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打假资金：没有时间表的“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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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叶飙 发自：北京 最后更新：2012-06-21 11:31:30

罗永浩“突袭”方舟子质问安保 资金透明度，方全程没有回答， 始终摆弄手机。 （南方周末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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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保护方舟子人身安全的“安保资金”运作一年半累计支出超过59万。只有在美国黑水公司做过雇佣军的精英才能拿到一年50万的价码。"

遭到质询近3个月后，两笔公开募集、用于支持科技打假的资金仍未公开信息。

2012年3月22日，罗永浩前往公安、税务、民政部门，举报方舟子与律师彭剑涉嫌通过两笔公益资金的募集实施欺诈，并涉嫌偷税漏税。方舟子反指罗永浩“通过诬告的方式，对我打击报复”。

罗、方二人在新浪微博上总共拥有四百余万粉丝，对于“科技打假资金”（下称“打假资金”）与“科技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资金”（下称“安保资金”）的质询自此成为焦点。

方舟子称，因注册基金门槛过高，故两笔资金均以个人名义发起。募集以来，均只公示了收入，未明示支出。和5年前募集发起时一样，方舟子再度承诺“打假资金”账目将适时公开；但认为“安保资金”明细若公开，将泄露安保细节。

3个月过去了，税务、公安机关的调查仍在进行，两笔资金的信息仍被迷雾笼罩。

专家们承认，这种以个人名义发起的公益募捐行为处在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但他们一致强调，透明应是募捐者的义务和道德底线。

“我为什么呼吁降低门槛？让组织纳入规范，就有规矩了。”原民政部司长、现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指出，调整民间公募管理的时机可能已到，“现在门槛很高，好像要严格管理，其实等于放任自流。最后只能退到道德要求上，这是特别尴尬的社会现状。”

不是“基金”，是“资金”

2012年6月18日深夜，因为网上口水战，网友“五岳散人”去方舟子家“论理”，冲突闹到了派出所。

长年为方舟子代理法律事务的律师彭剑宣布，倘若公安不依法处理，将再次呼吁支持者为他发起的安保资金捐款。彭剑同时也是管理打假资金的事务秘书，而公安、税务部门对这两笔资金的调查尚无定论。

调查始于2012年3月22日。那天上午，罗永浩租来的大巴停在北京中关村的显眼位置，等待记者们集合。自从2011年与西门子冰箱较上劲后，这位牛博网和老罗英语培训的创始人从未远离媒体视线。

对两笔资金的质疑声中，捐过款的罗永浩分贝最高。

“捐款是在（跟方舟子）吵架之后。我跟彭剑一直有私交，他提起老方打了个‘骗子医生’肖传国的假，医生在当地想办法告赢了方舟子。彭律师觉得老方太委屈，所以就发起给老方捐款。当然我是举双手赞成”，罗永浩把捐款链接贴到了自己的博客和牛博网首页，还于2006年12月5日捐了1000元现金给彭剑，并要求匿名。

彭剑似乎忘了这番嘱咐，“科技打假资金募集小组”网站公示了罗永浩的捐款。如今，方舟子拒绝了捐款人罗永浩的要求，不愿公开两笔资金的支出细节，罗永浩决定搞一次直播下的举报。

一天时间里，罗永浩在十余家媒体簇拥下跑了三个部门：海淀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朝阳区地税局和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

众目睽睽下，三个部门都不敢怠慢。公安获悉消息后，提前一天就打来电话指导合适的举报地点；地税为了接待，主动放弃了午休时间。两家单位都受理了举报，承诺将调查。

民政的工作人员专门翻阅了相关法条，给出解释，“我们只能从组织角度管理，如果社团、基金会或者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活动违法，或者有人以这些名义活动，可以查，但以个人名义来搞这些活动，民政部门没法追究。”

“从行为角度看，如果有欺骗手段，关联部门就是公安；如果达不到（诈骗的定性标准），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范围，捐款人自己可以追究责任，”他补充说，“他们看来很清楚相关条例的规定。”

按照方舟子的公开解释，他没有“钻空子”的意图：“我记得彭律师也想过要成立正式的基金会，但是中国要建公益基金会门槛很高，要求有几百万元启动基金，没那么多钱。另一个办法是由别的公益基金会代管，但是没有哪个基金会愿意跟‘打假’扯上关系。所以后来就以资金筹备的名义。”

“钱都到秘书那儿去了”

回溯两笔资金发起募集的过程，不难发现其中确有妥协。

如彭剑对罗永浩所述，2006年的方舟子正官司缠身。11月9日，他与“打假资金”发起者之一郭正谊做客网易聊天室时透露，自己被卷入7起与打假有关的诉讼，应诉费用与败诉赔偿成为负担；其中，7月对肖传国一案一审败诉，令“舆论大哗”，是“打假资金”成立的由头。

