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少：是证据，还是丐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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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韩寒 罗永浩 方舟子 司马少 杂谈        分类： [杂文]未定名
　　
　　本文分三个部分：
　　一，详细介绍“丐辞”这一概念，以便大家能轻易分辨论战双方所提出的证据，是否真有证据的价值。
　　二，分析方舟子最具代表性的五大组丐辞。——丐辞的特点就是，它所赖以推出结论的前提，是尚未证实的。例如方舟子说《书店》写的是闭架售书，这种时代烙印说明文章不可能是韩寒所写。而事实上《书店》写的明明就是开架售书，所谓闭架售书，实在只因方舟子有阅读障碍。（此例详见后文第四组丐辞。）
　　三，质疑方舟子涉嫌诈骗的证据。——我们在举证之前，敢先教给你辨别证据与丐辞的方法，这是方舟子所不敢的。（昨日欣闻老罗堵到方舟子，已将此节彻底删繁就简。）
　　
　　写成此文，费时半月，所以，文章虽然长，还是希望大家能抽空看完。若觉一些引文太过烦琐，可以跳着看，我已一如既往将重点全部加上了下划线。
　　
　　
　　一，怎样分辨证据与丐辞
　　
　　上回介绍了“历史上的相似事件——《水经注》案”，翻查资料过程中，又使我想起另外几个相似事件，比如民国时许多学者怀疑《老子》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时至今日，一直有人怀疑），而所用的方法，便是文本分析。这也足见被我们称作“方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实非舟子独创。当年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开创疑古派（钱玄同直接自号疑古），编成一部皇皇巨著《古史辨》，用这种逻辑直接“将古史‘辨’成没有”。（《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致郑振铎》：“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依据《说文解字》考证出，当年治水的大禹是一条蜥蜴，而他父亲鲧则是一条鱼。（《古史辨》：“禹，《说文》云：‘蟲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獸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说文》训‘禹’为‘蟲’，训‘禸’为‘獸足蹂地’，合此二义，颇似蜥蜴，而彝器上有‘螭’，正作蜥蜴之形，似禹有出于九鼎的可能。”“在传说中，鲧是先禹治水的人。《说文》云：‘鯀，魚也。’《左传》云：‘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朱熹《楚词注》云：‘《左传》言鲧化为黄熊；《国语》作黄能。按：熊，兽名；能，三足鳖也。说者曰，兽非入水之物，故是鳖也。’则鲧为水中动物，古代已有此说。禹既继鲧而兴，自与相类，故《淮南子》即有禹化为熊以通轘轅之道的故事。”“《天问》言治水事，有‘鸱龟曳衔，鲧何听焉’及‘应龙何画’之问。《山海经》本此，言‘禹治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可见治水的神话中水族动物极多，引禹为类，并不足奇。”“《左传》与《天问》均说鲧化为熊，《天问》又说‘伯禹腹鲧’，又说‘焉有龙虬负熊以游’，觉得‘伯禹’与‘龙虬’有合一的可能。龙螭同形，觉得第一条理由又得一凭借。”——《楚辞·天问》中的“伯禹腹鲧”，有各种解释，最为人熟知而接受的是，鲧死后，三年不腐，以吴刀剖开肚子，生出了禹。看起来，鲧该是禹的母亲才对，而禹则是小僵尸，鲧被殛杀，怨气很重，是以三年不腐，而剖开肚子须用法器吴刀，禹后来治水而得天下，开创了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怪不得英叔的僵尸片，总是强调小僵尸的无上魔力。——好吧，这是我的联想。《楚辞·天问》中的“焉有龙虬负熊以游”，同样有各种解释，直译就是：“怎么会有虬龙驮着熊出游？”顾先生一看，两眼放光，虬龙驮着熊出游，显然不合情理，但鲧不是化熊么，虬龙不是跟蜥蜴、螭长得很像么，熊是鲧，而虬龙很可能就是禹，儿子驮着父亲出游，这就解释得通了。——孟子讲“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未免太过武断。鲧是鱼，而又化为熊，岂非二者兼得乎？若说“熊”本是“能”，那也显然是四只熊掌已到了魚那里嘛，至少有一只可以确定转移了，否则作为鳖的能，岂能三足。——一条鱼，或者鳖，生出了一条蜥蜴；鳖有一个别称是王八。这信息量太大了。）鲁迅于是依据《说文解字》戏称顾颉刚为“鸟头学者”。《说文》训“顾（顧）”为“从頁雇聲”；训“雇”为“九雇（九种鸟：春雇，夏雇，秋雇，冬雇，棘雇，行雇，宵雇，桑雇，老雇）”，而“頁”则是“頭（头）也”。惜乎鲁迅没有继续查，倘若继续，则“頡”是“直項也”，项是“頭後也”——也就是脖子，而“刚”是“彊斷（强断）也”，也就是硬来的意思，刚就是坚硬。总结起来，鸟头直着硬脖子，顾颉刚先生大概是大麻鳽一类，如图：
