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国家仪式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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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报喜　2009-03-18 09:58
分类：使劲凿壁（偷光）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今年，我有两篇杂文入选2008年度中国杂文选本，这已经是我写杂文以来，连续四年有作品入选不同选本，今年的情况是：

《国家仪式的扩张》入选向继东先生选编的《2008年中国杂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入选刘诚信、王芳选编的《2008中国年度杂文》（漓江出版社）

另，刚收到《时代邮刊》杂志寄来的铜质证书，我被评为2008年《时代邮刊》“十佳作者”。

感谢编辑老师的厚爱，我会继续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国家仪式的扩张

廖保平

翻看报纸，才发现冯骥才和肖复兴争起来了，为的是春晚是不是新民俗的事。

冯骥才说，不管人们怎么说怎么骂，如果“今年不搞春节晚会了”，恐怕会遭到抗议，为什么？因为春节晚会已经成了一种“新民俗”。肖复兴说，“说春节晚会是民俗，这民俗也实在太容易了点儿。它才不过20多年的历史，民俗的味儿还没闻到呢。”

两位大作家争得很激烈，在我看来却有点像盲人摸象。如果我们对一头象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只能听风是雨。要搞清楚春晚是不是民俗，前提是搞清楚民俗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民俗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标准的争论会滑向何处谁也不知道。

民俗的本质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文化习俗，是世代因袭的民族生活传统。这就决定了民俗来自民间，而不是来自官方和权力，它符合民间的生活需求，满足大众的精神诉求，是自觉自愿参与并形成的文化生活共同习性。用这个标准来看春晚，春晚实不能说是一种民俗，或者说离民俗还很有一短距离。

首先，春晚并不发源于民间，而是由国家电视台，确切地说是由官方主导的文化现象，虽然它部分地迎合了民间的需求，但它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意识推手。当我们听到主持人在期盼祖国统一，慰问边防战士，感谢坚守岗位的同志们，祝福海外华人华侨，报念各国政府来电来贺时，我们分明地感觉到这些离自己很远，分明地感觉到主持人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说话者”，它不是主持人自己，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的亲友，而是国家。此时，主持人，包括祝福的话语，都成了国家的符号，占据着人们的感官和记忆。

这些来自国家的“心声”，并不能完全代表你我的心声，因为，你或许压根就不会觉得，祝福那些跟自己可能毫不相干的海外华人华侨，聆听各国政要的掂记与祝贺，会是草民过年要完成的一件重要事情。

其次，春晚是一台文艺晚会，它是在表演民俗，即将民俗拿到舞台上展览，而不是民俗本身。民俗本身即是特定生活本身，生活本身并不总会这么高潮迭起，莺歌燕舞的；生活是自己用心去过的，并不总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舞台之所以为舞台，就是因为它出于生活又抽离于生活。

再者，这样一台文艺晚会是在“寓教于乐”，而不是民众的自弹自唱，自得其乐。关爱老人，处好邻里，讲公德，正确教育孩子等等，都是这台晚会要完成的教化教导功能。不能说平素的民俗就没有这些功能，但民俗的功能首要恐怕是快乐，怎么快乐怎来玩，首要是情感的交流，怎么表达完美怎么表达，不会总是这么一板脸儿的积极健康向上。当越来越多的人批评春晚说教味、概念化、空洞、生硬……时，其实已经说明，用这种方式来影响民众，教育民众，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第四，春晚不像其他民俗，能够让民众广泛参与。春晚不可能像放鞭炮、吃粽子那样，人人都能参与，个个都是主角。在这场明星艺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去露个小脸，渴望在一台节目中成就自己的文艺晚会中，主角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是观众，他们被屏幕隔着，是远远的看客。如果说他们获得了快乐，这快乐并不是参与的快乐，而是观赏的快乐。

这样一台晚会吸引了十数亿人的目光，甚至有点离不开的味道了，甚至有20多年的历史了，但它不可能生长为民俗，就算它的节目迎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何况极难），也不可能成为民俗。春晚只是一场隐蔽的国家仪式而非民间仪式，春晚搞得轰轰烈烈、经久不衰，是国家仪式扩张的胜利，而非民俗的胜利。

