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评论：如何让6万个"冯翔"免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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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障灾民权利（包括问责权，上访权，表达权，生存权等），就是最好的心理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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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日前自杀。关于他的死因，有诸多猜测。网友说，“读了他近一年来的博文，就知道他的痛苦有多深”，“一方面，他身负丧子之痛，希望揭开真相，告慰遇难者；另一方面，作为宣传部副部长，为了稳定大局，他不得不面带微笑去参与遮掩真相”， “这种撕裂的痛苦，恐怕是导致他自杀的根本原因。读他的博文，每一篇都令人心碎”。

而我，现在只想到一段话，来自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或可与生前的冯翔共鸣，“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在我看来，关于冯翔的死因，并没必要去纠缠。他的自杀动机是他最后的隐私，他及其家属未必希望人们去再三叩问。死者长已矣，何必再去惊动？如果我们对他的痛楚并不能感同身受，妄加评说就是莽撞的、无礼的、冷血的。

在让死者安息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避免悲剧重演，如何让生者前行。事实上，在冯翔之前，灾区干部及百姓自杀的消息已不绝如缕。据长期活跃在灾区一线的四川媒体人党青统计，去年10月以来，在地震重灾区绵阳，自杀悲剧一再上演：

2008年10月3日，绵阳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暂住地自杀身亡，成为灾后首例轻生的政府官员；

2008年11月17日，北川擂鼓镇村民杨俊杀妻朱菊华后自戕，酿成灾后首例普通灾民自杀事件；

2008年11月19日，绵阳市政府办公室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在绵阳闹市跳楼自杀；

2008年12月06日，北川邓家海光村村民朱华会上吊自杀；

2008年12月11日，绵阳海天公司职工赵学亮在绵阳闹市跳楼自杀；

2009年1月25日，大年三十，绵阳永兴北川板房区年轻人母广翔自杀（未遂）；

2009年1月29日，大年初四，北川擂鼓镇胜利村9组年仅40岁的王雪梅在自家板房内上吊身亡……

够了，不用再列举，这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灾民中有自杀倾向的群体数目之众，令人耸目惊心。据心理学家邓明义的统计，整个地震灾区患有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一种由灾难心理创伤导致的长期持续的心理障碍）的人的比例约为3%到 5%，人数约为36万到60万。而在PTSD患者群中，具有自杀倾向的近10%。这意味着，大约有3.6万到6万人，可能成为下一个“冯翔”。更严峻的是，据心理学家的研判，地震周年将至，灾区民众的心理问题极可能集中爆发，“其危如一发引千钧”。

与灾区大规模心理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灾区心理救助的乏力与混乱。《中国青年报》的冰点调查，曾用“哄地来了,倏地走了”八字，来概述灾区心理援助的状态。那些专业或非专业的心理援助者们，激情来时如涨潮，激情退时如风吹，多数在灾区服务的时间短，效率低，其工作只是一种自我救赎的安慰或勉为其难的敷衍。灾民对之也不太买账，一度传出“防火、防盗、防心理师”的民谣。

心理救助乏力的背后，是组织的混乱。中科院心理专家张侃称，“整个四川灾区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学工作者，其中只有500多人是有组织的。至于其他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地震发生后，各级民政、团委、卫生部门、教育系统、妇联、学术机构等都在组织心理援助。谁都对心理救助负责，结果是谁都不真正负责。与此同时，心理救助的资质问题也浮出水面。究竟谁有资格进行心理援助？国际创伤治疗师？国家心理咨询师？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并无定论，各人之间也互不买账。

更尴尬的是，一度火爆的灾区心理救助项目，如今少人问津，犹如荒芜的古道。在网上搜索相关灾区心理救助网站，不少在2009年后就停止更新。残存的灾区心理救助项目也举步维艰。比如中科院心理所，去年计划在灾区建10个心理救助站点，由于资金等限制最后只建成7个。目前每个站点每月经费仅1万元，运转相当吃力。