　　
　　
　　
　　
　　
　　然而顾颉刚终于成为大师，现有全集六十二大册行世。舟子三个月便可通读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便是由顾颉刚等先生点校的（虽有不少错误，其学术贡献终难磨灭）。我上面的调侃，也就颇有些对大师不敬。不过，正如上回考证方舟子就是西门庆那样，我要展示的仍是，倘若这样的逻辑可以用作治学的方法，那就什么都可以证明了，他们的被调侃，便是作法自毙。同时也想借此提醒，休笑舟子逻辑混乱，世事嘈杂，沉浮难料，以舟子这样的毅力，将来全集岂止六十二巨册而已哉，到那时，摇身一变而为大师，这些混乱的逻辑，被拿来当作教材，就总是在所难免的。
　　
　　胡适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当是无可辩驳的真理。
　　然而究竟哪些材料才算得证据，却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判辨。顾颉刚的疑古，方舟子的科普。他们固然也知说话要有证据，所以举证很勤，常常不止一分，实在大有几车之概。
　　
　　历史上是否真有鲧和禹，这是另一问题，关键是，光凭字面意思推定这爷俩一个是鳖一个是蜥蜴，未免太过惊世骇俗。
　　顾先生的论证，丐求大家认可两个大前提：
　　一，一个人的名字，必然是此人自然属性的真实反映。（直接说“一个人”是为了便于表述，其实也可以代入其他物种，比如“旺财”“小强”，其字面意思就显然并非狗和蟑螂。）
　　二，取名时所采用文字，必然符合《说文解字》中原意。
　　倘若你认可这两个尚待证实的前提，那鲧是鳖，禹是蜥蜴，也就铁证如山了。
　　（其他如治水神话中水族动物极多，则治水主角也理应是水族动物之类，大家可以分析着玩，示范联想如下：小屋里男性矮人多达七个，所以白雪公主没有理由是正常个子，且不应为女性。）
　　
　　“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下面许多有关老子的引文，皆引自此篇。“论理学”就是逻辑学。）
　　
　　要追寻真相，那么分辨证据与丐辞，就是我们首先要学会的。
　　
　　此前，破破的桥先生写过一篇长文，从“模糊标准”“陷阱逻辑”“制造气氛”“控制信息”“诉诸专业壁垒”“诉诸生活差异”“诉诸权威”等七个方面详解了“忽悠的原理和技巧”。文中所说的“忽悠”，便是这丐辞。破破的桥介绍了一种轻易识别忽悠的方法，即“多用等价逆否命题的方式思考”。举例如下：
　　
　　标准C：因为你引用了一本原著的精彩段落或对其评论，所以你必然熟读这本原著。
　　对于这样的逻辑，如果你一下子看不出来问题所在，你可以尝试使用逆否命题来看，因为逻辑上，逆否命题和原命题是等价的。
　　标准C的逆否命题：如果你不熟读一本原著，你就不能引用这本原著里的精彩段落或对其评论。
　　看了这个逆否命题，你就很容易看出这个逻辑是荒谬的，不读原著，也可以读原著的书评、报纸、引用原著的作品等，也可以和读完原著的人聊天，都能引用。所以标准C是不成立的，属于逻辑陷阱。
　　
　　破破的桥所举的这个“标准C”，正是将一组丐辞所丐求我们认可的前提离析出来。——这个前提可以更准确地表述成这样：任何著作中，引文的来源是唯一的，即原著，且引用者必须熟读原著，否则无法引用。
　　显然这前提是无法证实的。
　　
　　这一类低级丐辞，用逆否命题来看，会一目了然，先离析其前提则更是如此，但还有一类“高级”丐辞，就不那么了然了。
　　
　　上面已经提到过，当年许多学者怀疑《老子》的成书年代。
　　冯友兰说：
　　“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所以《老子》是孔子以后的作品。
　　“《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
　　“《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这三个命题的逆否命题分别是：
　　如果《老子》是孔子以前的作品（这里忽略数学上完全相等的情况），则在孔子以前有私人著述之事。
　　如果《老子》成书在《论语》《孟子》之前，则其文体当是问答体。
　　如果《老子》不是战国时之作品，则《老子》之文不应是简明之“经”体。
　　
　　你会发现，这三个逆否命题的真假，与原命题一样，不那么容易判断。
　　
　　第一组：
　　原命题：因为“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所以《老子》是孔子以后的作品。
　　逆否命题：如果《老子》是孔子以前的作品，则在孔子以前有私人著述之事。
　　这里逆否命题是真的，据其等价原理，可推知原命题也是真的（单从命题而言）。
　　然而你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作为一个命题，当其提出“若x＞1”时，我们必须承认，x的确＞1。
