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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跑跑:我不会做一个高尚得不像人的人
文/沃心羽 采访/南瑞 摄影/符晓婷 编辑/张玉洁
关于范老师的讨论早在2008年年末已渐渐偃旗息鼓。可随着一条“范美忠将受聘于北京某教育机构”的报道出现,再次把范老师和他的“事迹”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作为一个对整个事件一直冷眼旁观的人,用时下一句时髦的用语就是“打酱油的”,我们既不想做“倒范派”,也不想做“挺范派”,抱着“公平的”心态通过一次采访,再次为您呈现一个真实的范美忠。
提到范美忠,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是谁。但如果说到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丢下学生一个人跑出了教室,并随后在天涯论坛上发帖《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的“范跑跑”,恐怕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出于对他本人的尊重,我们将在下文中不再使用他的任何绰号。因为有一次笔者和一个美籍华人聊天,得知范老师的“事迹”在国外也非常有名,但大部分人却不知道他的本名。
采访之前,我们打了三通电话和范老师联系,他要求将采访的地点选在他家附近的茶楼,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习惯了将采访他的媒体安排在那里,他在电话中很平静的指挥着我怎么走。时间约在下午两点,一点半联系他的时候,他说还在做饭。两点钟他准时出现,穿一件红色的帽衫儿。尽管采访当天是个阴天,天气很冷,但一点都没影响到他的情绪。
见面后简单的开场白和相互介绍,他迅速进入状态。也许是见惯了此类的采访,也许是四川人对“龙门阵”特有的钟情,一杯茶下去,他侃侃而谈,表现得淡定和从容。
问题一: 自我 过度注重内心感受
“别人要争论误读我关我啥事?我没有想引发争论,那是你们的事,我只是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想写的文章,做我想做的事。”
我们从他目前的境遇聊起,迫于各种外界压力,受聘于北京某教育机构的工作被无限期推迟,讲座也因此被取消。
“在中国发生什么都是意料之中的!”他有些愤怒的说道。一次次寻求新的工作机会,又一次次失败,当年的不当言论已经将他彻底置于目前这种无法开始投入新工作的状态。尽管当时发帖时也做好了可能被骂的准备,“我估计也就是发文章的论坛有人骂一骂”,但现在的状态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没有收入来源意味着没法支持家庭的日常开销。但提到目前这种状态时,可以看得出,尽管他说“比较适应,没有当回事,有心理准备”,但语气中透着无奈。
当我们聊到内心感受这个问题时,他一直显得很激动,极力推崇自我心中的感觉。“我说话是要带有内心情感的,内心真实的感受,这样才有劲,不会言不由衷!不这样,我难受,我怎么想就怎么做。还有就是反向夸张,我有种逆反心理,就想写些东西出来刺刺那些美丽的泡沫。我的朋友很少,我喜欢敞开心灵的,这就是我的性格!从小就这样,改也改不了,现在价值观坚定后更不会改了。不是我病了,而是社会病了!我就想坚持自我,我就是帮助别人做了好事,我也不用告诉任何人。我帮助别人是我内心的需要。”他性格从没变过,自恋,自我,孤僻,真实,独处,不善人际关系,不讨人喜欢,是他对自己性格的全部定义。
他对读书和文化、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充满了病态的向往,大部分时间都活在一个幻想世界中,而又为现实生活中的处处不得志而整天郁郁寡欢。他直言不讳的不鄙视钱、喜欢钱,尽管不把钱当作目的,却视为一种重要的手段,一种实现理想的手段。只要不触及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向钱看齐是光明正大的。无论如何,当下完成解决生存的第一要务,任重而道远。
问题二:自私 缺乏大众 “共同的感受”
“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采访中他一直强调很反感矫揉造作的东西,就喜欢抒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实在是有“以己度人”之嫌。
英文Common Sense这个词直接翻译成中文是“常识”的意思,我们从中文的书面意思直接理解就是有“共同的感受”。这个词在西方哲学中具有普遍性、直接性、明晰性的特质,其内容涉及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实践哲学的各个方面,但我们抛开繁杂的哲学理论不说,只看看范老师的观点与广大民众是否有“共同的感受”?
哲学的根本特点就是抽象,但面对同一事物每个人抽象出的结果可能不同,如果你的感受与任何人或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共同点,是不是该反省一下自己了呢?所以在 “迅速撤离现场而忽视了学生”的这个问题上,他确实是做的不好,在这一点的认知上,绝大部分人是有“Common Sense”的。
尽管他一再强调“老师的责任很简单,启迪孩子的思想,给他们爱!我的行为和这个没有对立,难道爱就要付出生命吗?爱不是为学生为母亲冒危险的。我反对牺牲道德,当然这个牺牲道德很蛊惑人”,尽管他一再强调他的行为在“崇尚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西方世界绝对是无可厚非的,老师也是人,也有求生的欲望,为了其他人的权利牺牲自我不是他的义务。
姑且不说这种内心感受带着一种逆反心理,一种誓不认错的嘴硬态度,他给出的他认为是标准的内心感受的逻辑也是有矛盾的。“很多骂我的人自身做的也不怎么好 ”,“不谈什么高调、不随地乱丢垃圾、不买假名牌、不买盗版这些你都做到了吗?”,可是殊不知,道德体系不同于高楼大厦,不是一定要从底层开始建起。
自私的心态还是占据了他的内心,“我希望做一个有私欲,有弱点的人,我不想做一个高尚得不像人的人。”有些人在一些事上做的不好,没有守住社会道德底线,并不妨碍他们在其它事情上高尚一把。如果仅仅因为他们在一些基本的事情上违反了道德准则甚至是法律,就全盘否定他们的道德体系,显然是不可能的。何况,谁又能证明谁的道德准则更“基本”一些呢?
