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镇坪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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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2年07月04日 08:12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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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简单的基层行政事件，发展成为各种权威力量总动员的维稳故事，体制如此紧绷，缺乏弹性，固然不意外，却也令人绝望

　　【《财经》记者 徐凯】6月26日，当官方结论被公布时，邓吉元正躲在湖北十堰，托朋友去买前往北京的火车票。22天前，他怀孕七月的妻子被强制引产。

　　安康市政府的结论认为，这是一起违规大月份引产的责任事故，问责七名官员，其中撤职两名，行政记过三人，党内严重警告两人。受到处分最高职位的是分管计生的副县长，而亲自带队的镇计生办主任龙春来仅仅被党内严重警告。处理决定未提国家赔偿，只是要求县政府给予“经济补助”。而这些，邓吉元并不接受。他说，我想要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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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去北京，你能不能帮我？”22岁的冯建梅在电话里问我。这是6月21日晚上十点多，未出生的女儿被引产17天之后，她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仍住在镇坪县医院二楼产房，六号病房。

　　这天白天，她的丈夫邓吉元试图离开，在县城车站被远道而来的安康市副市长拦了下了。事后，奉命“照顾”她的人数增加了几倍，在走廊上，在旁边的病房里，每个前来看望她的陌生人都被拦下询问，她的丈夫、母亲、妯娌都有专人跟踪。这样的牢笼，一个刚刚被强制堕胎的妇女怎么受得了？又怎么能逃得脱？

　　接到她的电话之前，我已经准备第二天一早就离开镇坪了。此前来到镇坪的同行告诉我，他们被要求离开，发的稿件也已删掉。另外两位同行，稿件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就胎死腹中了，就像冯建梅肚中的孩子。已经不断有电话打到单位询问我的情况了，我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电话里的她嗓音不对，似乎刚刚哭过。她说，这么多人看着她，难受。她想象着，去了北京，一定会有很多人帮助他们，就像曾经远道而来提供援助的律师张凯和学者杨支柱一样。第二天邓家大姐才告诉我，在给我打电话之前，成成（她的小名）在卫生间里哭了好一会儿。

　　我心里一阵难受。就算到北京，又如何呢？那套体系已经运转起来，从北京到偏远的镇坪，一张大网笼罩在每个人头上，没有漏网之鱼。但我理解她迫切逃离那个地方的想法：不要被人当作囚犯地看着，不要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北京”听起来像是个自由的地方。

　　她说，她身手敏捷，可以用床单绞着窗户的横梁跳出去，让我在楼下接着她。她的坚定，可见一斑。但这是个危险的计划，我不同意，要她视情况等到凌晨想办法走出来。

　　那天晚上，终究没有走成。5岁的女儿邓欣雨，跑出去玩儿，突然又跑回来，问她：妈妈，你要去北京，我怎么办？她感到心里发凉，问欣雨，谁告诉你？欣雨指指门外，那里，那些叔叔——其实就是政府派来“照顾”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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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在西安交通大学度过小半年时光，因此对陕西还不算陌生。但镇坪的偏远令人惊讶，从西安坐车经高速公路到安康市，要花上三个多小时，而从安康市到镇平县城，更是要五个小时车程。6月17日那天，我要从安康市到镇坪县，车子在离县城大约三十多公里的地方抛锚了，足足花了八个小时才到达县城。

　　这一路上都是大山。从西安到安康，横亘的秦岭山脉气势巍峨，一个个穿越山体的隧道，提示着早年交通的艰难。从安康到镇坪，则是大巴山，由于没有隧道，只能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兜兜转转。

　　镇坪县位于陕西、湖北和重庆三省交界处，所谓“鸡鸣一声闻三省”。镇坪的天气极好。和闷热的西安不同，大山环抱的镇坪气温要低得多，空气中带着微微甜味。由于气候条件适宜，这里盛产腊肉、笋干。耕地面积很少，但山上各种珍贵林木、药材很多，珍稀动物如云豹被当地政府视为名片。

　　5年前，因为农民周正龙的一张“华南虎”照片，这个小县的名字广为传播。我接触到的镇坪人，多数性格温顺。周正龙是一个例外，他性格强势，喜欢指使别人，也敢于和政府对抗。