　　所以，当冯友兰先生提出“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时，就已经非常蛮横地迫使你同意这个前提，并继续听他分析。（当方舟子提出《书店》写的是闭架售书时，大家不知不觉就认可了这个不存在的前提，开始思考为什么韩寒九七年写的会是闭架售书，而不考虑《书店》是否真的是写闭架售书。）
　　这就是“高级”丐辞，光用逆否命题是识别不出来的。
　　
　　后两组通过逆否命题能看出是假命题，但须有较好的文史功底——即需要知道原命题所丐求的前提（逆否命题的结论）在文化史上是不成立的。
　　
　　离析丐辞的前提，比直接用逆否命题，更容易看出其正误。这三个丐辞所丐求的前提如下：
　　第一条，丐求大家认同“在孔子之前，确无私人著述之事”。然而当时大家所争论的，正是《老子》究竟是在孔子之前还是之后，这一前提等于直接否认了作为私人著述的《老子》在孔子之前的可能性，使得论题根本上不存在了，无须再争，整个命题翻译过来就是“因为《老子》在孔子之后，所以《老子》在孔子之后”。——另外，原命题的逆否命题还可以写成这样“因为《老子》是孔子以前的作品，所以在孔子以前有私人著述之事”，意思完全相反，成截然对立的两派观点。所以，这是丐辞不是证据。（注意，这里原命题与逆否命题依然是等价同真，语意上产生矛盾，是因两句丐辞所丐求的前提不一样。）
　　第二条，丐求大家认同“凡是在《论语》《孟子》之前的著作都是问答体，一切非问答体的著作必然成书于《论语》《孟子》之后”。显然，《周易》《诗经》就不是问答体。
　　第三条，丐求大家认同“《老子》确为简明之‘经’体，且凡是简明之‘经’体，便是战国时作品”。然而，什么样的文体可被确定为“简明之‘经’体”却没有标准。单以简明而论，《论语》就相当之简明。至于“经”体，则顾颉刚又说：“《老子》一书是用赋体写出的；然而赋体固是战国之末的新兴文体呵！”（这里丐求大家认同“《老子》一书确是用赋体写出，且赋体确为战国之末的新兴文体”。——事实上，顾颉刚所列举的战国末期著作《荀子》《吕氏春秋》中所谓与《老子》相似的赋体，在《论语》中也一样能找到许多，兹不赘述。）同一部书，两个质疑者，一个说是战国的赋体，一个说是战国的经体，可见这都是自编的黑话，毫无证据的价值。
　　
　　这就是丐辞。丐辞的特点就是，它所赖以推出结论的前提，是尚未证实的。
　　
　　在证明过程中，如果你举出的是证据，那么只要一条就够。而如果是丐辞，那就需要一车一车的拉了，以求将读者淹没在丐辞中，直接丧失判断能力。——“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胡适语）”，丐辞越多反而越奇怪，正如破破的桥所指出的那样，它们还会互相推翻，互相抵消，就像冯友兰的“经体”与顾颉刚的“赋体”那样。
　　
　　冯友兰说：“不过我的主要的意思是要指明一点：就是现在所有的以《老子》之书是晚出之诸证据，若只举其一，则皆不免有逻辑上所谓‘丐辞’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一书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可以说《老子》是晚出，此则必非偶然也。”
　　比较一下方舟子的：“我列出的十几条疑点和证据，分割来看，也许个别的一两条可以有解释，在上海某家医院还可以发现其中一两处历史残余，但是综合起来看，为什么所有这些疑点、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更像是七、八十年代的小医院。”“我第一阶段的质疑，可能连间接证据都算不上，算是疑点。后面（的文本分析）就不算是疑点了，而算是间接的证据。法院判案也是这样：证明一个人有谋杀罪，并不是非要有直接证据，如果所有的间接证据都指向他，那就有可能被定罪。”
　　我就感觉，莫非舟子又穿越了。
　　有趣的是，胡适驳冯友兰时说：“这就是等于一个法官对阶下的被告说：现在所有原告方面举出的诸证据，若逐件分开来看，都‘不免有逻辑上所谓丐辞之嫌’，但是‘合而观之’，这许多证据都说你是有罪的，‘此则必非偶然也’。所以本法庭现在判决你是有罪的。”
　　胡适大概以为这样归谬一下，反驳便已足够有力。
　　他若有幸看到舟子的这一段，估计直接就懵了。
　　
　　
　　二，方舟子的五大组丐辞
　　
　　（1）韩寒不读书，据说连《围城》也看不懂，语文水平很差，尤其是作文水平很差，许多博客文章也是“要文笔没文笔，要文采没文采”，一个不具备基本写作能力的人，怎么可能写出一部二十余万字引经据典达到出版要求的长篇小说呢？
　　此命题是否为真？
　　当然为真。
　　其逆否命题是：如果一个人能写出一部二十余万字引经据典达到出版要求的长篇小说，那么他应该看过一些书，了解自己所师法的《围城》，语文成绩过得去，作文水平合理，博客文章当有文采，具有较好的文学素养。
　　单从命题而论，实在看不出什么破绽。
　　但这是一个丐辞，它丐求我们认可它的前提：韩寒确实不读书，确实看不懂《围城》，语文水平尤其作文水平确实很差，许多博客文章确实毫无文采，他确是一个不具备基本写作能力的人。
　　为了证明这些前提，方舟子举出韩寒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已不看别人写的小说，甚至没看过《红楼梦》，而初一看《围城》觉得文笔很好但当时没有读懂，当年的语文老师证明他语文只考六十几分，他写不出“犄角旮旯”“户枢不蠹”，他记不住“君子之交淡若水”的出处，博客里的赛车备忘录显得没什么文采。