方舟子称，友人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注册成立了“中国科学与学术诚信基金会”，但按照中国法律，海外基金会无法在国内募捐；在何祚庥、郭正谊、袁钟、司马南四人发起下，以www.dajiajijin.org为官方网站的“打假资金”应运而生。

细究网站备案号“京ICP备06040342号”，会发现这一逻辑存疑。

2006年11月4日，网友到中国信息产业部ICP管理系统查询发现，此备案号当时对应的网址是anti-fraud.cn与www.anti-fraud.cn，均指向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登记单位是北京强义商务调查事务所。

“强义”的服务内容是打假基金筹备；anti-fraud的字面意思是对抗欺诈，也即打假。这一网址的登记备案时间是2006年6月。到了9月，方舟子的律师彭剑买下www.dajiajijin.org，作为“科技打假资金募集小组”官方网站面世时，冒用的正是anti-fraud.cn的备案号。

anti-fraud.cn的拥有者后来变更为彭剑，而原来属于anti-fraud.cn的备案号，如今则指向了www.dajiajijin.org。这些线索显示，早在方舟子所称的“由头”之前，“打假资金”的推出工作已在幕后开展，这些工作都与彭剑密切相关。

彭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起任职于中伦文德、天波、宏方曌（后改名为汉良）、国纲华辰等多家律师事务所，目前担任华欢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除了代理一系列涉及方舟子的案件外，也是三鹿奶粉事件患儿的代理人，还参与了以“公共利益”为诉求的“公盟”。

与彭剑有接触者对其业务能力褒贬不一。曾与其合作的“作家维权联盟”执行人贝志城称彭水平低，还曾建议虚开发票欺骗法院；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则透露，彭剑在职期间“表现还不错”。

彭剑与方舟子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04年底的“金娣存款案”。彭剑自称是方舟子的崇拜者，获悉消息后决定“在法律层面上帮助他渡过难关”。

彭、方因此案结缘，彭自此代理方几乎所有案件。随着“打假资金”的公开募集，彭剑很快走到了台前。

2006年11月6日，小组通报称，以个人名义发起募捐，将募集的资金用于打击科技欺诈、遏制学术不端为主旨的活动；并申明，将公开账目并接受包括国家行政机关、新闻媒体在内的各界的监督。彭剑被任命为事务秘书，公布的捐款账户全部为彭剑个人账户。

在网易聊天室，郭正谊明确表达过担心，“现在碰到一些难题。第一，钱都记到我们秘书那儿去了，秘书是干什么的？他要是卷钱跑了怎么办？（咱们这儿这么打比方啊。）再一个，你这个钱到底是私人存款还是公益存款？”

www.dajiajijin.org的网站地址显示，发起者并非没想过以基金会的形式管理募集活动。最早的“简报”中，4位发起人宣布成立的正是“科技打假基金筹备组”，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样的称呼在法律上并不严谨，故改为“科技打假资金募集小组”。

郭透露，发起者商量过挂靠到公益机构的可能性，但发现管理费高，且自身规模太小，“人家不要”。他期待着，等基金到了一定规模，单独依法成立基金会。

对于这期间的管理，他和方舟子都有所考虑，认为需采用完全透明的方式，公布所有收入，列明每笔支出，以便接受监督。方舟子期待能“真正成立了一个机构”，“一个民营企业也好，或者是基金会也好，那么就按法律的要求了”。

他尤其指出，刚成立的打假资金实际上靠个人维持，以个人账号收款，以后要尽量避免个人色彩、尽量规范。

然而，当“安保资金”发起募集时，这种个人色彩反而愈加浓厚。

2010年8月29日，方舟子先后遇袭，受轻伤。考虑到共同打假的友人方玄昌也于6月24日遇袭，彭剑8月31日以个人名义发起资金募集，承诺将款项用于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方面的开支，“安保资金”仅接受“监管小组”监督。

“安保资金”接受捐款的账户和“打假资金”完全相同，彭剑当时声明，除非注明要捐给“打假资金”，否则收到款项一律视作“安保资金”。在这一动作下，只需接受“监管小组”监督的“安保资金”很快超越了需接受社会监督的“打假资金”。

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时，“打假资金募集小组”网站显示，“打假资金”共收款人民币267537.27元，“安保资金”共收款人民币953802.97元、美元985元。两笔资金均从未公布支出明细，为质疑埋下伏笔。

可以透明，但没有时间表

2006年的聊天室里，主持人曾提问，“打假”资金因其名称、性质必会受到比普通基金更多的关注、质疑、压力，要如何维持不掺假？

方舟子当时答，“只要你是在公开透明地运作，把你的资金去向都公布出来，把你打的这些假的事例都公布出来，能够让大家共同来监督的，就不可能掺假。”

