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能够承载多少民意（下）

bridged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by 胡泳的BLOG

小片五：



2009年2月2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作客中国政府网与网民在线交流，获得近30万个提问。随后开幕的大陆两会更是成了一场网民问政、议政的狂欢，官方第一次联手十大新闻网站推出“网络访谈室”，邀请代表与网民在线交流，网络似乎正在成为普通公民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新桥梁，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新通道。对此，国外媒体也表示了高度的关注，BBC发出感慨，“这种媒体参与和民众参政热情在西方极为罕见”。



主持人：那么应该说这个2009年是已经被媒体热炒为一个网络问政元年了，那么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网络问政的新形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认为是，可以实现所谓的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呢？



胡泳：它肯定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协商民主，或者参与民主。



“网络问政”作用有限



胡泳：但是呢它的能量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两会的这种问计，还是说，通过网络监督，政府的一些行为做了改变，你会发现，它其实不脱离中国一个非常古老的模式，就是当官的要处理民怨。这个民怨往往是在底下酝酿酝酿，酝酿了很久，然后没有人理，最后导致民怨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这时候当官的出来处理这个民怨，然后我们的百姓会说，这样的官员是青天，对吧，是非常好的父母官。就是说，政府目前来做的仍然是一个应对式的东西，就是现实当中出现了这个事情，它不得不来应对，应对完了以后，会出现一些好的解决办法，也会出现一些好的案例，但是我们说，一个真正的民主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你只是对民意做一些简单的应对，这并不是民主。



这是很初步的东西。最终的东西，其实就是说，我们的公民在事关他们利益，事关国家发展的这样的事情上，到底有多大的发言权。我觉得你最好的那种核心的东西，其实不是说，你前面就是做一些倾听民意的事情，就是跟网民开些会，然后让网民能够在政府网站上留言，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四万亿救市这个事情，什么时候经过真正的人大的辩论程序来讨论说，我这个四万亿，首先这盘子是多大，是怎么定的，然后定完这个盘子以后，应该干什么。



这是没有的，包括我们两会的那个预算决算，你会看到，为什么大家对于公款消费，就是那种出国、那种吃喝那么反感，就是我们的公共财政这块，几乎是没有监督的。那我觉得，你现在不用去高谈阔论，就是我不是说，你要把选举由乡镇一级升到县级，你先且不谈这个东西，你就谈说，公民知道我们所贡献的纳税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了，我们有这个权利。如果你在这些地方，能够有进步，你就是真正地向民主迈出了很坚实的步伐。不是简单地说，就是我是一个官员，然后我有一个网民，然后我跟网民能够称兄道弟，我觉得这是太简单的、太小儿科的东西。　



公民参与并影响国家决策才是真民主



胡泳：不光是这点东西，就是说，国家的这种大政方针，作为公民，他应该能够参与，并且能够影响事情的进程。



主持人：这个网络问政，实际上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胡泳：它起到一个台阶的作用，因此对于这样的一步呢，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评价。但是呢，就是不要把这个台阶等同于你最后达到的那个目标本身，因为它只是一个台阶，你其实需要通过这个台阶走向更高处。



通过网络问政迈向更高目标



胡泳：迈向更高的地方，而不是说，我做到这一步，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说成是非常了不起的突破。



网络民意折射官民严重对立



胡泳：我觉得今天中国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就是官民的对立。



官民真的非常对立，你会从很多的互联网事件当中，看到这个东西的影子。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子，现在如果是网络上发生什么事件，如果你说某个事件后面有某高官，或者说，当事人是某高官的儿子，某高官的亲属什么的，然后这个事件的舆论导向会马上作出非常大的变化。就像那个哈尔滨的那个六警察杀人案，就是六警察把林松岭给打死以后，就是由于网络上说，说林松岭是个衙内，所以你看很多就开始欢呼说，警察除害打死了林衙内，大家很高兴。