　　这些依然是丐辞，它丐求我们认可它的前提：1，作家必须看过《红楼梦》，且常读其他作家的小说。2，初一读不懂《围城》，此后便将一直读不懂。3，语文分数代表语文水平。4，作家应该时刻记得“犄角旮旯”“户枢不蠹”之类词语的写法（司马少提前吐槽：这些实在都是犄角旮旯里的词语），且应该时刻记得各种典故如“君子之交淡若水”的出处。5，韩寒的赛车备忘录确实写得很差，而作家的备忘录不能草率为之。
　　离析到这一步，上面的这些前提，就都是只能证伪不能证实的了。
　　1，世间文字，风格各异，依据个人喜好，除了教材没得挑以外，大家看书总难免各有取舍。所以一个作家不读《红楼梦》完全合理。我们现在是活在有《红楼梦》的年代，李白苏轼施耐庵罗贯中，不幸其生也早，没有看过《红楼梦》，难道都不配当作家了吗？（请注意，我这里对韩寒的文学成就是否达到李白苏轼施耐庵罗贯中的高度，未做任何评价，我只是在举一个例子而已，望方粉明鉴。）至于不读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这首先也是个人取舍问题，其次这种狂言，我是经常听到——大多已不记得出处（此言似已颇有造假嫌疑），唯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写永泽说过一句：“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除了这些不读的部分，韩寒读什么呢？韩寒多次提到自己从小读各种课外书，喜欢的作家有钱锺书、林语堂、梁实秋、陈寅恪等，这一点除了能在他自己的文字中看出来以外，也从他同学的回忆中得到证实。而方舟子说：“前几天他还在吹他彻夜阅读《管锥编》、《二十四史》。笑话！《二十四史》那么厚，《管锥编》我相信他一页都看不进去。有哪个十几岁的人读《管锥编》的？中文系的研究生都未必读得懂！《管锥编》我翻过，是纯考据的，都用文言文写的，特别枯燥，如果对文史方面没有极大兴趣，是读不下去的，我古文非常好，我也读不下去，只能是翻翻，挑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看一下。”这还是丐辞，丐求我们认可：1，彻夜阅读即等于通读，或者，《二十四史》太厚，《管锥编》太难，不适合人类彻夜阅读；2，凡十几岁的人类，都不读《管锥编》；3，中文系研究生是否读得懂《管锥编》姑且另说，但须有此种学历，方有阅读资格（此条据其言下之意推出）；4，方舟子古文确实非常好，倘若他读不下去“纯考据”的《管锥编》，则其他人类理应读不下去。——显然第一条不用做任何反驳，正常人类都能看出是荒谬的（我的意思是，舟子不是正常人类）；至于《管锥编》，在下不才，正是十几岁就开始阅读（不是通读）的，当然，出于公平，你也可以说我不是正常人类，但在自然意义上，我属于人类，符合“十几岁的人读《管锥编》”这一条件。第三条，学问不以年齿论短长，亦不以学历论短长，这是常识，陈寅恪学问之大，亦古今罕有，其精通英、法、德、日、拉丁、满、蒙、藏、梵、巴利文等十余种语言，却无一张文凭。（注意，我这里对韩寒学识是否达到陈寅恪的程度，未做任何评价，愿方粉明鉴。）最后，方舟子说《管锥编》“是纯考据的”，这就有些不懂装懂了，可见他的确读不下去，也怨不得他要以己度人，觉得别人古文纵然好，终究难敌自己状元之才，必然也将读不下去。——《管锥编》里固然有一些考据，但这并非“纯考据”的书。此书纵论《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住》《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引经据典，对古人“诗心”“文心”加以评点赏析，将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又引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大量外文，将中西文学“打通”，与《谈艺录》一样，用钱锺书自己的话，即“赏析之作”，属于文艺批评。又，钱锺书写给郑朝宗先生的信中说：“弟因自思，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in the usual sense of the term（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来说），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弟本作小说，结习难除，故《编》中如67－9，164－6，211－2，281－2，321，etc，etc（等等），皆以白话小说阐释古诗文之语言或作法。他如阐发古诗文中透露之心理状态（181，270－1），论哲学家文人对语言之不信任（406），登高而悲之浪漫情绪（第三册论宋玉文），词章中写心行之往而返（116），etc，etc，皆‘打通’而拈出新意。至比喻之‘柄’与‘边’，则周先生《诗词例话》中已采取，亦自信发前人之覆者。至于名物词句之考订，皆弟之末节，是非可暂置不论。”（见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钱锺书自己说得很明白“至于名物词句之考订，皆弟之末节”，舟子说《管锥编》“是纯考据的”，岂非诬人太甚。什么样的书，可算纯考据的书？我上回写《历史上的相似事件——〈水经注〉案》，里面所提到的诸位大师治《水经注》，以及本文开篇所引的《古史辨》，那便是纯考据的书。这该算是舟子自证古文并不好，文史水平不及格吧？——韩寒说彻夜阅读，说的只是阅读书籍的过程，方舟子自诩古文非常好，翻过《管锥编》，却说此书“是纯考据的”，这才是真正的吹牛不打草稿啊。
