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尊重民众反腐要求，拒绝反腐空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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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先生反驳我“背离了报纸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王文先生反驳我反腐上唱高调、在舆论前装。这是我的回应与反驳。面对反腐不力的现实，如何归因，如何面对现实，到底是归咎于“民众期待过高”、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还是归咎于“自己反自己”的非民主体制，这是我与你的大分歧。

尊重民众反腐要求，拒绝反腐空喊口号



曹　林



很遗憾《环球时报》未能发出王文先生反驳敝人批评《环球时报》的文章，使这场论辩无法对等地进行下去。听《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意思，似乎是想表现一种放我一马的大度与宽容。其实，这无关大度，更不是神马宽容，而是某些官僚习惯的作派，习惯背后玩儿勾兑，而不习惯前台公开的辩论和敞亮的交流。



媒体同业批评不可或缺



胡先生说我“猛烈抨击环球时报”、“背离了报纸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这是进行一种狡诈的概念偷换，以“攻击”这个贬义词偷换了正常的业内批评。“攻击”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自己不喜欢的批评，都可以污名为“攻击”。胡先生作为一家报社的总编，如果有起码的包容精神的话，应该会视之为“批评”而非“攻击”，并以开放地心态对等同业间的批评。以批评为业的媒体人，不要轻易充满敌意地将一种批评界定为“攻击”。媒体和媒体人不能总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外在，也需要自我批评。

长期以来，中国新闻界有一条不成文的陋习，就是媒体间不相互批评——就是胡先生所言的“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请不要用攻击这个词）。对此，我是很鄙夷的，我所供职的媒体，也是不认同的。中青报日常的舆论监督报道，不仅会指向腐败的公权力，也会指向同行的一些败类，指向业内的一些丑恶现象。比如，我们披露过一些媒体记者在矿难后收矿主的金元宝，我们披露过某些媒体地方记者站的管理混乱，记者在经营压力下以“有偿不新闻”敲诈企业。

我们敢于和勇于批评同行，一是源于对舆论监督的理解，不仅要监督公权，媒体也应该被监督，媒体圈内也有很多败类；二是源于对“打铁还须自身硬”的职业内省，如果媒体同业自身缺乏自省自净道德自治能力，岂能履行舆论监督之能力；三是源于对自身的自信，我们监督媒体同行，也欢迎媒体同行的监督，我们有这个自信把自身置于同行的监督与批评之下。

从胡先生对等同业批评的态度看，胡先生是缺乏这种自省与自信的。你说，环球时报从不点名攻击国内同行，言外之意似乎想说，环球时报是可以点名攻击国外同行的，并暗示应一致对“外”。这样狭隘的媒体观，我们是万万不能认同并十分鄙夷的，更羞与其为伍。



“宽容腐败论”是概括不是杜撰



好吧，下面来谈谈《环球时报》评论部王文先生反驳我的文章，虽然言辞比我的评论激烈多了，但我不会像胡锡进先生那样理解为一种攻击，而是当作一种批评。王文先生的文章，与前一篇引起舆论强烈反感的评论，并无丝毫的长进，而是继续大弹那种令人反胃的“容腐”论调，继续着那种搅糨糊的思维与逻辑，继续带着“现实主义”的面具而说着反事实、反法治、反常识的混话胡话。

先来说说那个让胡锡进和王文先生耿耿于怀的词：适度腐败。你和你的总编一直充满受害感地诉说着被媒体断章取义的冤屈。确实，腾讯的标题党做得不太职业，本人也一向反对无中生有的标题党，但是，腾讯的编辑也没有太大的歪曲你们的文意，编辑显然是认真看了你们的评论而后作出的论点提炼。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要批评标题党，你们自己首先要反思。你们那篇评论其实首先是“标题党”作品，明明关键论点说的是“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让反腐败作妥协让步，教训民众“大道理上理解什么什么”，却起了一个不合文意的标题《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题不对文，以虚题掩实论，悬羊头卖狗肉，反腐题下兜售容腐的私货，也算是标题党吧。

王文先生，你批评我杜撰出一个“宽容腐败论”的词，你也太不厚道了。我文中从未说你在评论中提出“宽容腐败”这几个字，而只是根据你的论点而作出的总结和概括，将你的论点概括为这种论调。可能有误读，但哪里是“杜撰”？贵报的社论也常会对外媒的观点进行提炼和总结，比如总结这种媒体提出“中国威胁论”，那种媒体提出“中国崩溃论”。这种提炼，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的。你可以批评别人提炼有误，但别用“杜撰”污名别人的批评。

