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网刊] 80后被“不高兴”，外面被有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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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子

永苗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推论。在80后因为“不高兴”而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不高兴”，民族主义本身只是一种宣泄的途径和工具，80后借助民族主义的表达，把他们作为对现实的不满的情绪进行了排遣，所以首先要追问的是，80后为什么不高兴，以及是谁让我们的80后不高兴？

　　

　　改革不干净，80后“被不高兴”

　　

　　80后是很尴尬的一代，这个他们自己已经有了很多表述。当他们刚刚踏入社会，经验资历财力无一不欠缺的时候，最应该帮助他们的社会却袖手旁观了，我的意思是说，原有的福利体系被否决了，80后像一个跳伞者，被教练推出了飞机，却没有指导他该如何打来降落伞。这当然会让他失去重心，手忙脚乱。

　　

国家退却得太快，而社会本身还未成长起来，不能替代它的所有功能。另一方面，国家也不情愿全身而退，就在他们残留下来的身影中，又与一部分新兴的市场势力形成共谋，挖空心思的寡夺那些刚刚催生的财富。

　　

这还不是最坏的，下面这种现象彻底把80后“激怒”了。

　　

如今的社会已经因为高度的物质文明，而被改造成了一个马尔库塞说的“单向度”的社会，社会中的成员则被批量改造成单向度的人，迷恋于物质世界的五光十色，失去了超越的可能。几乎一切新的文艺娱乐和新兴产业都在挑起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无限欲望，纯精神层面的追求被压制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低限度。于是问题又来了，打个不是最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一个血气正旺的人被挑起了性欲，但却又迟迟得不到满足，这让他如何能不高兴？这里尤其是刚刚进入社会的80后，“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和捉襟见肘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在他们身上最明显，所以最不高兴的自然是80后了。

　　

显然，这就是改革的代价，但却不是必然的代价，因为无论是高房价、高税收、高油价还是高猪肉价格，都不是不可避免的，都有许多“偶然”的人为因素在内，既然是“偶然”的人为因素，就说明改革出了大问题。人都是要追求快乐的，谁也不愿意不高兴，所以我们说80后不高兴，其实更应该说80后“被不高兴”。因为这么一来，就容易促使更多的人去思考，是什么“让他们被不高兴”的

　　

　　青年很民族，媒体有责任

　　

　　80后“被不高兴”了，他们未必想要去有意识的发泄，但在不知不觉中，在某些条件成熟的状况下，他们潜在的压抑就会通过某种形式下意识的释放出来。而由因为是年轻人，所以这种不经意的释放压力的行为就变得比年龄大的人更多更激烈。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次年轻人的“不高兴”，比如二战前的德国，比如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在社会竞争中，年轻人是最弱势的，所以最容易“不高兴”的就是他们。

　　

那么为什么在如今的中国，这种“不高兴”的表现形式主要以民族主义为主呢？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真正在采用民族主义进行表达的80后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80后，只有在他们需要对时政进行表达时，才会显示出具有民族主义特色的言行，而在平时，他们和其他人的政治感觉毫无异处。比如说，他们可能在听说钓鱼岛冲突时，骂一句“日本人该死”，但骂完后他们又会去做其它事，那一声“日本人该死”好似过敏的时候会打喷嚏，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自然反应，而远不是成熟的政治见解。我认为，把这种反应称为民族主义是不太合适的。他们最多只是民族主义的票友，远不是粉丝。

　　

而之所以类似的这种过敏在现在越来越多见？其实也不难解释。比如长年累月的“屈辱史教育”，我在其他文章中已经提到过，这里不多说了；再比如国家目前在国际上依然处在的相对弱势的状态——这里的原因就不多说了；还有就是部分媒体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推波助澜。

　　

有意识的推波助澜我也不多说了。部分媒体从一开始就是以此为使命的。这里要说说无意识的推波助澜。

　　

比如我所在的报社有一位很有出息的编辑前几天编国际新闻版，选了一个关于泰坦尼克的主题，他用的标题是《一日本男子藏在女裙下逃生》，而实际是当天有两人藏在裙摆下逃生，一个是土耳其人，一个才是日本人，但编辑这么处理后，显得就是日本人人品最差，独一无二。可想而知，读到它的读者会有什么想法。

　　

编辑之所以会如此选择，除了他本人讨厌日本人，不放过任何羞辱他们的机会，还有就是吸引眼球，就像人们说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大商业卖点，卖火锅的、卖洗衣粉的（奇强）、卖游戏软件的、卖电影版权的、甚至卖楼的（比如去年火炬传递期间，我曾建议一家开发商以“谢绝法国籍公民购买”为由头进行品牌推广宣传）。

　　