　　2，很巧，我最早看《围城》也是在初中（大概是初二），当时到图书馆，见满架典籍，颇有望书兴叹之感，而翻检卡片也太过麻烦，于是请我所敬仰的戴老师（当时同在图书馆）给我推荐一本，戴老师便从架上取下一部《围城》，深寄厚望，叮嘱务必看完。然而，我发誓，当时我只看了不到二十页就看不下去了（方舟子：咦，看不懂《围城》怎么看《管锥编》？答曰：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看了），为了不使借阅时间太短，让人可以从“蛛丝马迹”考证出我没有读完，还刻意拖了一个礼拜才去还书（当然，这一句是根据模糊记忆所写，可能拖的时间并非一个礼拜那么精确，为免将来有人竟找出那部《围城》的借阅记录，从“蛛丝马迹”考证出我说谎之类，又不得不特加此注）。然而一年之后，初三毕业，我自己从书店买回一部《围城》，这个暑假却是看得津津有味大笑不止。——叔叔，人是要成长的。初一看不懂，哪怕初二初三依旧看不懂，到了高一，是可以看得懂的，从不懂到懂之间，不需要很长时间。
　　3，语文分数及语文水平，参见我此前的《知识分子的不幸》。
　　4，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庄子则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人有知识盲点，绝非大错，被人问及，坦率回答“不知”，足见其文格之高，毫不虚伪。而不像舟子这样，不懂装懂，张口就来。什么“旗人不能参加科举”啊，“不存在旗人秀才”啊，《管锥编》“是纯考据的”啊，等等。这叫强不知以为知。（一并参见我此前的《“语文状元”方舟子的文史水平》《知识分子的不幸》等。）
　　5，韩寒的备忘录是否写得极差，不能由方舟子说了算，这是一个风格认同的问题。韩寒的《杂的文》中收入了不少赛车备忘录，这书我就很喜欢。正如我〇九年五月二十日所写的《杂的文及其他》中所说：“思维的清晰，态度的随意，以及情绪上的愉悦，造就了这一切的精彩。”我喜欢的，就是这种清晰，随意，愉悦。——当然我的鉴赏也算不得标准。不过跟舟子比，我还是有信心的。——再说，流水账，备忘录，难道也得引经据典如《围城》《管锥编》么？《鲁迅日记》能跟《中国小说史略》比么？我们再看周作人的一篇散文《古文秘诀》论汤显祖：“《牡丹亭》文章的漂亮大家都是知道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这几节我幼时还读熟能背，现在看他的正经诗文却是怎样地古奥不通。”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考证出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代笔之作吗？（注意，此处对韩寒成就是否达到汤显祖、鲁迅、周作人的高度，未做任何评价，请方粉明鉴。）方舟子文章中所摘引的韩寒赛车备忘录，在我看来，也就是“硬的弹簧会反而会觉得很贴地”一句，笔误多了一个“会”字而已。若单就文辞而论，舟子叔叔还写过“不禁忍俊不禁”呐！
　　以上是第一大组丐辞。其他相似型号的，请大家直接类推。
　　
　　（2）韩寒作品引经据典，表现出极高的文史水平，可见作者熟读中外典籍，对各种典故了然于心，故能信手拈来，熟练运用。而根据常识，这对一个十七岁少年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韩寒自己也承认，对许多典籍，只是涉猎，并未熟读，尤其明确表示从未读过《红楼梦》，而《三重门》中，竟有对《红楼梦》原文的直接引用。这充分说明，写作的韩寒，与摄像机前的韩寒不是同一个人。
　　这组丐辞，前面已分析过，它丐求我们承认的前提是：任何著作中，引文的来源是唯一的，即原著，且引用者必须熟读原著，否则无法引用。
　　我想我上面已经证明了这个前提的错误。1，《古史辨》七大册，共五千余页，显然不容熟读，何况我还不认同其方法及结论，耐着性子翻了半天，那是为了反驳它——而我最初了解到这部书，乃是通过《鲁迅全集》，顾先生的相关观点，在《鲁迅全集》注释中已有较详细的介绍，我可以选择从这些注释转引，也可以选择顺藤摸瓜，去引原书，出于严谨我选了后者，将来倘若不幸与方叔叔狭路相逢，你可不能甩出七巨册《古史辨》，随便翻一页就考我里面的内容啊。2，我从来没有读过冯友兰先生的专著，但是我引用了冯友兰先生论《老子》成书年代的话，这是转引自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另可参考我的《“语文状元”方舟子的文史水平》《夏虫不可以语冰》《方舟子与红楼梦Ⅱ》等文。）
　　
　　（3）韩寒经常忘记自己书中一些细节，被人问起，总答不知道，对自己书中内容显得很陌生，这说明书不可能是他自己写的。
　　这里丐求我们承认：1，韩寒的确对自己的作品很陌生。2，作家能记住自己写过的每一句话。
　　第一条，请直接参考被土豆网剪掉的袁敏及韩寒同学的证言（见@胡戈 微博 土豆地址）。