如今，质疑恰恰来自对透明度的拷问。

在科技打假资金募集小组网站上，共公布了8个“已定支持项目”。前7个案件均与方舟子、北京科技报社有关；另一个项目为“余洪瑞与胡卫民名誉权纠纷案”，本身与方舟子无关，但资助对象胡卫民的代理律师恰为彭剑。

针对这些打假项目的支出，网站并未公布明细，称其正在审核中。

2012年3月22日，方舟子接受网易专访时透露，网站公布的8个项目是前期支出方向，目前则主要用于资助肖氏手术受害者的维权，“这个钱不是直接给受益人的？当然这些收据是有啦，比如说像彭剑律师还有其他的几位律师，为了这些受害人去调查取证、提起诉讼，他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就直接报销了。”

时隔5年多后他再次表示，“打假资金”的账目明细会公开，但具体时间仍需向彭剑问询。彭剑微博称，“会适时公开账目”，并转述给支持者的邮件表明态度，“黑方、反方人士拿账目说事、诽谤方先生。我认为在它们的要求下公示，显得看得起它们了。故我决定适时公示，自己感觉空闲方便时再公示。”

然而，无论方、彭，都一口咬定，“安保资金”绝无可能公开账目。

据网站公示，截至2012年3月13日，运作1年半的“安保资金”累计支出590239.87元，这个数字引发了最猛烈的质疑。

“目前国内市场最有实力的保镖——那些在中东地区高风险国家大使馆服务过的军人，或者雪豹突击队的退役战士，一般一年收费也只有25万到35万左右。”大兵保镖公司高级安全顾问杨和平对国内保镖市场的行情十分熟悉，“大兵”曾派遣保镖赴利比亚维护中国企业安全，“国内市场单人勤务几乎没有超过50万的，我估计，只有在美国黑水公司做过雇佣军的精英才能拿到这个价，但这样的人才一般很少回国。”

面对质疑，方舟子反复强调，“安保资金”有其特殊性，若公布支出细节，就相当于透露了安保细节。

彭剑亦表示，依据募款时的说明，只向监督委员会公开账目。然而，方、彭从未透露过监督委员会的名单，甚至连对监督委员会人数的描述都大相径庭。据《潇湘晨报》报道，“彭剑说，监督委员会由两位人士组成”；而方舟子在回复一位捐款者时则透露，“安保资金监督小组目前由4个人组成，一个是著名大学教授，一个是著名医生，两个是企业高管”。这令外界无法确定委员会是否真实存在并行使监督功能。彭剑2012年4月13日表示，在公安笔录里，已记载了成员信息，但外人依旧无法获知。

在公益领域的专家看来，无论是5年尚未实现公开明细承诺的“打假资金”，还是久久未揭开监督委员会“面纱”的“安保资金”，都有违募捐的最低伦理要求。

“公信力是对慈善事业最基本的要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沈国琴表示，“对于没有明确目的的捐助，基本要求是信息公开；如果有明确目的，就应该向捐赠者定期通报效果，或项目完成进度，这是募捐者的义务。”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培峰解释说，以个人名义发起的募捐，其热忱值得肯定，但其间若有很多非明细化的东西，会给社会带来疑虑，个人要承担无限的责任。

接受网易专访时，方舟子将两笔资金定性为“私人捐赠”，官方网站的法律法规一栏亦以捐赠法作为法律依据；但沈国琴指出，网站上的通告、通报显示，受捐者发起了活动，因此不适用于捐赠法，属于向社会公众募捐，应当遵守上述募捐者的义务。

她同时承认，现有的法律只规范了慈善组织的募捐行为，却没有涉及民间募捐。

“针对个人发起的募捐，只有限制非法集资的规定，其他没有。”刘培峰认为，严格来看，两笔资金的募集者并无资格在网上发出呼吁募捐，鉴于目前宽松的管理，募捐方至少要履行承诺，同时要接受公众的质疑。

“虽然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对捐款人还是要有个交代，这是相互间的诚信，是伦理的基本要求，这没有疑问。”“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

专家们的看法事实上印证了民间组织管理局对罗永浩的回复。“对于民间募捐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管理，没有进入法律，只停留在伦理层面，这就是两笔资金的尴尬。”王振耀表示。

2012年3月26日，南方周末记者与彭剑的助手取得联系，希望采访公众关心的支出透明问题，彭剑通过助手回复，一切态度见其微博，而其微博除前述模糊表态外并无更多内容。南方周末记者随即按照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地址找到了彭剑所在的华欢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位于东南三环一栋大楼内，占据一户，彭的助手挡住门口拒绝采访。反复交涉后，助手进屋，南方周末记者见到了正坐在办公室里的彭剑，刚表达了采访请求，后者立即起身高喊“滚出去”。