民俗来自民间，最终要靠民间的土壤育养，才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民间是民俗的生命所在，离开了民间，民俗要么烟消云散，要么被收归庙堂。步入庙党的民俗已不是原来的民俗，是被精英化了艺术，一如昆曲，虽然民间也还喜欢它，但还能在民间找到它普遍存活的地方吗？

现代的民间是指国家给普通民众留下的一种空间，人们在这种空间里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当更多的人对春晚热捧之时，我们何曾冷静地想过，一场由官方组织的晚会，是不是点像一个大厨在弄一锅口味统一的“杂烩”，定额定量地端到人们的面前？当更多的人离不开春晚时，会否形成国家审美对民间审美、主导文化对民俗文化的挤压？对来自于权力的影响我们需要永远保持一分警惕，让国家为民间留下自由度，让民众更多地获得处置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自主性，民俗的最大意义在此，其兴盛之源也在此。

原载2008年2月16日《山西晚报》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

廖保平

一度被视为“2亿农民工的代言人”的全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再度成为人们的焦点心。如今，这位农民工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表面临的不是光环，而困境：每天上千个求助电话让她备受考验；因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招致骂声一片。

       一个农民工代表，代两亿农民工发言，她如何代得过来？说得过来？农民工的遭遇千怪百怪，诉求千差万别，胡小燕就是跑断腿也跑不过来。当她因为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招致骂声一片，说什么胡小燕的手机缘何无法接通？胡小燕你为谁“代言”？等等之时，胡小燕已不像一个人大代表，更像一个被自己所代表的人所绑架的人。

       我很同情农民工的遭遇，也很同情胡小燕的遭遇。农民工有太多不公不平的事，他们有欠薪需要讨回，有劳合权益需要保障，他们把胡小燕当成了“救命稻草；而胡小燕就是有分身之术，也顾不过来，何况，人大代表只能把情况反映给其他部门，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把胡小燕当成农民工的包青天本身就是一个误解。

       农民工与胡小燕的矛盾，稍为上升一点讲，是人大代表结构矛盾的表现，再上升一点讲就复杂了，在此不表。

       两亿农民工，只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比例是200000000：1，这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没有温度，没有容貌，没有性格，没有情感，无法感知。如果我们把它具象起来说，那就是，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聚集了那么多为北京的发展，为奥运的建设而艰苦工作的农民工，黑压压一层又一层，却找不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找不出一个可以代表他们的人，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站出来为他们说话。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轰轰烈烈，虎虎生风，可是在政治生活中却鸦雀无声，似乎荡然无存，这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

本人参加过几次市一级的“两会”采访报道，发现人大代表最多的要数官员，一级级的官员占据绝对的数量，其次就是企业家。官员成为人大代表“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就是以“父母官“，以代表人民自居嘛。企业家当人大代呢？那是因为在某些人眼里，“人大代表”是一种政治荣誉，是“奖励”给企业家们的“荣誉称号”，因为他们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样一来，设想甚好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被搞成了官员和企业家们的“政治俱乐部”，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代表少之又少，无足轻重。

       全国有两亿农民工，占全国总人口接近六分之一，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名额，农民工代表在全国人代会上应该占有六分之一的“席位”。事实上，目前只有一个，只占了个零头而已，零头就是点缀，胡小燕就是全国人代会的点缀。点缀绝不是主角，点缀只是烘托，点缀无关痛痒，点缀只是点缀。

人大代表分别来自不同的利益群体，人大代表本来就应该“屁股指挥脑袋”、“屁股指挥选票”。全国两亿农民工，只有一个农民工代表，还有一层意思是，全国两亿农民工，只有一张“说话”的选票。只有一张选票，且不说反映的渠道是多么的狭小，单是就选票的功用来说，他们能“选举”什么？又能“决定”什么呢？我看什么也不能，包括他们的自身利益的争取和维护，除非别的利益集团“开恩”，分一点好处给他们，那也只是“恩赐”，而不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争来的。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这个人真就是孙悟空，也应付不过来；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这个人还是孤军奋战，孤掌难鸣；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一个人拿着高音啦叭，两亿人沉默无语；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这是一幅荒诞派绘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原载2008年9月12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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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报喜　2009-03-18 09:58
分类：使劲凿壁（偷光）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今年，我有两篇杂文入选2008年度中国杂文选本，这已经是我写杂文以来，连续四年有作品入选不同选本，今年的情况是：