在我看来，要摆脱上述困境，首先需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地震心理救助中心”，牵头协调各部门，多方筹集资金，全面系统地组织灾区心理救助的供给，同时追踪其效果，根据反馈随时调整部署、刷新举措。灾后心理救助是长期工程，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充分的考量。美国经验或可借鉴。“9·11”后，针对有心理问题的市民，美国政府制订了长达20年的救助计划，纽约市卫生局还建立了世贸中心心理健康登记系统；其次，应明确心理救助者的资质认定，只有专业资质被认可的心理救助者才能进行相应工作。心理重建是灾区重建的一部分，决不允许玩票，而需要最高的职业素养与职业精神；第三，心理救助不能走马观花或半途而废，一旦开展专业救助，就应当持续下去，直到救助对象完全康复；第四，在心理救助过程中，要严格保守灾民的隐私，同时不能将之作为所谓科学研究的“小白鼠”，否则将对灾民造成心理的二次伤害；最后，社会各界均应持续关注灾区心理救助，各尽其力：譬如媒体，可以通过一线采访调查，及时发现其中问题并提出除弊建议；再如企业，可以为心理救助提供相应的资金或技术支持；至于个人，可以参加相应活动（不一定需要专业知识的活动），比如与灾区心理救助对象结成一对一的友好家庭等。要言之，灾区心理救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问题，我们必须合力破题。

在专业的心理救助之外，还应当考虑一些非专业的因素。央视主持白岩松说，灾区的心理救助， “应该是在灾区培养一根又一根的火柴，让火柴慢慢地把周围的人群点亮……一定要在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中培养很多个具有心理救助能力，或者心理观察能力，或者咨询能力的人……让这样的星星之火去燎原，帮助更多的人”。

白岩松无意中道破部分真相。据我的了解，现在灾区心理危机有个很严重的表征，那就是遭遇不幸的灾民们互相影响，每下愈况。他们往往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各诉不堪回首的记忆，随后痛哭流涕，大醉一场。长此以往，遂形成一个强大的颓废的悲伤的绝望的气场，一说人生世事，则“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欲打破此种气场，需要专业和非专业人士、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共同努力。白岩松的“火柴理论”，大可付诸实践。

更进一步说，切实保障灾民权利（包括问责权，上访权，表达权，生存权等），就是最好的心理救援。

北川曲山小学有个幸存学生，其同班同学大部分遇难。震后一次考试，他在姓名一栏填写了一大堆名字。老师一数，竟有43个。一问，才知是写的43个遇难同学的名字。孩子说：“我的同学不在了，我要替他们考试，替他们活下去。”

那些笼罩在PTSD阴影下的灾区幸存者，愿你们都能替逝者好好地活下去，现在，且让我们一起吟诵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我将从死者中升起，说太阳正在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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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障灾民权利（包括问责权，上访权，表达权，生存权等），就是最好的心理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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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日前自杀。关于他的死因，有诸多猜测。网友说，“读了他近一年来的博文，就知道他的痛苦有多深”，“一方面，他身负丧子之痛，希望揭开真相，告慰遇难者；另一方面，作为宣传部副部长，为了稳定大局，他不得不面带微笑去参与遮掩真相”， “这种撕裂的痛苦，恐怕是导致他自杀的根本原因。读他的博文，每一篇都令人心碎”。

而我，现在只想到一段话，来自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或可与生前的冯翔共鸣，“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在我看来，关于冯翔的死因，并没必要去纠缠。他的自杀动机是他最后的隐私，他及其家属未必希望人们去再三叩问。死者长已矣，何必再去惊动？如果我们对他的痛楚并不能感同身受，妄加评说就是莽撞的、无礼的、冷血的。

在让死者安息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避免悲剧重演，如何让生者前行。事实上，在冯翔之前，灾区干部及百姓自杀的消息已不绝如缕。据长期活跃在灾区一线的四川媒体人党青统计，去年10月以来，在地震重灾区绵阳，自杀悲剧一再上演：

2008年10月3日，绵阳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暂住地自杀身亡，成为灾后首例轻生的政府官员；

2008年11月17日，北川擂鼓镇村民杨俊杀妻朱菊华后自戕，酿成灾后首例普通灾民自杀事件；

2008年11月19日，绵阳市政府办公室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在绵阳闹市跳楼自杀；

2008年12月06日，北川邓家海光村村民朱华会上吊自杀；

2008年12月11日，绵阳海天公司职工赵学亮在绵阳闹市跳楼自杀；

2009年1月25日，大年三十，绵阳永兴北川板房区年轻人母广翔自杀（未遂）；

2009年1月29日，大年初四，北川擂鼓镇胜利村9组年仅40岁的王雪梅在自家板房内上吊身亡……

够了，不用再列举，这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灾民中有自杀倾向的群体数目之众，令人耸目惊心。据心理学家邓明义的统计，整个地震灾区患有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一种由灾难心理创伤导致的长期持续的心理障碍）的人的比例约为3%到 5%，人数约为36万到60万。而在PTSD患者群中，具有自杀倾向的近10%。这意味着，大约有3.6万到6万人，可能成为下一个“冯翔”。更严峻的是，据心理学家的研判，地震周年将至，灾区民众的心理问题极可能集中爆发，“其危如一发引千钧”。