　　第二条，破破的桥文中，引了大量作家及网友的评论，说明忘记自己写的东西实是常事，而我自己自然也深有体验。但这些都是当代人临时回忆，有说谎的可能。我们查百年前的例子：
　　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然后，注释中说：“作者悼范爱农的诗，实际上是三首。最初发表于1912年8月21日绍兴《民兴日报》，署名黄棘，后收入《集外集》。下面说的‘一首’指第三首，其五六句是‘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继续查《集外集·哭范爱农》，第三联（第五六句）是“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注释说：“其中第三联因作者忘却，在本书编集时补作，故与原发表时稍有出入。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继续查《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注释中说：“（鲁迅1912年7月）22日（日记）：‘夜作均言三章，哀范君也，录存于此：风雨飘摇日，……。’”继续查《鲁迅日记》，赫然三章俱在，其第三首第三联，正作“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可见，鲁迅连自己曾经写过的诗（注意，旧体诗可是押韵的，易于记诵的）都会忘记，不但忘记诗句，还忘记究竟写了几首，并且连查一查自己日记这种事也懒得做，宁肯另补两句。
　　这个例子，够权威吧？
　　请注意，此处对韩寒文学成就是否达到鲁迅的高度，未做任何评价，望方粉明鉴。
　　
　　（4）《书店》写当时还是闭架售书，结尾处写到书店在放音乐，“唱到‘情丝百结’时突然无声”，经查歌词里有“情丝百结”的只有七十年代香港一部武侠剧《小李飞刀》主题曲，后在八十年代末由香港歌手许冠杰又重新唱红了，上海九十年代初，也许还唱许冠杰的歌，后来就不唱了。这些时代烙印，证明文章不可能是韩寒所写。（有关《求医》的质疑与反驳，请直接参看破破的桥长文。）
　　这里丐求我们承认：1，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应该完全一致。2，韩寒《书店》写的确实是闭架售书的情况。3，《小李飞刀》主题曲，确实只在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才有人唱。
　　1，文学作品可以虚构，这一点无须多辩。
　　2，韩寒原文是——《书店（一）》：“有时来个胖子，因体积大，一站之后便挤占了众多席位，只恨胖子不是违章建筑，乱拆不得，只好将身子挺得笔直，手上又捧着书向上伸，活像德国法西斯行纳粹礼。这种地方往往是武侠小说群居的地方。武侠小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只见人们看得咬牙切齿，然后神情随情节而舒展，竟开心地微笑，但万万没有想到微笑只是地震的前兆，他们开始放纵大笑，笑得满脸的青春痘互相碰撞，险些掉下。与武打小说一壁之隔的是言情小说，这里被女士们所包围，人密得针插不进，一个个故意弄得千姿百态、风情万种——她们扭着屁股抵住书柜，细细端详琼瑶的五十部和三毛的十八集。”《书店（二）》：“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书店越来越开放。记得以前买书只能远远观望，书则安然躺在柜橱里，只能看着名猜内容。最要命的是书价被压在下面，侧身窥视，仍不知价目。不论身心，都极为痛苦，更不好意思惊动售货员。”这写的分明就是开架售书，《书店（一）》写的是众人在书店看书的百态；《书店（二）》则是回忆自己以前的经验。我比韩寒生得还晚五年，却也有过闭架购书的经验，《书店（二）》的描写，无比真实，那时买书，只能远远看着猜内容，选定一本，请店员从架上取下，看过书价后，如果不买，那店员是还要将书收回的，不可能容你“手上又捧着书向上伸，活像德国法西斯行纳粹礼”看得大笑不止。方舟子挑出一句“她们扭着屁股抵住书柜”，就断定这写的是闭架售书，说她们扭着屁股，可见屁股后面是空的——那“抵住书柜”的，就只能是肘子了（无恶意，你用正面抵住书柜，大抵是只能用肘子的）！——其实这里写的，明明就是她们用屁股抵住书柜，手上捧着“琼瑶的五十部和三毛的十八集”正津津有味的看着呢。——一展示原文，你就发现，原来所谓“闭架售书”，实在只因方叔叔有阅读障碍。
　　3，有关“情丝百结”，韩寒原文是：“磁带包罗万象，声音略带呻吟，唱到‘情丝百结’时突然无声，反复调查才发现原来带子与机器‘情丝百结’了。”从文学的角度看，“情丝百结”显然是为了后半句而精心挑选的一个词语，这与当时书店是否播放这一盘磁带可以完全无关——绝对不涉及诚信问题。然后，“情丝百结”是否只见于《小李飞刀》，我未详查，假设的确出自《小李飞刀》，当时书店播放《小李飞刀》也是毫不足奇的。一九九七年，方舟子年已三十，且人在美国，不知道当时国内流行什么歌曲可以理解。在九十年代，我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些影视金曲，《小李飞刀》原唱罗文，此曲一直都很火，此外像《铁血丹心》《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些八十年代金曲，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听吗？后来焦恩俊版《小李飞刀》，也是选的罗文原唱做主题曲。