问题三:挑衅 不断挑战大家的“Common Sense”
“我是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垃圾人”,我承认我连畜生都不如,我很真实,你们呢?一群道德伪君子们!”
由于曾经做过媒体,也理解媒体工作的内容,所以整个采访过程尽管他很配合,但也对媒体有其它看法。
“把我这个小人物的事件放大,真正遮蔽了地震中实际的问题”是他先提到问题之一。“媒体有点把我当成娱乐人物了,并不是说我有多重要,还有一点是我的行为和观念背后一定有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一定触及了人们的心理和社会上的某些东西。”
到底是什么激发了媒体对他穷根究底的钻研精神?答案也许就是他本人。在舆论导向明显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他没有夹起尾巴做人,反而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在公众看来,无异于不断挑战大家的“Common Sense”。而在媒体看来,无异于不断提供新闻素材。
看看他的人生轨迹:北大历史系毕业,喜欢文学和哲学,毕业后当老师,却对现行教育制度深恶痛绝,渴望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在自己思想的世界中,却又在现实生活中处处郁郁不得志。这几乎是某些知识分子最标准的发展轨迹和最糟糕的生活状态。也许以前他也说过无数实话,而且都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但是显然这一次,他误判了特殊情形下大众对他言论的承受能力。而他随后在各大媒体的解释,尤其是通过地震中表达真实想法的途径来宣泄对现行教育制度甚至是现实的不满,让他在论证上又输一招。
的确,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自由表达言论的社会,但如果同时失去基本的道德判断,这样的自由也不过就是恣意的宣泄罢了,于社会进步有害无益。
问题四:错位 他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大三时,突然实现了生命的觉悟,突感莫名的痛苦,甚至不知原因!一下就沉浸在古诗词和古典的审美幻觉中。如果重新选择,我希望中国永远不要接触西方文明,永远是田园诗一般的状态。”
最后说到责任,他说“我做事情不是为了符合谁的期待。对家庭的责任,经济上要支撑,我要照顾和关爱我的孩子,让她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对父母的责任,我不谈关怀世界、关怀人类,我就关怀我的家人。我有了能力后再去帮助别人”。说到对家庭和父母的责任,他忽然抿嘴沉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鉴于目前的状态,他已经无力再承担了。
可是当我们问他是否愿意自己的女儿遇到这样的老师?他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说如果送女儿去上学,首先会考虑这个房子是不是靠得住。如果房子没有危险,老师也不必冒生命危险,疏导一下照顾一下就行。如果房子的质量不好,马上就要垮了,如果这个老师只顾逃命,我不会有任何谴责。但他依旧不忘对社会的责任,以他理解的一种知识分子的方式去承担的社会责任。“比如我写一篇文章,可以体现在思考一些社会问题,把自己的思考贡献出来。包括我去做教育,至少我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我做鲁迅的研究,能让更多人去认识这个伟大的人物,这就是我的责任。我们要更多的审视自身,看我们是否遵守了道德底线,尤其是对教育的批判是我最大的责任。”
至今都有人说他是行动上的矮子,语言上的巨人。把责任上升到批判教育的高度上,究竟是量力而为还是勇气可嘉?给自己附加这么大的责任,不知道他那瘦弱的身躯还能承受多少来自舆论和精神上的压力。“我的行为都是按照我的思想来做的,可能会有些矛盾,但我是中国少有的行为和思想比较一致的人。我从来没有说过会为别人而牺牲,怎么不一致了呢?”
然而生活还是要继续
“不当老师会干什么?”“想找个比较好的学校教书比较困难,我由原来一个默默的追求教育理想的人,变成现在大家关注的焦点,不过当不了老师,我会开书店兼文化茶楼,每周可以开个小沙龙,讨论关于伯格曼或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可以讨论哲学,足球,《红楼梦》。书店卖的书一定是我看得上的书。尽管我知道我喜欢的书肯定卖不出去,所以我要有足够的钱作为基础。但现在没有这个本钱,所以我要去找工作,也是解决生存问题!”
人活着最基本的就是要解决生存问题,十几年来他被赶着到处跑,工作上很不顺利,他也坦言自己的性格到现在已经被磨得圆润了很多,毕竟是想捍卫自己的东西,他也付出了代价,就是工作不顺利。“越封杀我越要寻求空间”,就这样妥协不是他的性格,然而生活还是要继续,他在继续寻找生存的机会。
名仕诊断
如果不考虑范美忠的不当言论,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与常人的不同。尽管被贴上了“迂腐知识分子”的标签,但现在社会中,又何尝只是知识分子面对着这样的矛盾呢?只不过因为学问越多,越容易陷入“努力反思——无力反抗”的怪圈,如果这时再抱一颗消极的心态,而不是去积极的、发展的看待一切问题,就更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懦弱的抱怨一切。通过采访我们觉得根本问题在于他错误的判断了公众的道德承受底线,进而错误的选择了通过错误的事件来宣泄自己的不满。
而看看今天我们无论是在网络世界里的口诛笔伐,还是在现实世界里的围堵封杀,处处透着一股赶尽杀绝的气息。惩戒违法行为,我们有法律;批判道德缺失,我们更需要自律。如此矫枉过正般的效果,难道也是我们最佳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地吗?
来源:《名仕》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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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bridged 于 Feb 19 11:06:33 修改本文.[FROM: 130.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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