《国家仪式的扩张》入选向继东先生选编的《2008年中国杂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入选刘诚信、王芳选编的《2008中国年度杂文》（漓江出版社）

另，刚收到《时代邮刊》杂志寄来的铜质证书，我被评为2008年《时代邮刊》“十佳作者”。

感谢编辑老师的厚爱，我会继续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国家仪式的扩张

廖保平

翻看报纸，才发现冯骥才和肖复兴争起来了，为的是春晚是不是新民俗的事。

冯骥才说，不管人们怎么说怎么骂，如果“今年不搞春节晚会了”，恐怕会遭到抗议，为什么？因为春节晚会已经成了一种“新民俗”。肖复兴说，“说春节晚会是民俗，这民俗也实在太容易了点儿。它才不过20多年的历史，民俗的味儿还没闻到呢。”

两位大作家争得很激烈，在我看来却有点像盲人摸象。如果我们对一头象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只能听风是雨。要搞清楚春晚是不是民俗，前提是搞清楚民俗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民俗的本质是什么，没有标准的争论会滑向何处谁也不知道。

民俗的本质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文化习俗，是世代因袭的民族生活传统。这就决定了民俗来自民间，而不是来自官方和权力，它符合民间的生活需求，满足大众的精神诉求，是自觉自愿参与并形成的文化生活共同习性。用这个标准来看春晚，春晚实不能说是一种民俗，或者说离民俗还很有一短距离。

首先，春晚并不发源于民间，而是由国家电视台，确切地说是由官方主导的文化现象，虽然它部分地迎合了民间的需求，但它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意识推手。当我们听到主持人在期盼祖国统一，慰问边防战士，感谢坚守岗位的同志们，祝福海外华人华侨，报念各国政府来电来贺时，我们分明地感觉到这些离自己很远，分明地感觉到主持人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说话者”，它不是主持人自己，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的亲友，而是国家。此时，主持人，包括祝福的话语，都成了国家的符号，占据着人们的感官和记忆。

这些来自国家的“心声”，并不能完全代表你我的心声，因为，你或许压根就不会觉得，祝福那些跟自己可能毫不相干的海外华人华侨，聆听各国政要的掂记与祝贺，会是草民过年要完成的一件重要事情。

其次，春晚是一台文艺晚会，它是在表演民俗，即将民俗拿到舞台上展览，而不是民俗本身。民俗本身即是特定生活本身，生活本身并不总会这么高潮迭起，莺歌燕舞的；生活是自己用心去过的，并不总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舞台之所以为舞台，就是因为它出于生活又抽离于生活。

再者，这样一台文艺晚会是在“寓教于乐”，而不是民众的自弹自唱，自得其乐。关爱老人，处好邻里，讲公德，正确教育孩子等等，都是这台晚会要完成的教化教导功能。不能说平素的民俗就没有这些功能，但民俗的功能首要恐怕是快乐，怎么快乐怎来玩，首要是情感的交流，怎么表达完美怎么表达，不会总是这么一板脸儿的积极健康向上。当越来越多的人批评春晚说教味、概念化、空洞、生硬……时，其实已经说明，用这种方式来影响民众，教育民众，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第四，春晚不像其他民俗，能够让民众广泛参与。春晚不可能像放鞭炮、吃粽子那样，人人都能参与，个个都是主角。在这场明星艺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去露个小脸，渴望在一台节目中成就自己的文艺晚会中，主角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是观众，他们被屏幕隔着，是远远的看客。如果说他们获得了快乐，这快乐并不是参与的快乐，而是观赏的快乐。

这样一台晚会吸引了十数亿人的目光，甚至有点离不开的味道了，甚至有20多年的历史了，但它不可能生长为民俗，就算它的节目迎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何况极难），也不可能成为民俗。春晚只是一场隐蔽的国家仪式而非民间仪式，春晚搞得轰轰烈烈、经久不衰，是国家仪式扩张的胜利，而非民俗的胜利。