　　方舟子说他的质疑“是用考据的方式，通过你文章的用语、时代背景来推测作者的身份。比如清朝的‘乾嘉学派’，如何鉴定伪书，就是根据书中的用语来分析，比如汉朝的书里不可能出现唐朝时才有的词语”。——然而他这分明是在说唐朝的书里不应该出现汉朝已有的词语啊。
　　
　　（5）一，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单独参加了补考，借口是邮路不通，没有收到复赛通知，而向附近邻居调查，都说没有丢信的情况。二，诸多当事人记不清究竟是几点打电话通知的，他们说是九点多打电话，韩寒十一点多到达，但是难道你们评委不用讨论的吗？你们还要讨论谁得奖，公证员做公证，然后呢，还要有人想起韩寒怎么没来等等，这一拖就到十点左右了吧，这样才是合理的。记者实地模拟了一下，全程需要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也就是说，韩寒不可能从十点左右出发，十一点多到达，首先当时路况没现在好，然后这段时间，韩寒可不是全部用来赶路的啊——1，打电话，而且打了两次电话，这算起来要十几分钟吧。2，韩寒父亲说，当时接到电话，韩寒还没起床，起床要穿衣服吧，要洗漱吧，这也要好几分钟吧。3，从韩寒家到汽车站，这也有一段距离啊，也要十来分钟啊。3，到了汽车站，找到黑车，黑车不是随叫随有的，找到黑车还要砍价，这至少也要几分钟吧。4，然后你花了一个半小时，到了宾馆，停车，下车，走进宾馆，找到电梯，上了电梯，找到那个房间——补考的房间，这也要好几分钟吧。这样算起来，从他接到电话，至赶到考场，起码起码也要两个小时啊。（司马少提前吐槽：这里看得我真急，韩寒还没上厕所呢。）这些都说明，很可能韩寒父子当时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这个补考就是精心安排的一次作秀，甚至很可能连补考这件事都没有发生过，这些都是为了给韩寒制造话题而刻意编造出来的。三，补考题目，说是李其纲往杯子里扔了一张纸。然而扔进杯子里的究竟是什么，各人说法却又不一，李其纲说是道林纸，胡玮莳说是一个袋茶外壳，而韩寒自己写的是“布”。这给人的感觉是这篇文章早就想好了，要写的就是布，然后就按布这么抄下去。因为你把纸写成布是离题的，离题可以直接判不及格，甚至零分都有可能。这么重要的一次补考，你居然冒着离题的危险，把纸写成了布。这本身就是有猫腻啊，很可能他早就知道，不管写纸还是写布，都可以过关，因为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就是要写布的。四，补考人家给了你三个小时，你只用一个小时就写完了，把抄写的时间扣掉的话，思考的时间只有三四十分钟。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给你三个小时，你只用一个小时就交卷，这么重要的考试，你至少要认真对待吧。尤其韩寒近期出现过一篇两千字短文就花了十个小时来修改的情况，这说明他并没有快写的能力。
　　这里丐求我们承认：1，当两个人类是邻居的时候，若其中一个没有丢信的经验，则另一个也不应有丢信的经验。（此条，人类表示不解释。）2，任何一件重要事情，如果没有造假，则其发生时间，相关人员在十余年后，理应各自记得丝毫不差。（咱党表示，为党分忧不是这么分的，咱党生日当年都没记清楚具体哪天呢。）3，评委们话特多，讨论一个大家几无异议的问题须要大概一个小时，于是通知时间被生拉硬拽拖到十点左右。（老罗表示，与彭律师对质，这么激烈的问题，都只讨论了八分钟啊。）4，当起止点相同时，无论时代、车辆、司机、心情是否相同，行驶全程，所花时间理应大致相同。（牛顿表示，哥当年提出定律，还考虑平面是否光滑，物体是否受到外力之类，真是脱了裤子放屁。）5，重要的考试，除非结果已经内定，否则没有人会轻易做自我想象发挥。6，重要的考试，如果有三个小时，你不可以只花一个小时。7，重要的考试，你应该战战兢兢，思维短路，不能文思泉涌，倚马千言。8，如果你曾经可以文思泉涌，倚马千言，则此后不应有一篇短文修改十小时的情况发生。9，任何重要事情，都应该特别对待，唯独意外收到补考通知后，要从起床洗漱与黑车砍价到进入电梯找到房间，慢条斯理，节奏优雅。（此条，人类表示不反驳，建议舟子叔叔直接考证韩寒起床后没有上厕所，路上拉稀，不可能到达。）