　　镇坪县城很小，步行15分钟就把县城走了一遍。这里只有一个邮局、一间医院。当地一名警察告诉我，整个县只有5万多在籍人口，常住人口则不足5万。

　　邓家在曹家湾（冯建梅最后被带走的村子）的一位亲戚，曾经在甘肃金矿上打工，见识很多。他指着村口的吊桥告诉我，这座桥还是十几年前修的，村民们为吊桥的事情，已经多次找到曾家镇政府，但一直不给解决。离这里不远，一个新建的养猪场，却被政府安排修建了一座水泥桥。

　　这座晃晃荡荡的旧吊桥，当冯建梅被计生办的强制带走时，她曾在途经时挣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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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晚没走掉，冯建梅说，她一晚上都睡不好。第二天，她下定决心，接受一家德国媒体的采访。此前，政府的人告诉她，不要接受外媒采访，不要把中国人的事捅到外国去。一家日本媒体，就被她拒绝了。但在这期间，政府一再失信，没有兑现承诺。

　　采访结束后，邓吉元决定再次离开。这是6月22日下午两点多，他带着女儿，邓家大姐开车，载着邓家老父亲和我。由于是三省交界处，我们本来有三个方向可以走：安康方向，重庆方向和湖北方向。我提议走重庆方面，但安康市是他们最常走的，而且邓吉元还想回家拿换件衣服。

　　我知道这条路线的风险。既然第一次没走掉，现在盯着邓吉元的眼睛遍布整个县城。何况这条经由安康市前往西安的道路，每一步都可能被拦下了。那时，我能做的只是陪着他。我悄悄联系了张凯律师和腾讯微博的朋友，告诉他们，一旦有事，会请求他们帮助。我的想法是，就算走不掉，也要保证邓吉元不被镇政府的人带走。

　　车行半个小时，一辆大型卡车就停在路中间。大姐下车，换了车技很好、曾经开过大车的邓吉元，才堪堪过去。但随后，大姐就发现，一辆镇派出所的车不紧不慢的跟着我们。我让大姐靠边，结果这辆车也跟着我们停下了。

　　往前几公里，已是下午三点多，又看到一辆横着“抛锚”的车，政府的人迅速包围了我们的车辆，声称邓吉元有问题，要带他回去。邓吉元不肯，但说不过对方。

　　随后，那名采访过邓家的德国记者也出现在现场。场面愈发紧张起来，几个所谓喝醉了的“村民”冲过来打邓吉元，骂他是“汉奸”“卖国贼”。

　　我正在和赶来劝解的曾家镇陈姓政协主席“叙旧”，突然看见离我们五六十米远处的邓吉元被人冲上去踹了一脚，我立即冲上去喊了一声：“这么多政府的人在场，怎么有人打人！你们都不管？”

　　随后有警察赶来。但令我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动手打邓吉元的所谓“醉鬼”，竟然指着我跟警察说，刚才是和我打架！于是才有了警察认为我是当事人，要带我回去调查的事。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又改口说带我回去“作证”。

　　当我被诬蔑打架时，我找到事发时和我说话的政协主席，问他：你能不能说句良心话？对方嗫嗫嚅嚅说不清楚。当情绪与焦点引向在场的外国人之时，参与围堵的另一人反反复复骂我是“汉奸”，他说，钓鱼岛你怎么不去关注？这么大点事，你们就要来我们镇坪弄？

　　以上过程，通过现场的多个信息源已在微博上直播了。经过这一场风波，走是走不掉了，当晚7点多，邓吉元被带回镇坪县公安局，而我被公安跟着，最终还耗时一个多小时做了份证人笔录。

　　当晚10点半，在警察与宣传人员的“护送”下连夜送赶到安康。

　　一路上，除了偶尔可见的野猫，只有头顶璀璨的星光。等住下，已是次日凌晨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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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离开镇坪当日，律师张凯和学者杨支柱对邓吉元是有些失望的。他们本来抱着期望而来，但邓吉元没有在当时委托他们。

