坐着吃东西时，麻雀常常一群一群飞来，站在她的膝上啄食她的囚衣上面的面包屑。她与妃格念尔合栽的覆盆子树长了害虫，任妃格念尔如何劝说她也不肯除害虫，只好看着覆盆子树死去。早期民粹派对劳动人民怀着深厚的爱，对人民总有一种负罪感（民粹派许多是富裕家庭或贵族家庭出身），而他们中间有些人，更由爱“人”而及爱一切生命。例如，托尔斯泰在《复活》一书描写的一位民粹派革命者西蒙松，不仅舍己为人，而且吃素，不仅反对杀人，而且反对杀生。这并非托翁凭空捏造。妃格念尔曾说，在希吕塞尔堡这个活地狱里，是整个群体的同志之爱支撑着自己活了下来。柳德米拉在离开希吕塞尔堡时（她刑期短，只判十二年）是痛哭着离开的，她说她把自己一生中所认识的最好的人留在希吕塞尔堡而独自去了。

    由于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１８９０年以后，沙皇政权的最主要敌人已不是老民粹派而是新起的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了，各地监狱的民粹派囚犯（这时他们已经被囚禁十几年了）待遇有了改善，他们首次被允许到监狱图书馆借书、报（经过审查），还允许利用额外劳动的微薄所得买书。好学的民粹派成立了许多自学小组，由学问高的囚犯负责辅导（民粹派中不少人学历很高）。许多人尽管判了终生监禁，仍然坚持学习。以希吕塞尔堡为例，学习小组有的侧重物理、化学、数学，有的侧重土壤学、植物学、矿物学，有的侧重统计学、经济学，有的侧重历史、文学，还有一些人在学习外语。有一段时间，整个希吕塞尔堡都迷上了作诗，大家通过敲墙壁的方法互相传递诗句。当科学界发现镭和氦时，狱中也轰动了，难友们利用放风时间争论“放射性物质究竟存不存在，以太存在不存在呢？”刚刚诞生的航空技术也是他们热烈谈论的话题，一次放风时宪兵听见此类谈话竟大吃一惊，紧急向上汇报，因为他们以为囚犯要飞出去了。

    如此具有爱心、重感情、热爱生活的民粹派为什么会被世人冠以虚无主义的帽子？

    早期民粹派大都出身优越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父辈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出入沙龙、舞会、剧院，谈论高雅的话题：艺术、诗歌、音乐、浪漫主义、美、爱情……而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却过着悲惨的生活，人身权利和道德尊严被剥夺得几近于无……民粹派参加革命，几乎都受过拉甫罗夫的《历史书简》（被称作“民粹派的圣经”）的影响。拉甫罗夫在这篇小册子中说，知识分子欠人民一笔债，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读书学习，能够从事科学、艺术研究，能培养哲学、文学素养及崇高情操，是因为大多数受苦的人凿石铺路、采矿挖煤、建房造屋、耕耘田地养育着他们。知识分子学到知识，应当尽力改善人民的境遇，进而为人民求解放，退而为人民谋福利，以报答其深厚的养育之恩。历史上，各种社会阶层参加革命各有不同的原因，有的为了求自身解放，有的为了解放人民，有的为了救亡。而民粹派参加革命却含有忏悔的成分，这是很特殊的。

    当时（１８６２年）屠格涅夫写了一部著名小说《父与子》，主人公巴扎洛夫（子）“否定一切”，自称“虚无主义者”。他蔑视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厌恶一切高雅的话题，断言拉斐尔“不值一个钱”，普希金的诗还“不如一只靴子有用”，“一个好的化学家胜过二十个诗人”。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一个正直的人，最后在为农民动手术时受感染而死。应该说，这部小说是屠格涅夫悲观情绪的流露，却于不经意间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进步青年的心态相吻合。这些进步青年愧疚于做父辈那样的“高雅人士”，于是就宁愿做一个虚无主义者了。自《父与子》问世以来，许多进步青年纷纷以巴扎洛夫自命，“对封建的传统习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宗教偏见、审美判断、等级特权等观念一概予以摈弃”〔１２〕，这个潮流一度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肯定，最后连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也愿意别人把他称作虚无主义者。

