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集体世袭与“权力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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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炎黄春秋》：集体世袭与“权力市场化”（杨继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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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继绳，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
新闻调查部主任、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辑等职。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6期
。）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人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
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于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
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于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
权力的纨绔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
。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
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
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
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
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
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
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
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
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人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
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2
月11日），我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
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
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
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
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
，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我国现实的发展和我的期待不一样，进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
。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
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
；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
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
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我们的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
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认真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
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
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
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
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
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
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
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
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一种利益机
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
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
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
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
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
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
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比官员大得
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
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
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还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
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
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
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
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
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
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
“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
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
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
主政治的市场经济会发展成为“权力市场经济”。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
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
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
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
“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苏哈托政府自身不干净，
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一步讲，即使印尼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反腐，下面谁来执行？
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
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
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
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
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
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
1998年第8期）。我写道：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
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
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
，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
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还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
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
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
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
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
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
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来说，只有有了民主．才有真正
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的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
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30个年头。经
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
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没有大的改革，甚至更加强化。在权力政治加市场
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往往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
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
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企图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
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一
种形式。党和政府一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改
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
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高于当时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
、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人。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l／3被官员家庭私用
，l／3被司机私用。所以，党和政府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启动
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
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
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
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政府推动的公车改革这么难？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
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
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
，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年
以后，按每平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
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
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高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
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人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无奈地说，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们能走上高层是
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
，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
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常常左
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
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
人政治的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
强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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