彭剑一边揪着南方周末记者的衣领向屋外推搡，一边大喊“这是我的地方”，记者被一路推至屋外后提醒他，已离开办公室区域。彭剑愣了愣，才松开手，转身入屋，“砰”，关上了房门。

2012年3月28日，罗永浩在第一财经电视台北京办公室楼外截住了正要去做节目的方、彭二人，彭在当面对质中称，只要南方周末记者发去采访提纲就会接受采访。

此后，按照彭剑的要求，南方周末更换了采访记者、发去了采访提纲、介绍信与记者证翻拍件，同意全程视频记录，并延后了推出报道的时间以配合其日程，终于初步约定在4月10日进行采访。但彭剑又于4月8日提出，要质询关于冲突的问题，若新换的记者不能回答，则要当事记者到场。

在新换的记者同意回答后，彭剑表示要休息并关闭手机了，4月10日亦未能按约定接受采访；其4月13日在微博上承诺将适时公开的打假资金账目至今无音信。

该调整的不止方舟子

“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像‘打假资金’这样的募捐行为，很容易注册成为一个基金会，也能很方便地进行管理。‘打假资金’遇到的问题，应该让全社会来深思：一群希望维持社会正义的人，因为不方便注册，导致后来行为遭到不规范的质疑，这是社会的问题。”王振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和徐永光都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仅依靠全国性的官方募捐机构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多的需求，应建立从社区到地方再到全国、多层次多领域的机构；但现实中募捐行为的合法化面临诸多门槛。

“要求主管单位、资金数量，还要求行政人员的经费不能超过当年捐赠支出的10%，所有这些织成了一个网，造成很多组织没法注册、没法活动，但社会实际上又有大量需求。”王振耀描述说。

现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为非公募、地方性公募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分别设立了200万、400万、800万的原始基金“门槛”，且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

达不到上述标准的，可以选择通过挂靠解决募捐合法性。据徐永光介绍，若项目符合基金会宗旨，能为基金会带来正面影响，具体的管理费收取标准、挂靠门槛等，都可以商谈，有些基金会甚至愿意先“倒贴”部分款项，吸引好的项目。

然而，一些于公有益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得到基金会的认同，打假公益“资金”即是一例——打假有益社会，但却得罪人，“个人可以冲锋陷阵，很少有机构愿意陪着上。打假公益‘资金’找挂靠，可以说肯定有困难。”

两笔“资金”的尴尬，折射出法律和体制的滞后，王振耀认为，调整的时机已到。

“社会管理到了一个调整阶段，需求实际存在，又无法正常注册，那政府不就是捂着脸当看不到？社会上不就吵得更热？”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为什么主张一定要降低门槛？让组织纳入规范，就有规矩了。”

徐永光则对直接降低门槛持保留态度，“非公募基金会的注册，确实有人讨论，是否可以降低，让社区、村里都建立基金会。但公募是一种公共权力，给予个人要非常慎重，要很放开还是很难。”

他同时透露，无论公募或非公募基金会，目前都享受免税待遇，社团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几乎都和企业一样交税，不享受这一优惠。基于这一情况，对基金会门槛的调整更需慎之又慎。

除了直接降低基金会门槛外，湖南、江苏等地曾出台的条例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向其他非营利组织开放募捐权限：设计一种“许可”的方式，允许社团或非营利事业单位（如学校等）向民政部提出申请，获得许可后进行募捐。

“许可不是目的，而是鼓励所有组织遵守要求、履行义务、实现公益目标的方式，让所有组织都有公平的机会获得募捐资格。”沈国琴说，“外国大部分都采用许可的方式，由组织作为募捐发起人，通过系列行为识别证明自身公信力。”

刘培峰认为，在组织化社会里，非组织化的个人募捐成本很高，发起具有随机性，带来风险也大，“不否定个人慈善，但组织肯定是发展趋向”。

在他看来，募捐资格一定程度上被垄断的现状，与组织资格、募捐资格挂钩有关；一旦分清楚两种资格，管理难度会加大，但从目前制定法律的进展看，两种资格脱离关系将是趋势。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提出，要完善慈善事业法规政策体系，推动出台慈善事业法、社会募捐管理条例，并推进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管理条例的修订和实施，“解决公益慈善组织登记难、募捐资格不明确、募捐行为不规范、信息披露与公开透明机制不健全、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法律对于民间募捐的管理会变得更加开放，但在监管方面应该更加严格。”刘培峰如此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