很多人其实不去认真地追究这个事情到底谁是谁非，比如说，到底责任在哪一方，他只要是有人暗示说，这个当事人，是跟官有关系的，跟钱有关系的，然后所有的民意会上去，会觉得这个人是万恶不赦的，甚至会出现违背一些基本的人性的那种诉求，他会觉得这个人可以千刀万剐。这种很激愤的东西出来，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官民的对立在中国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网络问政缓解官民对立



胡泳：那我觉得网络问政至少说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这种对立，就是说等于说改善我们的官员在老百姓当中的形象，然后让老百姓也对政府增加一些信心，增加一些信任，我觉得这个是它非常大的一个意义。



主持人：相对于成熟的民主国家而言呢，互联网新闻业的变革，仅仅是新闻业内部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却远非如此。因为这个互联网，带给人们这种自由感，包括这种没有门槛，这种感觉都能够使人们把网络同民主的社会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呢，我们就不禁要追溯互联网的产生，那么从十年前崭露头角到现在，中国互联网新闻业，就被寄予了太多政治变革的理想。而且随着两会的这个召开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网络媒体，对于两会这样的政治事务的参与度也是越来越高，那么这种理想也就被越发地宣扬，那么有观点也认为说，互联网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最大的变量因素，那么您同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胡泳：这个观点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可能要在这个里面，做非常细微的辨别。比如说就是原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周瑞金，他有一个观点，说我们政治改革三十年，有两个成效，第一个成效就是，我们真的实现领导干部的任期制。



另外一个进步，他说就是因为我们有互联网，有互联网以后，就形成了某种互联网舆论，因此这种互联网舆论，对于中国政治的现实改变，是有很大意义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很肯定互联网的作用，他甚至把这种东西列为我们政治方面的这种改革的两大成果之一，这是很高的评价了。



那么我会觉得说，一定要把中国跟西方的情况来分别对待，就是西方的常态在于，它有很多很多的通道，所以说呢，互联网只是给它诸多的通道当中，又加了一个通道，因此它的政治会显得更加地常态化。我们则由于其他的通道都不畅，因此当所有的力量集聚在一个通道的时候，一方面这里存在巨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你不能把它理想化；另外一方面呢，的确就是，你不知道说，当所有力量被集聚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会不会发生某些大家可能在事先也无法预料到的变化。我都不敢说，我作一个完全否定你说的观点的答案，因为你必须要把互联网放在中国现实当中来看。但是，如果我们从比较常理的思维来推断的话，所有在互联网上能够推动的东西，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把它们转化成为现实世界当中，切实得到落实的东西，就是说，网络上会造成某种声势，但是呢，中国社会的进展，依然要靠网下的一点一滴的努力。



网络民意通道仍需通向网下



胡泳：因为互联网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议题的形成很快，但是它散去也很快，就是它容易形成呐喊，但是它不容易形成行动。所以说，如果能够把网上和网下的这种东西做一个非常有效的嫁接，就是既有互联网的那种开路的作用，同时在网下，有很多很多坚实的、脚踏实地的行动，我觉得这个才是引发所谓的中国最后政治根本变化的一个基本方式，而不简单地是说，就靠互联网，就能够改变中国。



主持人：所以说这个网络的民意功效，不能把它神话，应该让它回归于平常。



胡泳：对。　



主持人：好，那神话网络的民意效应，现在我们发现有愈演愈烈之势，那么这种网络所不能承受之重呢，实则反衬出了现实的制度之轻。我们发现，网上听到一点风声，那么千军万马就汹涌而来，而且呢，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常规渠道四通八达的话，如果民意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疏通的话，何以至此呢？其实网络无论怎样的神奇，都只是用来协助或者是促进现实的变革，而不应该取代现代的变革。中国的转型固然需要依靠大量的网民，但是网民的本质，就是公民。抛开了公民所应享受的法定的基本权利，网民则什么都不是，网络也什么都不是。所以呢，我们应该从现实出发，也就是从法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出发，让制度得到升级，让网络回归平常，这才是我们的正途。好，今天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也感谢胡泳教授为我们做的精彩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