从你们的核心论点是能推出“宽容腐败”甚至主张“适度腐败”的。你们教育民众要在“大道理”上面对现实，请问，面对“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只会是纵容和绥靖。你们称“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民众允许的程度”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对腐败的态度已经明晃晃地滑到“允许”的地步，这不是宽容是什么？

你们的文章中没有出现宽容和适度的字眼，但你们的很多论点都极其危险地向贪官传送着秋波，向官员传送着暧昧的暗示。



逻辑上的狗屁不通



王文先生，不知道那篇评论出于何人之手。作为一个新闻评论教员，我从技术上分析一下那篇评论吧。如果100分是满分的，文字上是50分，论点上是负50分，逻辑上是零分。很多文字是狗屁不通的，比如像“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这样的词句，好像是初学中文的老外写出来的，别扭极了。论点上所以打负50分，因为它根本上就是错的，反法治反常识，论点可以多元，但基本的是非不可含糊，这是评论的核心。

至于逻辑，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不讲逻辑的。散乱的结构下，给人以语无伦次之感；前言不搭后语的判断，好像是几个人各写一段然后拼凑而成的一篇文章。试举两例以说明其逻辑之狗屁不通。

你们的评论：论点一，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论点二，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归纳一下论点：一，民众的腐败痛苦感，很大程度上源于“为人民服务”深入人心；二，为人民服务未落实，源于市场经济冲击。王文先生，你劝我要多读书，谢谢你了！但你要告诉我，你是读的神马书，才让你有了这样狗屁不通的逻辑，我以后好避免读你读过的那些书。

你们的评论说：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再次在文字和论点完全拧巴且狗屁不通。作为媒体人，不去批评掌握着权力、可能腐败的官员，不去论证“执政者必须要在制度上意识到中国现阶段须彻底反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却反去教训作为腐败受害者的民众和民间“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问王先生一句，你到底在为谁说话？

你们的评论还说：“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清廉，是对为官者的基本要求，不清廉就别当官。可按你们评论的意思，官员们的清廉是得讲条件的，得发展、富起来后才能讲清廉，官员绝不能“先天下之落后而清廉”。可现实难道不是：中国是其他方面很落后，而不少官员却很富裕的国家？

你口口声声别人在歪曲你，别人在杜撰你们。可反观一下自身，你难道不是在文章中在杜撰着别人，对着你自树的稻草人批评一通吗？你在评论中说：我对“只要民主，不要发展”的反腐观点很不同意——可你得告诉我，是谁在说“只要民主，不要发展”的？从逻辑上看，这纯粹是一个虚假两难，为什么不能是既要民主又要发展呢，谁将这两个目标对立起来的？设一个稻草人然后去批评，原来正是你所擅长的。没有人不要发展，发展的潮流也是阻挡不住的，民主只是众多价值中需要追求的一种价值，没有谁“只要民主”。

至于说到民主能不能反腐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是两三句话可以说清的大命题。但是，你举的那些例子并不能说明民主不能反腐，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确实是有腐败的，甚至腐败缠身，但有腐败并不能说明民主就是坏的，民主就不能治腐败。一方面，可能与其民主制度的缺陷有关，民主制度还未能完善，也可能是伪民主，不能用一种不完善的民主或伪民主作为反民主的案例；另一方面，即使完善的民主制度下，也会有腐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民主的方向。纳税人能行使对税收的监督，选票决定着乌纱帽，难道不比集权和专制更不容易滋生腐败？

退一万步讲，即使民主不能反腐，但民主也是必须的，权为民所授，税为民所交，公务员为民所供养，人民当家作主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并非西式民主一统天下，中国可以渐进推进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但起码是不能像你这样一提民主就跳脚，摆出一副要拒民主于万里之外的反民主姿态。



不能怪你无法自圆其说，预设了一个反常识反法治的前提，用普世的逻辑自然是圆不了的。



抗拒反腐喊口号，反腐必须零容忍



好吧，最后说说你的另一个核心观点，将自己打扮成现实主义的睿智模样，说别人是在唱高调。你批评作为评论员的我是：喊几句民主，以示自己在舆论中高调与正义的形象。喜欢在舆论上装，甚至将我和刘志军、陈绍基之类贪官作类比。呵呵，这个类比无疑不仅是不恰当的，甚至是恶毒的。我一小评论员，能跟手握重权的刘志军之类比吗？

