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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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世间

我的同事对我说，如果给周泽律师去做精神鉴定，或许也够得上偏执狂了。盖指其一根筋地死磕贵阳黎庆洪案。

这个结论，我部分认同。就旁观者而已，一个案子不管是否冤，二审过去了，就定了，想要翻案，几乎是不可能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真是偏执狂。我以前也这么想，就亲历者而已，我在小河法庭时，那种悲愤难言，是旁观的人难以理解的。所谓感同身受，远远只是形容词而已。自己遇到，才是切肤之痛。你能清楚感受到所有在场的人，都已明白，这个黑社会是定不上的，但最后讲政治要定。定了。这种感受，我在湖州，宁波，山西的案子中都遇到过，只能用宗教精神来消解。

这是人世间！

人世间，意味着，所有的正义，未必就当下实现。他有不完美，即便最完美的法治，也无法避免冤案。而在苏联式的体制下，法庭承担了更多的政治任务，而且是第一义务，当人的清白需要被政治借用时，冤案是体制性量化生产。你，眼睁睁地看他们入狱，无能为力，也得接受现实。不改变这个机器的原理，你偶然能改变一个案件，那是因为机器操控者，他基于某些原因，改变了主意。

如青石所说，正义光靠等是不会自动来的，要靠争取。我加了一句，自动来的是报应，未必是正义。如重庆的主仆多人。恶人自有恶人磨。对于现行体制，律师公开抗争过了，努力过了，我们尽力了，最后一切交给了历史。

这成堆批量的冤狱，是这个体制身上的重负，迟早会带来很大的破坏力。讲政治最后的结果是，政治被其所害。饮鸩止渴，莫过于此。然而，积重难返，这人世间如正义越来越少，最后走向深渊。

对于手执利器的法官，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而且，几乎没有无罪的判决，多年来，已经给他们养成了职业习惯，什么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什么排除非法证据，对他们来说，公安、检察送来的犯罪嫌疑人，就是五花大绑捆来的罪犯，他们的任务和武警一样，就是在他们脑后开一枪，因为，后面会有人喊口令：放。呯！最后一声是牢门关上的声音。

重新做了几年刑案后，发觉，现在的刑案和92年我开始做律师时的刑案完全不一样了，那时我真心认为的冤案极少，而现在，学院派的法官多了，明知是冤案仍下判的，批量。社会气象也不一样了。向上，还是向下，都能体会出来。但是做刑案的收获之一是，我这种书生，虽然说是律师，仍是不适合参与政治的。我说的政治，是涉及权力。太善良，在小河、宁波，湖州，我都相信，我的当事人会无罪。结果---。另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在贵州，我终于不再相信，最高法、最高检，什么专业主义，他们和下面一样，是维稳藤上结的果，无非果子的位置在高一点而已。

于我，做好一个律师，尽好自己法律人的职责。对内，承担好对家庭的责任。落花风雨更伤春，莫如怜取眼前人。

雷海宗先生说过的知识分子和流氓在社会变迁时的区别，注定知识分子只能被流氓所用，该知识分子心中有条条框框，无法跳出自己，而流氓，他们是无所忌惮的，最后，得天下的就是这些流氓中的枭雄，知识分子只能为其所用，要么如船山先生一样。砍人头的人世间只能如此，希望能跳出轮回。

刚开始数人头的人世间，知识分子仍会面对流氓，面对民众，是知识分子的笔，还是流氓的演技（或者枪），更能让民众认清现实，恐怕是决定社会转型的关键之一。最坏的结果是，流氓数完知识分子的人头，然后，满舱的飞机拉到大海上，回来是是押送人员。还有一种结果是，边缘知识分子化身为流氓，历史轮回，我们都看到了。

人世间，我们等来的，或者努力争取的，是轮回，还是仍不完美，但非制度性制造不正义的社会，取决于民众，也取决于上天。按照传统的说法，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天听自我民听。因此，最终决定的，还是民众。如周泽这的人多了，这世间，希望会更多些！

所以，总理说，改革需要民众的觉醒，最“煽颠”的话，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