　　政府一再食言后，邓家妹妹吉彩骂自己的哥哥“软弱”，“活该受欺负”。比邓吉元小七岁的冯建梅，也对丈夫时有怨言，甚至疑心他的立场。

　　邓吉元个子不高，娃娃脸，乍看起来像个孩子。可能是为了显得成熟，上颚一直留着胡子。他自我评价，“只是个老实人罢了”。

　　我刚开始也曾疑心过他，是不是想多要些赔偿。但多日的接触后，我倾向于认为，他更多的只是天真而已。他的行动，很大一部分出自对政府的信任。“政府”不是抽象的概念，那里有亲切的慰问，诚恳的脸，美好的承诺，拥有无限的权威和所有的组织渠道。政府里还有朋友、亲戚、老师、同学和邻居。那天被拦住时，他被逼急了，对政府的人说：你们总是拖拖拖！总是在骗我！

　　随着政府的一再拖延和不负责任，他的态度也逐渐改变。一次走不了，他做了第二次尝试。两次走不了，当我离开后，他终于独自一人消失在大巴山里。

　　6月28日，失踪了5天之久的他出现在我面前并告诉我经过时，我不由得佩服这个年轻人：在亲戚家躲了两天之后，他用障眼法骗过当局，然后凌晨徒步从化龙山的后山绕过检查站，从十堰坐火车北上。

　　他仍然犹豫不决，他仍然时时不知所措。但从当初对当局的信任，到逃亡北京，他的世界观显然翻了个底儿朝天，他委托了当初被自己拒绝的张凯，来替自己谈判和打官司。古道热肠的张凯和这家人一样，都是基督徒。

　　他到达北京的消息一经传开，那边对冯建梅和邓吉彩的看管明显减轻了。政府派出几路人马，赶赴南京其母处、代管微博的表弟阿三处“看望”。另外一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现任镇长（前任因此事被撤了）和村支书，则赶来北京“看望”他。一见面，邓吉元才搞明白，对方只是想把自己带回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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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辱骂邓吉元一家的网贴，泛滥如潮，冯建梅看一次难过一次。6月22日后，连邓家的亲戚前往看望他们，也要经过政府的“登记”。后来，冯建梅的妈妈要离开，也只能由政府的人“护送”。无法离开医院的冯建梅告诉我，她真的快崩溃了。

　　痛失孩子的冯建梅一直“要求惩凶”。相比被动的邓吉元，她一逃再逃的行动，虽然是被逼的，但行动都是她发挥能动性创造的。现在，她只能哭泣。有一天晚上，当政府找人劝说他们时，她再也忍不住，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哭。

　　邓家妹妹吉彩，性格坚强，以前她总和这个嫂子吵架，但事发后，最替嫂子鸣不平的就是她。她在网络上发声，接受各路媒体采访，还和政府派过来的说客辩论，最终把对方气走了。有一次，县人大主任到病房，要求我离开，吉元同意了，但吉彩起身说：我送你！和我一起离开了病房。

　　当吉彩把那张“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世间公道在”的图片发来时，我欲哭无泪。上次看到这种手段，还是在重庆李庄案中，庭外打出“黑律师”的横幅。李庄毕竟是北京律师，背后有中国法治界种种资源支持。而邓吉元一家，是偏远山区的升斗小民，犯得着用这样的手段么？

　　从逻辑简单的基层计生违法事件，发展成为各种权威力量总动员的维稳故事，体制如此紧绷，缺乏弹性，固然不意外，却也令人绝望。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入介入一件新闻事件中，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我作为一名记者应当恪守的原则：保持距离、冷静记录。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介入事件，不仅仅影响到了记者的记录者身份，还不一定能帮助到当事人。我也不断地问自己和朋友：我真的帮助到这家人了吗？我的行为是否有违职业守则？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在微博时代，很难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在具体方式和细节上，仍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无力，是自始至终的切身感受。

　　被政府强制引产并控制，却被人当成卖国贼“痛打”“驱出”的那家人，是此刻我最关心的事。就媒体记者的身份而言，考虑事件能够触及的制度层面更加重要。可是，也许这家人并不能承受这样重的负担。当美国妇女组织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口示威时，连吉彩都害怕，甚至觉得对那个被示威的领事馆心怀愧疚。

　　新闻的热潮已经消退了。但和政府撕破脸的这一家人会被遗忘么？那些曾经、正在和将要被强制流掉的生命，也会被忽略么？我宁愿我没有答案。

　　从安康回到西安，要穿过一条长达十八公里，打穿秦岭终南山的隧道。尽管洞内有灯光，但那深入大山内部的黑暗，仍然令一车人噤若寒蝉。

　　【作者：《财经》记者 徐凯】（编辑：丁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