    然而，巴扎洛夫只是一种过渡典型，是早期民粹派的“心理逆反”，并不代表他们的本质特征。事实上民粹派在世界观成熟后都不承认自己是虚无主义者，可社会已经习惯这么称呼他们。一口辩，抵不过百口传，民粹主义就这样和虚无主义划上了等号。

    待到社会其他成员如无政府主义者等也纷纷开始称自己是虚无主义者时，这种混淆就更厉害了，各国人士不一定知道俄国的首都在哪里，可是都知道“俄国虚无主义者”的大名。

    １８６２年，彼得堡发生火灾，沙皇暗探局诬蔑进步青年纵火，当天屠格涅夫由外地回到彼得堡，碰到他的熟人都说：“请看您的虚无主义者干的好事：火烧彼得堡！”〔１３〕

    总之，民粹派犯有许许多多错误，可是他们不是虚无主义者。事实上他们可能比一般人更珍惜世间美好事物。

    民粹派并非铁板一块。在早期，有巴枯宁派、拉甫罗夫派、特卡乔夫派之分。在后期，又有自由民粹派与社会革命党之分。

    巴枯宁派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信奉空想社会主义，但他理想中的未来社会是“没有政府，只有管理；没有法律，只有契约；没有刑法，只有教育”〔１４〕的社会。他对早期的民粹运动有很大影响，使得那时革命青年受审，以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为荣。但这种影响到后来就消失了。就民粹派的人生观（包括道德、伦理）来说，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是拉甫罗夫的思想。拉甫罗夫反对无政府主义，主观上愿意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但认识上仍存在不少偏差）。他认为革命应先做艰苦细致的启蒙工作，当前革命者的任务不是“暴动”，而是“走向民间”，与人民融为一体，在做宣传工作的同时，各尽所能为人民服务，以期提高其思想觉悟，为未来的人民起义打下基础。拉甫罗夫主张革命者应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反对采用恐怖、阴谋等手段进行革命。这一点他与巴枯宁特别是特卡乔夫、涅恰耶夫等人（主张恐怖、密谋为革命主要手段）有很大区别。拉甫罗夫崇敬马克思，一生中与马克思保持了诚挚的友谊。马克思虽在一些观点上批评过拉甫罗夫，但始终视他为知心朋友。马克思晚年通信最多的几个朋友中，就包括拉甫罗夫。

    至于到了后期，民粹派就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了。其两个分支（自由民粹派与社会革命党）所做的工作都与无政府主义没有关系。

    自由民粹派在农村做改良土壤、农技推广、医疗卫生、小学教育等工作。他们“帮助农民巩固村社以对抗瓦解村社的资本主义关系（富农、高利贷者等），扩大农民份地，降低赎金和各种税收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帮助农民组织信贷合作社与销售合作社，落实各种农艺和农技革新措施，为农民提供司法、教育和医疗援助……”〔１５〕他们在地方自治会任职，充当弱势农民的代言人；此外，“地方自治会的教师、医生、农艺师和统计人员为改善农民的生活、教育、健康状况、旧习俗，辛勤地做了许多工作”〔１６〕。自由民粹派蒙冤近百年（说他们维护沙皇政权，代表富农的利益），直至１９８６年，苏联历史学家Ｈ．Ｍ·皮鲁莫娃以《地方自治会中自由民粹派思想体系的作用》为题，才首次肯定他们的工作〔１７〕。

    社会革命党坚持暴力革命，是旧民粹派（革命民粹派）的直接继承者。但它对传统的民粹主义理论作了较大的修正，吸收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成份，如“把工人阶级政治和经济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任务”，“在必要的时候，建立工人阶级的暂时革命专政”〔１８〕，修正了传统民粹派认为农村公社是社会主义支柱的论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受俄国农民欢迎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通过两大法令，其中《土地法令》附录的内容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１９〕。