与灾区大规模心理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灾区心理救助的乏力与混乱。《中国青年报》的冰点调查，曾用“哄地来了,倏地走了”八字，来概述灾区心理援助的状态。那些专业或非专业的心理援助者们，激情来时如涨潮，激情退时如风吹，多数在灾区服务的时间短，效率低，其工作只是一种自我救赎的安慰或勉为其难的敷衍。灾民对之也不太买账，一度传出“防火、防盗、防心理师”的民谣。

心理救助乏力的背后，是组织的混乱。中科院心理专家张侃称，“整个四川灾区一度有2000多名心理学工作者，其中只有500多人是有组织的。至于其他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地震发生后，各级民政、团委、卫生部门、教育系统、妇联、学术机构等都在组织心理援助。谁都对心理救助负责，结果是谁都不真正负责。与此同时，心理救助的资质问题也浮出水面。究竟谁有资格进行心理援助？国际创伤治疗师？国家心理咨询师？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并无定论，各人之间也互不买账。

更尴尬的是，一度火爆的灾区心理救助项目，如今少人问津，犹如荒芜的古道。在网上搜索相关灾区心理救助网站，不少在2009年后就停止更新。残存的灾区心理救助项目也举步维艰。比如中科院心理所，去年计划在灾区建10个心理救助站点，由于资金等限制最后只建成7个。目前每个站点每月经费仅1万元，运转相当吃力。

在我看来，要摆脱上述困境，首先需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地震心理救助中心”，牵头协调各部门，多方筹集资金，全面系统地组织灾区心理救助的供给，同时追踪其效果，根据反馈随时调整部署、刷新举措。灾后心理救助是长期工程，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充分的考量。美国经验或可借鉴。“9·11”后，针对有心理问题的市民，美国政府制订了长达20年的救助计划，纽约市卫生局还建立了世贸中心心理健康登记系统；其次，应明确心理救助者的资质认定，只有专业资质被认可的心理救助者才能进行相应工作。心理重建是灾区重建的一部分，决不允许玩票，而需要最高的职业素养与职业精神；第三，心理救助不能走马观花或半途而废，一旦开展专业救助，就应当持续下去，直到救助对象完全康复；第四，在心理救助过程中，要严格保守灾民的隐私，同时不能将之作为所谓科学研究的“小白鼠”，否则将对灾民造成心理的二次伤害；最后，社会各界均应持续关注灾区心理救助，各尽其力：譬如媒体，可以通过一线采访调查，及时发现其中问题并提出除弊建议；再如企业，可以为心理救助提供相应的资金或技术支持；至于个人，可以参加相应活动（不一定需要专业知识的活动），比如与灾区心理救助对象结成一对一的友好家庭等。要言之，灾区心理救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问题，我们必须合力破题。

在专业的心理救助之外，还应当考虑一些非专业的因素。央视主持白岩松说，灾区的心理救助， “应该是在灾区培养一根又一根的火柴，让火柴慢慢地把周围的人群点亮……一定要在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中培养很多个具有心理救助能力，或者心理观察能力，或者咨询能力的人……让这样的星星之火去燎原，帮助更多的人”。

白岩松无意中道破部分真相。据我的了解，现在灾区心理危机有个很严重的表征，那就是遭遇不幸的灾民们互相影响，每下愈况。他们往往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各诉不堪回首的记忆，随后痛哭流涕，大醉一场。长此以往，遂形成一个强大的颓废的悲伤的绝望的气场，一说人生世事，则“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欲打破此种气场，需要专业和非专业人士、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共同努力。白岩松的“火柴理论”，大可付诸实践。

更进一步说，切实保障灾民权利（包括问责权，上访权，表达权，生存权等），就是最好的心理救援。

北川曲山小学有个幸存学生，其同班同学大部分遇难。震后一次考试，他在姓名一栏填写了一大堆名字。老师一数，竟有43个。一问，才知是写的43个遇难同学的名字。孩子说：“我的同学不在了，我要替他们考试，替他们活下去。”

那些笼罩在PTSD阴影下的灾区幸存者，愿你们都能替逝者好好地活下去，现在，且让我们一起吟诵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我将从死者中升起，说太阳正在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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