中国很多时候的反腐败，确实是在唱高调，在喊口号。可是，在唱高调和唱口号的到底是谁呢？是像我这样的评论员吗，是平民百姓吗，是对腐败充满反感的纳税人吗？当然不是，你的靶子完全打错了，你批评的对象完全批错了。唱高调的，恰恰是你和你所供职的媒体一向所回避批评的政府部门和某些官员——反腐败，只是在文件中喊喊口号，在报告中唱唱高调，在电视上做做表演，玩点儿廉政秀，唱点儿反腐小曲儿。法律得不到执行，规范得不到落实，反腐规定形同虚设。这是真正的唱高调。

王文先生竟然将我对反腐的吁求与陈绍基之类空喊反腐口号的贪官去比，实在荒唐之极。

真正唱高调喊口号的、负有反腐之职的政府和官员，贵报不去批评，反而将“唱高调”的板子打到了民间和民众头上。出于你手的这两篇评论（不知前一篇是不是），一直都是以居高临下地口吻向民众训话，要民众“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教育民众“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教训公知不要迷信民主，教训我一介书生要多读书。

王文先生，你口口声声反腐在唱高调，你为什么不问，到底谁在唱高调，明明是某些部门一直在唱高调，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唱高调。作为一份负有舆论监督之责的媒体，你们的屁股是坐在哪里说话的？不对那些掌握着反腐权力的人说，不对负着反腐职能的部门说，却一次次地指导民间应该怎么样，民众应该怎么样，显然，这种居高临下的官僚作态招人反感令人作呕。这也是贵报系列评论不断招来骂声的关键原因，那种居高临下的高位感和对民众的俯视感，让人生出一种本能的厌恶。王文先生，这已经不是一个党报一发声民众就会惟惟诺诺的时代，这是一个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彰显的民权时代！



“高调”并非高要求，反腐不能绥靖



王文先生，官员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在唱高调，但是，我并不认为是一种高调，所以称之为高调，是与其低劣的行为相比的；搂着小妹唱红歌，边收钱边写廉政血书，边上床边以党性担保。这是应该批评的高调。可实际上，他们喊的那些廉政口号，并不算高调，比如不贪不拿，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之类，并不算高调，而是官员应该做到的。不贪，对一个官员算是高要求吗？不拿公家的钱为自己办事，这是高标准吗？这算什么高调。面对官员一边唱高调，一边干低劣的事，要做的不是降低反腐标准，不是容忍腐败，不是要他们不唱高调了，而是要以制度逼他们按自己所承诺的、法律所要求的、规范所写明的那样去做。反腐没有绥靖，伦理不能让步。

现实确实是腐败没有得到遏制，甚至在既有的体制环境下确实有“难以根治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但当务之急，作为媒体人所要做的，不是训导民众去面对这个无奈的现实，而是要敦促政府以政治体制改革去改变现实。老百姓是腐败最大的受害者，不去向那些施害者施压，反教育民众接受现实、降低期待，这显然是犬儒的逻辑。民众不会答应，负责任的、有忧患意识的执政者和掌权者也不会认同。

王文先生，你在文章中说：喊反腐一点也不稀奇，关键是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得好，怎样以身作则地做得更好？你通过这一系列反问，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做得很好”的现实主义、实践主义和行动主义者，好的，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你哪里做得比别人好的，你是怎么以身作则的？到底谁在装。



改革没有回头路，反腐没有终南径，制度和民主是无法回避的。我能够理解反腐在既有体制下不能根治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但需要怎样面对这个问题呢，腐败一直未得到遏制，不是“腐败不能根治”的反腐规律带来的，而是反腐不力、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和“自己反自己”的体制带来的，这是问题的根源，需要正本清源。所以，打好腐败这个攻坚战，我们需要的是去改革体制，是清除利益阻力，是改变“自己改自己”，而不是强调要人民理解；我们需要的是强化制度反腐的共识，而不是阴阳怪气地谈“将腐败控制在民众允许的程度”。还没有在制度上作出“根治”的努力，就大唱“腐败无法根治”，这样欺民的论调正是贪官希望看到的。



我并不是一个唱高调理想而不顾现实的人，相反，我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可面对反腐不力的现实，如何归因，如何面对现实，到底是归咎于“民众期待过高”、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还是归咎于“自己反自己”的非民主体制，这是我与你的大分歧；面对“反腐者只唱高调不落实”的现实，到底是让人民理解，还是敦促改革，这也是我与你的大分歧。这种分歧，不可调和。这种分歧，不仅仅是表面的理念之争、路线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