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从媒体抑制看“约架”暴力

bridged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刘远举
字号
背景
评论打印电邮收藏腾讯微博新浪微博

四川电视台女记者周燕（网名“此是燕云”）和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网名“吴法天”），在微博上因什邡钼铜项目污染问题发生争论，周燕对吴法天污言秽语，吴则以“鸡婆”、“白眼狼”反唇相讥。之后，两人相约见面，虽吴丹红在微博上强调是文斗、辩论不是武斗，见面后也多次声明辩论，但周燕用事先准备的鸡蛋攻击吴法天，并多次和拥护者一起对吴丹红动手，导致吴多次摔倒在地。事件相关视频传出后，立即引发了网络热议。

有人说吴是故意做局钓鱼。如果以最恶意去揣测，的确无法排除这种可能，但同时，内心动机谁也无法确定，既然明确的事实已经足够，在没有证据之前，带倾向地揣测动机也就毫无意义。

公共空间中的政治争论是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任何公共辩论的共通基础必然是自由的人身权利，不承认辩论对手不受侵犯的人身权利，那么参与人的观点就毫无意义和根基——自身不保的人何能奢谈公共事务和政治观点？所以，即使暴力因辩论而起，在事实上具有前后关系，但暴力在逻辑上却不是辩论的延续。暴力发生，辩论即不复存在。参与者在辩论阶段的任何观点谬误都不能为施暴提供任何背书和正当性。

对吴法天的围攻也和决斗扯不上关系。且不说中国并无决斗传统，退一步看，西方的决斗也需按双方约定的形式、规则进行，往往会使用枪械，即便使用冷兵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体力上的差距，赋予决斗更多勇气较量的色彩。聚众围攻则不同，没有任何规则，只有人多势众的多数人的暴政和私刑。周燕仍一再冲上动手，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如果吴对周有强烈的还击，那么必然面临围攻者一拥而上的局面，所以周燕不过是借拥趸之势推波助澜、持强凌弱。在这个时候，她的主要身份不是一个女人或母亲，而是推动群体暴力的领袖——视频中那回头的一笑，流露出来的更多的是兴奋而不是义愤。


有意思的是，哪怕是在这样一个小小事件，历史都在不断重复自己。此次事件中各色人等正是中国历史上多次社会运动中各种角色的具象化例子。宣称“道德大于法律”的激动的16岁少年，让人联想起重庆沙坪坝红卫兵墓群中比例最大的群体——20岁以下的青少年；周燕、用板砖砸人的板砖哥、受拥护的艺术家，又让人联想起运动领导、流氓无产者和“背后长胡子的人”。不但历史灵魂附体，现时体制之弊也活灵活现地反映出来，一句“别拿法律当挡箭牌”对吴法天的斥责，应和者众。联想到这句话的出处，真是一个悲哀的讽刺，或者，一语成谶地预示着“新瓶装旧酒”的前景？这不免令人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前景产生悲观甚至怀疑。

不过，冷静思考，不难发现事情中所蕴含的多重理性思辨：政治立场不是道德分野，个体的具体行为并不能抹黑他们所持的政治立场的正确性、正义性。用政治立场来要求道德水准，或者反过来，用具体人的道德水准来反推政治立场的虚妄，都是片面的、不客观的——持有自由、民主观点并不必然高尚，周燕、艾未未的行为亦不能证明自由、民主理念的错误。不过，他们的行为的确立竿见影地反映了他们思想成色的不足——即使有着对民主的感性，也缺乏对其逻辑和理性的认识，甚至，反映了这些自由、民主的鼓吹者的另一副面孔。


而在另一方面，在今天的中国，在民主、自由并无全民共识、尚待启蒙的情况下，这些概念更多地带有道德色彩，是一个更美好社会的现实寄托，公众对持有并宣扬这些价值观的人，有道德期翼并不为过，甚至是一种必然——不可想象甘地用皮鞭督促人们身体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除了思想成色的不足导致的轻举妄动外，暴力更多来自周燕的现实理性。从视频可以看出，周燕动手并非一时激愤、临时起意，而是有计划的，事先也准备了鸡蛋。在现代商业社会，能引起关注的公共行为多少都带有利益。如果从利益角度看，在今天的微博环境下，周燕显然明白事情最终会发展成为微博上的一个事件，随之就是粉丝暴增，知名度上升，相互吹捧以及变现收益。无论如何，现在这已是事实。所以，动手施暴可以看作一个追求知名度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并非义愤所致的一时冲动。

那么，由此必须指出，亦须重视的是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这种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暴力行为可以预期到正面反馈，收获利益？一个如此简单的幼儿园老师教导过的“不要动手打人”的道理，会在事情沾惹上“公知”和“五毛”两个词之后变得扑朔迷离，不易辨析？这值得更深层次的追问，也涉及中国公共舆论机制的弊病。

