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被强制流产胎儿的最窝囊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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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被强制流产胎儿的最窝囊父亲



刘忠良



当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强制堕胎事件被曝光后，当地官员会做什么？不用多想，像全国其他地方的官员一样，他们处理此事只有四个字“威逼利诱”，或者说是六个字“胡萝卜加大棒”。



在不必对民众负责的制度下，胡萝卜是假的，或只是短期承诺，后面很快没有了。其实，在习惯摘官帽摆平民愤的制度惯例下，缺乏民意支持的地方政府“大棒”也是假的，只要民众敢举起大棒，他们也很快会弱弱的收回淫威。



可陕西这位被强制流产胎儿的父亲，在这“胡萝卜加大棒”的淫威之下，竟然乖乖的投降了——既不接受远道而来的记者采访，也不接受不远千里赶来的律师援助，还竟然和加害者一起把这些受害者的支持者当成境内外敌对分子一样提防着（杨支柱描述）。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非常愤怒，“懦夫！懦夫！”就这样如羔羊一般向披着虎皮的狐狸投降了？想起去年深圳那位被联防队员当面强奸自己妻子的丈夫被骂成“世界上最窝囊的男人”，感到这位爸爸就是“世界上最窝囊的父亲”——乖乖的配合当地官员不接受采访、不接受法律援助，和加害者一起提防向他们伸起援助之手的人。甚至感觉这比那位“世界上最窝囊的男人”还窝囊，至少那位“世界上最窝囊的男人”还会向记者哭诉，还会让法律还他们公道。而这位80后父亲，竟然乖乖的按照当地官员的安排做，就像妻子被强奸了还帮强奸者摆平外界压力一样，是不是比那位“世界上最窝囊的男人”还窝囊？嗨，太不争气了，太没有骨气了，太令人失望了！



6月18日，从北京前去法律援助的张凯律师和杨支柱走了，记者大部队也走了。媒体的关注就是受害者家属的力量，也是和当地政府抗衡的唯一资本，而记者走后，邓吉元（被强制流产胎儿父亲）的“茶”就凉了。说难听点，作为草民，没有媒体报道，当地官员吊你个屁？不接受法律途径，当地官员拍着胸口的话，就像屁一样会很快散尽到空气里闻也闻不到了。



果然，到了6月19日，也即当地官员承诺的“下周二”，《亚洲周刊》记者张倩烨接到受害者家属邓吉彩电话，“周日县长拍着胸脯说，下周二一定会有个结果，结果到了今天他们还说在调查，把我嫂子都气哭了，想请律师。都怪我哥，不让律师介入、不让媒体采访。”



6月20日杨支柱微博说：“尽管政府食言，我和张凯律师不打算再去镇坪了。需要帮助的人很多，去下飞机后还要坐10个小时汽车的地方成本是很高的，我们怎么相信再去一次他们就会委托我们？但是也反对苛责当事人。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为反计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没有理由强迫人家继续贡献。我们会在北京关注他们，提供免费咨询。”



看到这里，又感觉对这位父亲的指责又太过分了。那里不是广东，而是西部的陕西；那里不是中国第四大城市深圳，而是落后封闭的农村；那里不是相对比较法治的大城市，那里是比较人治的小农村；大城市里天天有记者和律师，而穷乡僻壤，多少年不碰到一次记者和律师（但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尤其是微博，在大家关注他时，以上几条已经不是绝对理由了）；当地政府所犯的不是已经法律明文严惩的强奸，而是写入宪法与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作为一个农民，我对他的期望也太高了。



是的，对那位“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我们这种指责是过分的。同样，我对这位父亲过高的期待和恨铁不成钢的指责也是过分的。如果在一个民主法治比较完善的社会里，谁害怕权力三更半夜把自己带走？



如果一个人窝囊，这是一个人的问题。如果许多人窝囊，这不是许多人的问题或民族性格的问题，这是制度问题。如果说汉人天生窝囊，那香港人台湾人怎么会自由上街？如果说农民窝囊，难为什么无数次揭竿而起都是农民、外国的农民为什么也敢上街？这不是人的问题，也不是民族性格问题或农民性格问题，这是制度！



强制堕胎之所以可以发生，而且是每年数以万计、数以百万计的发生，这也不是计划生育完善不完善的问题，而是民主法治发展充分不充分的问题。没有充分的民主法治，就没有充分的人权，所以强制堕胎这样非人性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但是，如果我们对正义多一份争取，多对不义多一份抗争，我们会争取到更多。但愿这位父亲，趁媒体还有对您们的关注，不要错过机会，否则继续做羔羊而被宰了，那时可别怪没人帮助你了——因为曾经许多人去支援你，而你面对地方政府的狐假虎威，弱弱的拒绝了帮助者。其实你只要骨头强硬一点，媒体就会让他们无脸做官，全国人民的唾沫就可以把他们淹死，但你却懦弱的放弃了这个机会，还不如你们家的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