对媒体来说，民族主义在现阶段是最容易也最安全的让公众尽可能“过敏”的卖点。其他同样可以最引起公众兴趣的话题一大半是不能随便报的，比如宗教问题和 XX问题。不久前的和服事件时有一个明显的案例。那位貌似情绪激动的大学生其实远不如媒体描述的那么不近情理（参见其在天涯的发言），但却被媒体描述成一个标准的“愤青”。这本来就符合大众想象，所以很快为公众接受。真相因此被蒙蔽，矛盾因此被挑起，旧账被拿出来又清算了一遍，本来的民族主义票友一部分被调唆成了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这样一回回一次次，关于民族矛盾和国家矛盾的话题被媒体不断重复，夸大，最后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社会的风气。

　　

“外面有老虎”，你们怎么办？

　　

　　所有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本无足为奇，但其中隐藏的忧患却也不应被忽视。

　　

青年“不高兴”，而不高兴的青年是最容易被利用的，1919年的北平，1933年的柏林街头，1966年的长安街，1968年的巴黎、纽约，不高兴的青年们被一次次推向了左边或者右边。今天中国的青年则更多被推向了民族主义。

　　

小时候如果孩子不听话了，家长会说，再不听话，外面的老虎就要来吃你了。孩子一吓，要依赖家长的保护，也就不再闹了。

　　

国家的道理也是一样。和谐社会，内部必须是要和谐的，只有外部是可能不和谐的，而且外部的不和谐还能促进内部的和谐。就好像家长说外面有老虎，希望国家和谐的人也会说“外面有老虎”，原本在不高兴的青年们一紧张，就不得不靠向国家，指望它来驱赶老虎。

　　

不管老虎到底有没有，即使没有，也要“被”有。希特勒说“外面有老虎”，于是柏林街头的青年纷纷加入钢盔队、冲锋队；查维斯说“外面有老虎”，于是委内瑞拉的青年迅速向左转。现在宋强他们又说“外面有老虎”，中国的青年怎么办？这里就可能出现问题了。

　　

指责80后的青年们不高兴，其实是帮了别人的大忙，说“外面有老虎”的人会继续说，“其实里面也有老虎”，就是那些指责你们的人，然后80后们会更紧张，更有“不高兴”的倾向。而不愿民族主义过于激烈的人也是没有办法扭转局面的，比如他们也可以说——或者更去应该说“里面也有老虎”，然后向他们描述老虎的真面目——也就是那些让他们“不高兴”的人。那才是病根，破解了它，目前这些纷杂的“不高兴”现象，便也就“心平气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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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子

永苗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推论。在80后因为“不高兴”而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不高兴”，民族主义本身只是一种宣泄的途径和工具，80后借助民族主义的表达，把他们作为对现实的不满的情绪进行了排遣，所以首先要追问的是，80后为什么不高兴，以及是谁让我们的80后不高兴？

　　

　　改革不干净，80后“被不高兴”

　　

　　80后是很尴尬的一代，这个他们自己已经有了很多表述。当他们刚刚踏入社会，经验资历财力无一不欠缺的时候，最应该帮助他们的社会却袖手旁观了，我的意思是说，原有的福利体系被否决了，80后像一个跳伞者，被教练推出了飞机，却没有指导他该如何打来降落伞。这当然会让他失去重心，手忙脚乱。

　　

国家退却得太快，而社会本身还未成长起来，不能替代它的所有功能。另一方面，国家也不情愿全身而退，就在他们残留下来的身影中，又与一部分新兴的市场势力形成共谋，挖空心思的寡夺那些刚刚催生的财富。

　　

这还不是最坏的，下面这种现象彻底把80后“激怒”了。

　　

如今的社会已经因为高度的物质文明，而被改造成了一个马尔库塞说的“单向度”的社会，社会中的成员则被批量改造成单向度的人，迷恋于物质世界的五光十色，失去了超越的可能。几乎一切新的文艺娱乐和新兴产业都在挑起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无限欲望，纯精神层面的追求被压制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低限度。于是问题又来了，打个不是最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一个血气正旺的人被挑起了性欲，但却又迟迟得不到满足，这让他如何能不高兴？这里尤其是刚刚进入社会的80后，“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和捉襟见肘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在他们身上最明显，所以最不高兴的自然是80后了。

　　

显然，这就是改革的代价，但却不是必然的代价，因为无论是高房价、高税收、高油价还是高猪肉价格，都不是不可避免的，都有许多“偶然”的人为因素在内，既然是“偶然”的人为因素，就说明改革出了大问题。人都是要追求快乐的，谁也不愿意不高兴，所以我们说80后不高兴，其实更应该说80后“被不高兴”。因为这么一来，就容易促使更多的人去思考，是什么“让他们被不高兴”的

　　

　　青年很民族，媒体有责任

　　