　　苏轼当年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高中第二名（本为第一，欧阳修看文风以为是门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嫌，改为第二），其中引用一典：“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欧阳修不知此典出处。后苏轼前来拜谢恩师，欧阳公问之：“此出何书？”东坡对曰：“何须出处！”欧阳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见陆游《老学庵笔记》。）——这里，首先知识错误，皋陶被举为“士”（掌刑法之官）是在舜时（见《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舜》），而舜在尧之后，也就是舟子说的“汉朝的书里不可能出现唐朝时才有的词语”，舜时才被举为“士”的皋陶不可能跑到尧时去断案。其次，这是在礼部考进士啊，岂不远比新概念补考之类重要得多？苏轼竟不惜冒着落第的危险公然杜撰典故！这显然是有猫腻的，欧阳修一定与苏轼串通好了，无论怎么瞎编，都能高中，而欧阳修给他降为第二名，号称是为曾巩避嫌，其实是为捧苏轼而作秀。——上回我已考证出，方舟子就是西门庆，所幸其生也晚，是徽宗时代人物，没能当上仁宗时代的主考官，否则历史上要少一位文豪啊。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六卷，《与沈启无书十七通》，其二：“今日想为《东方》写小文，而纸笔陈设了一天，终于未写一字，此刻只能又收起矣。”其三：“今日早晨忽想到《莫须有先生传》，要为之写序，乃披衣洗脸吃饭之后，摊开纸笔，亦殊茫然，似文思又告了假，不在书房里也。但是不甘心，终于写了二百字强，预备明天隔年再做，而且还想了一种巧妙办法，拟凑足一二千言，不但送给《莫须有先生传》做序，也便算做了我的《看云集》序了。”其七：“颇想写平公文存二集序文，尚只有二三分光。”其十二：“尚有数篇小序为鲠，未能做翻译工作，甚矣序之害人也。”《与废名书四通》，其二：“今早（其实已是八点）忽然想做文章，文章非他，即《莫须有先生传》序，亦即《看云集》序也。乃披衣洗脸吃饭后，摊开纸笔，却又有点茫然，似乎朝气已去唯存午气，但也并不慌忙，仍想把他写出来，不过是在今年明年则不能知耳。据我原意则想在除夕内写之，若终非过年不可，亦是天命而已。”《与俞平伯书六通》，其一：“《莫须有先生传》序居然于壬申元旦写了，真是如释重负也。”——看看一篇“一二千言”的短文，把这位散文大师给累得。（事实上，后来没有一序两用，《看云集》序另作了，通篇大抵发牢骚说作序如何之难，又说：“可是说也奇怪，近来老是写不出文章，也并不想写，而其原因则都在于没有什么意思要说。”）——作家写文章，是要讲究灵感的，文思泉涌时可以倚马千言，灵感枯竭时也会“亦殊茫然”的。
　　这两个例子，应该够权威了吧？
　　但请注意，此处对韩寒的文学成就是否达到苏轼、周作人的高度，依旧未做任何评价，愿方粉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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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已近一万五千字，实在太长，本来还有五大组丐辞要继续分析，但我想，就如何识破丐辞来说，上文示范得已经够好了，后面五组从略，列出提纲，如下：
　　（6）《三重门》中有久远的时代烙印，其写稿过程诡异，韩寒那几个月，应该是在抄稿，等等。（7）这么多疑点都无法解释，韩寒敢不敢出来走两步。（8）韩寒这两步没走好，手稿太干净了，看不出创作痕迹。真正的创作稿，都是有大量修改的，不可能那么干净。长篇小说，是没法一次定型的。韩寒敢不敢再走两步。（9）你举那些文学大家的干净手稿能说明什么？你怎么不看看那些改得乱七八糟的？韩寒能跟老舍比？这不是一回事！（10）各种杂碎。“单”还是“代”之类……
　　这些，如大家有兴趣，可继续补充分析。
　　我若得空，也可能会继续。
　　我想考证，原来舟子就是谎言首富——逼尔·丐辞（用丐辞逼你）。
　　
　　（“手稿太干净”一类，可直接参见我此前写的《手稿太干净》《你不能用你的无知来证明世界的空白》《你不能用你的无知来证明世界的空白Ⅱ》等。）
　　
　　
　　三，质疑方舟子涉嫌诈骗的证据
　　
　　昨日欣闻老罗堵到方舟子，特将此节删繁就简，以示庆祝。正如上文所说，作为证据，只要一个就够。
　　我们质疑方舟子涉嫌诈骗。证据是：打假基金承诺公开账目明细，而至今五年半，从未公开；安保基金承诺接受监督小组监督，却始终不曾公开监督小组成员名单，等于毫无监督。
　　这证据的前提是：1，打假基金确实曾经承诺要公开账目明细，且其明细确实五年半从未公开。2，安保基金确实曾经承诺接受监督小组监督，且确实不曾公开小组名单。
　　这前提已经得到彭剑律师本人证实。完全经得起上面所介绍的考据学方法论的推敲。
　　由于方舟子是这两个基金的几乎唯一受益人，于是其“涉嫌诈骗”之嫌疑成立。注意，我没有说是诈骗成立。如果方舟子或彭剑律师能够光明磊落地公开账目明细及监督小组名单，经查无假，则此嫌疑自然消除，否则，嫌疑成立；若经查有假，那自然诈骗也就是成立了。
　　
　　请直接看老罗堵住方舟子、彭剑律师之实拍视频（见@罗永浩可爱多 微博 优酷地址）。
　　
　　整个对话，大致可总结如下：
　　老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公开？
　　彭剑：我们会在合适的时候公开。
　　老罗：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候？
　　彭剑：我们将在合适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候。
　　
　　司马少，2012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