周燕的职业本身极具象征性意义。她是一个记者。事情本由周燕和吴法天关于什邡事件的不同观点而起，俗话说“公门之内好修行”，周燕本可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用报道为什邡尽力。事实却是，吴法天身上挨的鸡蛋和拳脚，让在什邡事件中静若寒蝉的四川电视台的员工在微博上宣称办公室内“人声鼎沸，庆祝胜利”。在这个极大的讽刺性例子中，凸显出这样三个关键问题：媒体技术发展，思想抑制，以及媒体抑制。微博成为传媒工具体现了媒体技术的发展；媒体人庆祝针对“五毛”的暴力体现出思想抑制之下国民对当下政治争论的低劣认识；而噤若寒蝉的四川电视台则体现了广泛存在的媒体抑制。


在当下的中国舆论条件中，媒体技术一日千里地发展着，从短波收音机、卫星电视、调制解调器，到光纤；从单工、半工，到全双工；从web1.0，到发达的自媒体。作为社会的重要变量，媒体技术一日千里。马克思说过，“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抗不住市民的大炮” （恩格斯语）。今日的信息宛如昨日的火药，信息技术发展赋予个体更大的传播能力，这已然改变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独立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能力和技能。但在今天的中国，在媒体技术一日千里的同时，思想抑制却一直存在。拜建国以来的教育和学术状况、多年的计划经济所赐，中国整体上存在思想演化的抑制，缺乏真正的右派思想成长环境。浸淫在抑制中，“喝狼奶”长大的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观察和认识角度很难摆脱桎梏。所以，虽然中国士人阶层传统上都不缺反抗权威的精神，但却缺乏自由、思辨的精神，往往用“抬棺进谏”的反抗举动来伪饰自由之精神；在当代的中国，所谓右，所谓民主，不过是“不高兴”们对体制的愤怒，一如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愤怒和对新势力的赞美。遗憾的是，历史似乎正在重演——指向性的愤怒代替了启蒙的建构，更为重要的是，很多看似自由、民主的批评性言论，实则是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另种形式的翻版；由此，国民也普遍缺乏对民主、自由、人身权利的尊重。当个体聚集为群氓之后，群体无意识之间呈现的暴力也就是必然的了。围攻吴法天、庆祝暴力、打砸售楼处、自发封路为高考，甚至上下级间口口相传的计生暴力，都是思想抑制的不同形式的结果。


思想抑制之下，类似周燕等“有民主之老拳，无民主之思想”的人广泛存在，已然限制了媒体的质量。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还存在直接的媒体抑制，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媒体，姿势并不优美。从经济学角度，管制之下的市场，必然是质量低下的，导致寻租、黑市丛生滋生各种怪象。

媒体抑制激起了逆反，本该千姿百态、观点纷呈的政治讨论，被情绪简单化为两个极端：权威和异见，“民主”和“五毛”，政治讨论被简单化，舆论人和知识精英都被迫站队、被脸谱化，很难进行深刻的讨论。同时，本该在严肃媒体中的社会舆论，更多地转移到管制更宽松的微博这类自媒体上——吴法天和周燕，一个是教授，一个是记者，他们关于临沂和什邡的争论本该在报纸上、电视上用笔和采访对话，但现在却全部转战微博。和正规媒体不同，自媒体中拥有强大话语权的是资本和利益联系起来的商人、明星、艺术家、意见领袖，他们虽然通过吸引眼球变现利益，但自媒体毕竟不是专业媒体，必然轻视媒体遵循的真实、客观、公序良俗；况且，微博之上“个人言论皆和单位无关”，于是，思想底色堪忧的微博意见领袖把自己简单地固化为“权威的反面”，收获悲情与清誉，言论变得更加偏激，污言秽语随处可见——“敢于骂”胜过了“说得好”，大嗓门压过了有深度的声音，娱乐化替代了深邃的思想。由此，滋生出“公知污名化”现象——实际上，意见领袖悲情的姿态默默地揭示着另一个道理：如果是被管制和被压抑的，也就必然因缺乏竞争而质量不高，这是一个硬币不可分的两面。

在这个群体中，不乏令人肃然起敬的殉道者在进行着启蒙的悲情努力，但也有人通过异见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其间，不乏“红色转型贵族”与“体制内不满者”的身影。身在体制并非不能批评体制，有时这需要更大的勇气；而且，回顾英国贵族成功地向资产阶级转型，带来了英国社会相对平稳的过渡，而法国资产阶级和贵族间反复搏杀却导致了社会动荡，不难发觉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但同时，这也恰好表明他们并不具备更高的道德高点，如果再掺杂暴力，其思想成色也很难让人信服。

在思想和媒体抑制之下，思想、媒体都不能发育完全，利益以另种扭曲的方式呈现，不建立在严肃媒体的公信之上，而是偏激等于关注，关注等于利益——周燕和四川电视台在什邡事件以及围攻事件中的各自角色和表现，就是这一现象的最精确的注脚——记者周燕不能奋战在什邡，只能取巧于吴法天。


技术发展了，思想和媒体的抑制仍旧存在，这非但不能消除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反而成全、促进了思想偏激、言行不一的舆论领袖。从此次事件的具体情况来看，事后的一系列媒体抑制行为实际上并非在封禁意见领袖的影响，而是在维护他们的信誉。反而是围攻事件之后，微博明显表现出了对偏激和暴力的自纠机制。可见，舆论并不需要刚态维稳。不管是微博引发的围攻事件，还是之后的种种表现，实质上是种种社会抑制酿成的苦果，显然，其对策不但不是加强抑制，而应是解除抑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