民俗来自民间，最终要靠民间的土壤育养，才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民间是民俗的生命所在，离开了民间，民俗要么烟消云散，要么被收归庙堂。步入庙党的民俗已不是原来的民俗，是被精英化了艺术，一如昆曲，虽然民间也还喜欢它，但还能在民间找到它普遍存活的地方吗？

现代的民间是指国家给普通民众留下的一种空间，人们在这种空间里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当更多的人对春晚热捧之时，我们何曾冷静地想过，一场由官方组织的晚会，是不是点像一个大厨在弄一锅口味统一的“杂烩”，定额定量地端到人们的面前？当更多的人离不开春晚时，会否形成国家审美对民间审美、主导文化对民俗文化的挤压？对来自于权力的影响我们需要永远保持一分警惕，让国家为民间留下自由度，让民众更多地获得处置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自主性，民俗的最大意义在此，其兴盛之源也在此。

原载2008年2月16日《山西晚报》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

廖保平

一度被视为“2亿农民工的代言人”的全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再度成为人们的焦点心。如今，这位农民工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表面临的不是光环，而困境：每天上千个求助电话让她备受考验；因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招致骂声一片。

       一个农民工代表，代两亿农民工发言，她如何代得过来？说得过来？农民工的遭遇千怪百怪，诉求千差万别，胡小燕就是跑断腿也跑不过来。当她因为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招致骂声一片，说什么胡小燕的手机缘何无法接通？胡小燕你为谁“代言”？等等之时，胡小燕已不像一个人大代表，更像一个被自己所代表的人所绑架的人。

       我很同情农民工的遭遇，也很同情胡小燕的遭遇。农民工有太多不公不平的事，他们有欠薪需要讨回，有劳合权益需要保障，他们把胡小燕当成了“救命稻草；而胡小燕就是有分身之术，也顾不过来，何况，人大代表只能把情况反映给其他部门，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把胡小燕当成农民工的包青天本身就是一个误解。

       农民工与胡小燕的矛盾，稍为上升一点讲，是人大代表结构矛盾的表现，再上升一点讲就复杂了，在此不表。

       两亿农民工，只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比例是200000000：1，这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没有温度，没有容貌，没有性格，没有情感，无法感知。如果我们把它具象起来说，那就是，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聚集了那么多为北京的发展，为奥运的建设而艰苦工作的农民工，黑压压一层又一层，却找不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找不出一个可以代表他们的人，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站出来为他们说话。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轰轰烈烈，虎虎生风，可是在政治生活中却鸦雀无声，似乎荡然无存，这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

本人参加过几次市一级的“两会”采访报道，发现人大代表最多的要数官员，一级级的官员占据绝对的数量，其次就是企业家。官员成为人大代表“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就是以“父母官“，以代表人民自居嘛。企业家当人大代呢？那是因为在某些人眼里，“人大代表”是一种政治荣誉，是“奖励”给企业家们的“荣誉称号”，因为他们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样一来，设想甚好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被搞成了官员和企业家们的“政治俱乐部”，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代表少之又少，无足轻重。

       全国有两亿农民工，占全国总人口接近六分之一，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名额，农民工代表在全国人代会上应该占有六分之一的“席位”。事实上，目前只有一个，只占了个零头而已，零头就是点缀，胡小燕就是全国人代会的点缀。点缀绝不是主角，点缀只是烘托，点缀无关痛痒，点缀只是点缀。

人大代表分别来自不同的利益群体，人大代表本来就应该“屁股指挥脑袋”、“屁股指挥选票”。全国两亿农民工，只有一个农民工代表，还有一层意思是，全国两亿农民工，只有一张“说话”的选票。只有一张选票，且不说反映的渠道是多么的狭小，单是就选票的功用来说，他们能“选举”什么？又能“决定”什么呢？我看什么也不能，包括他们的自身利益的争取和维护，除非别的利益集团“开恩”，分一点好处给他们，那也只是“恩赐”，而不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争来的。

       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这个人真就是孙悟空，也应付不过来；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这个人还是孤军奋战，孤掌难鸣；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一个人拿着高音啦叭，两亿人沉默无语；一个人的后面站着两亿人，这是一幅荒诞派绘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原载2008年9月12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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