    “社会革命党纲领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实施各种公民权：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年满二十岁的公民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纲领还要求对各州、城市、农村村社实行广泛的自治……在国家经济和财政政策方面实行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彻底免除低收入者税赋；取消间接税、保护税和针对劳动者的各种征税。在工人立法方面，要求用立法规定最长工时（八小时）和最低收入……”〔２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资金资助的跨世纪著作《苏联兴亡史》这样说：“社会革命党虽然由于先天不足，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它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是有功的，特别是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更是十月革命胜利的主力军。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参加过第一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至于它后来与布尔什维克反目为敌，则是要重新研究的问题。起码不能说，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该书还指出：“社会革命党被沙皇专制制度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它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后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更不应视为正常现象。”〔２１〕

    除了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外，民粹派最为人诟病的，大概就是流传甚广的“英雄、群氓”观念了。

    “英雄、群氓”的说法来自民粹派后期重要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米海洛夫斯基对历史有极忧患的意识。他说在历史极黑暗的时刻（他举的例子是中世纪，实际上二十世纪这样的例子更多，如法西斯德国，如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当“人的智慧和精神潜能被缩小到了最简单化的形式，到了只为最后一片能糊口的面包而斗争时，人就会丧失自己的个体性”〔２２〕，成为群氓。这时他们会产生对“英雄”的渴望。而“英雄”（指那些还保留着个体性的人）就会依从自己的或善或恶的本性，带领群氓从善或从恶。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些说法当然让人听了不舒服，但若是简单化地解释成民粹派认为自己是英雄，人民是群氓，却又是误解了。

    那么，民粹派是否一片光明面，全无错误？当然不是，民粹派主流派别（革命民粹派）不接受改革，只接受革命。说它是俄国改革进程中断的始作俑者不为过。它的激进派别（民意党、社会革命党等）搞个人恐怖，时间长达三十年，虽后期反省停止了个人恐怖（１９０８年），但已在历史上开了恶头。民粹派主流派否定资本主义的相对进步性，轻视民主操作，“惟民是从”，传至今日，仍有负面影响。

    如果不求全责备的话，民粹派的这些错误应归诸历史局限性，而不应归诸他们的个人品质。就全体成员的品质来说，西方政党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能达到民粹派的水平。

    今天欧洲的民粹主义复兴，如果作浪漫主义地理解的话，是重新发现民粹主义的价值，是对一个多世纪前人类曾经达到过的一种高尚情操的迟到的肯定。如果作现实一点地理解的话，那又是形式各异的利益群体借用民粹主义的旗帜，在为自己争利益，纯属“历史的误会”。

    就连“文革”都曾涂过民粹主义的油彩。中国刚开始“文革”时，西方的一些理想主义者曾这样评价“文革”：“……它不完全是消极的，这场革命依据民粹党式的信念，相信一般群众固有的能力和创造性……”〔２３〕

    “民粹”误解何其多，真是这样。

注释：
    〔１〕文池主编：《在北大听讲座——俄罗斯文化之旅》，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７１页。
    〔２〕郑园园：《欧洲民粹主义抬头》，《环球时报》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３日。
    〔３〕李一蠡：《从民粹主义想到的》，《炎黄春秋》２００２年２月。
    〔４〕（俄）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２页。
    〔５〕以下分析民粹派的错误（本文略），均摘自前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１１页。
    〔６〕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国文书籍出版局１９５１年版，第２２页。
    〔７〕〔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２〕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３３、３５３、３５５、３５５、３６８、３７４、３５９页。
    〔８〕（日）杉森久英著：《神秘的驻外武官》，林怀秋译，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３页。
    〔９〕何蜀：《〈我的“自白书”〉是烈士遗诗吗？》，《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６日第２２版。
    〔１０〕摘自１９６０年《苏联妇女》：《唱歌的女郎》。
    〔１１〕（俄）薇拉·妃格念尔著：《狱中二十年》，巴金译，三联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２～４３页。
    〔１２〕〔１３〕蒋路：《俄国文史漫笔》，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７、６８页。
    〔１４〕于沛、戴桂菊、李锐：《斯拉夫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４２页。
    〔２０〕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７页。
    〔２１〕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２３〕笔记抄录文革期间《参考消息》，原日期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