　　80后“被不高兴”了，他们未必想要去有意识的发泄，但在不知不觉中，在某些条件成熟的状况下，他们潜在的压抑就会通过某种形式下意识的释放出来。而由因为是年轻人，所以这种不经意的释放压力的行为就变得比年龄大的人更多更激烈。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次年轻人的“不高兴”，比如二战前的德国，比如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在社会竞争中，年轻人是最弱势的，所以最容易“不高兴”的就是他们。

　　

那么为什么在如今的中国，这种“不高兴”的表现形式主要以民族主义为主呢？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真正在采用民族主义进行表达的80后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80后，只有在他们需要对时政进行表达时，才会显示出具有民族主义特色的言行，而在平时，他们和其他人的政治感觉毫无异处。比如说，他们可能在听说钓鱼岛冲突时，骂一句“日本人该死”，但骂完后他们又会去做其它事，那一声“日本人该死”好似过敏的时候会打喷嚏，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自然反应，而远不是成熟的政治见解。我认为，把这种反应称为民族主义是不太合适的。他们最多只是民族主义的票友，远不是粉丝。

　　

而之所以类似的这种过敏在现在越来越多见？其实也不难解释。比如长年累月的“屈辱史教育”，我在其他文章中已经提到过，这里不多说了；再比如国家目前在国际上依然处在的相对弱势的状态——这里的原因就不多说了；还有就是部分媒体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推波助澜。

　　

有意识的推波助澜我也不多说了。部分媒体从一开始就是以此为使命的。这里要说说无意识的推波助澜。

　　

比如我所在的报社有一位很有出息的编辑前几天编国际新闻版，选了一个关于泰坦尼克的主题，他用的标题是《一日本男子藏在女裙下逃生》，而实际是当天有两人藏在裙摆下逃生，一个是土耳其人，一个才是日本人，但编辑这么处理后，显得就是日本人人品最差，独一无二。可想而知，读到它的读者会有什么想法。

　　

编辑之所以会如此选择，除了他本人讨厌日本人，不放过任何羞辱他们的机会，还有就是吸引眼球，就像人们说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大商业卖点，卖火锅的、卖洗衣粉的（奇强）、卖游戏软件的、卖电影版权的、甚至卖楼的（比如去年火炬传递期间，我曾建议一家开发商以“谢绝法国籍公民购买”为由头进行品牌推广宣传）。

　　

对媒体来说，民族主义在现阶段是最容易也最安全的让公众尽可能“过敏”的卖点。其他同样可以最引起公众兴趣的话题一大半是不能随便报的，比如宗教问题和 XX问题。不久前的和服事件时有一个明显的案例。那位貌似情绪激动的大学生其实远不如媒体描述的那么不近情理（参见其在天涯的发言），但却被媒体描述成一个标准的“愤青”。这本来就符合大众想象，所以很快为公众接受。真相因此被蒙蔽，矛盾因此被挑起，旧账被拿出来又清算了一遍，本来的民族主义票友一部分被调唆成了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这样一回回一次次，关于民族矛盾和国家矛盾的话题被媒体不断重复，夸大，最后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社会的风气。

　　

“外面有老虎”，你们怎么办？

　　

　　所有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本无足为奇，但其中隐藏的忧患却也不应被忽视。

　　

青年“不高兴”，而不高兴的青年是最容易被利用的，1919年的北平，1933年的柏林街头，1966年的长安街，1968年的巴黎、纽约，不高兴的青年们被一次次推向了左边或者右边。今天中国的青年则更多被推向了民族主义。

　　

小时候如果孩子不听话了，家长会说，再不听话，外面的老虎就要来吃你了。孩子一吓，要依赖家长的保护，也就不再闹了。

　　

国家的道理也是一样。和谐社会，内部必须是要和谐的，只有外部是可能不和谐的，而且外部的不和谐还能促进内部的和谐。就好像家长说外面有老虎，希望国家和谐的人也会说“外面有老虎”，原本在不高兴的青年们一紧张，就不得不靠向国家，指望它来驱赶老虎。

　　

不管老虎到底有没有，即使没有，也要“被”有。希特勒说“外面有老虎”，于是柏林街头的青年纷纷加入钢盔队、冲锋队；查维斯说“外面有老虎”，于是委内瑞拉的青年迅速向左转。现在宋强他们又说“外面有老虎”，中国的青年怎么办？这里就可能出现问题了。

　　

指责80后的青年们不高兴，其实是帮了别人的大忙，说“外面有老虎”的人会继续说，“其实里面也有老虎”，就是那些指责你们的人，然后80后们会更紧张，更有“不高兴”的倾向。而不愿民族主义过于激烈的人也是没有办法扭转局面的，比如他们也可以说——或者更去应该说“里面也有老虎”，然后向他们描述老虎的真面目——也就是那些让他们“不高兴”的人。那才是病根，破解了它，目前这些纷杂的“不高兴”现象，便也就“心平气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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