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国民怨毒心理的畸变——救世主心态的浸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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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国民怨毒心理的畸变——救世主心态的浸染与漫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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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尤即抱怨，可以说是一种很基本的人之常情，属基本的人性，它包含人的理性和人的非理性。人无可选择地生活在某个群体（包括家庭——只有夫妇两人的家庭、族群、社群）之中，纯粹出于自己寻常的愿望（心理活动），即使独处一隅也会跟别人别物相比照，自己的某种期待或愿望得不到满足，或者说受到了轻慢和忽悠，产生了深切的感受而迸发出强烈的心理反应——精神反弹。这样的期待或愿望可以是质朴而平常的，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精神性的。李伯勇：国民怨毒心理的畸变——救世主心态

    现代人已经明白，所谓“自己的某种期待或愿望得不到满足”，其实更多的属于精神范畴，包含对初始状态的平等、自主和自尊的渴望，因此，怨尤也有着渴望平等、自主和自尊的积极意义——正面价值。所以，怨尤永远与人类相伴随。不过，化成中国文化形态的洗雪“杀父之仇”、“奸妻之恨”、“掘祖坟之辱”等，就不能仅仅用平等、自主和自尊能够解释的，而是成了当事者的一种价值理念——伦理标准，有属于人“自我（价值）实现”（复仇）的更高心理层次的一面，也昭显更多的是自我封闭和人性之恶，由怨尤转向了怨毒，或者说怨毒在正义与正确的名义下沸扬。这样的复仇者（个人）不乏其人，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不足为怪。但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情感模式，在中国特别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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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怨毒成了当今中国的一种覆盖面甚广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更应该加以正视。它当然有着现实生活中的不公不正不透明，弱势群体受到身心伤害，也有着上述植根于个人性家庭家族性的价值理念即弱势群体自身的原因；如果从中国进入现代的时代社会进程进行考察，我们不能回避基本的历史事实和精神事实：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化入或取代了个人的价值理念，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思想或精神现象：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专政）理论并没有消解革命者——革命群众的怨毒，后者反而每每打着前者的旗号行怨毒之实，即使前者的内涵发生了极大变化，但社会性怨毒更为突显和流行，成为一股浊流继续毒害着人的心灵，腐蚀着民族的肌体。这是革命的设计者推动者始料未及的。

    可是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或者感受到怨毒新的变型，就是说怨毒又有了新面目。于是我们又一次注意到“中国特色”：立足于中国文化土壤的现代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经受着家长制——中国式救世主心态的长期漫漶。bsp;   &nb
    正是救世主心态长期的浸染和漫漶，在中国步入现代化情境中，国民怨毒心理崎变——花样频频翻新，其速度与影响范围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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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经长期的农耕社会，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家长的作用不言而喻，他处在家庭的“塔尖”，与别人别户——社会相连（中间还有个姓氏宗族组织），决定着全家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因此，他身上聚集着矛盾焦点，也是怨尤的交织点。一方面，他带领全家既要生存又要发展，与别户相比活出个人样，成为本地一个不容忽视的坚实存在，出发点无可指责；可他大权独览又必然成为家庭成员的怨府。为人之夫、为人之妻、为人之父、为人之母、为人之兄弟姐妹、为人之友、为一家之长、为某个阶层某个团体的一介正常成员，他（她）想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但由于各种客观的、人为的因素而没有得到，或得到却失去了，于是产生了失落之感，失落便包含着怨尤的种子。因为他（她）与他所属的群体是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有的有着血缘关系，有的则在日后情境（存在情境）中产生了新的理解、顿悟与融洽，怨尤也就能自我化解，自生自灭。怨尤的种子大多会发芽但不会开花结果，处于一种半休眠状态，充其量只在极小的时空里传播（对有着极好关系的人或明或暗倾诉）。
李伯勇：国民怨毒心理的畸变——救世主心态
    另一方面，家长承受着“外面”的觊觎和冒犯，或者他对“外面”有扩张的野心（有时从家庭发展考虑，有时纯粹是一己之欲念），这样他就千方百计找理由，将无限放大或虚构来自“外面”的敌意和敌情重复地告之家里人，让家里人放下心中对他的怨尤而同仇敌忾地一致对外，于是家里人对内的怨尤很快转化成对外面的怨毒。团结一致以卸外侮的局面自然形成。这样怨尤和怨毒郁积着，被家长熟练地操控，可以在任何一个时段骤然爆发，怨毒也就公开化了，蔓延到族群、区域和整个国家。从此，怨毒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意识挣脱了家长之手而招摇过世，但并没有进入社会主流。

    只有到了现代，怨毒才从社会的某个群体、某个层面、某个范围——搭乘主流意识形态“快车”，快速蔓延到整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因之而膨胀，更加咄咄逼人。的浸染与漫漶 ( http:www.te
    怨毒所向并不总是体现家长的意志而转为抵抗外在力量的精神力量，它从来对家长，更对发出怨毒的个人和群体自身产生腐蚀和毒害。尽管家长能够操控媒体一味显示其治下的“精神堡垒”的伟力，事业的节节胜利，前景灿烂辉煌，但他（他们）无法控制怨毒与己不利的流向，这就说明，家长制非万能必定会被新的生活模式社会模式所取代。

    这里有着一种往往被我们漠视的情形：当“家长”们出于或公或私——或真心或策略的考虑，与“敌人”言和，化敌为友，但“家里的人”仍怨毒填胸，对已成为朋友的“敌人”耿耿于怀。昔日“家长”植下的怨毒之树仍根深蒂固，这是家长始料未及的。更有甚者，要是此时“家长”已经靠边（无权失势），他们就公开向他发泄怨毒，要是“家长”仍在位，他们就互相之间发泄怨毒。这说明他们仍惧怕家长的权威，只有向同样弱势的人发泄，而且发泄的程度大大超过一般的预想，对正常人心的破坏是很大的。弱势群体成了社会性怨毒的主要载体。bsp;   &nb
    以近年连续出现的、且受到权力放行和不少民众热捧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为例，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式救世主——怨毒心态的亢奋，当然也可以感受到怨毒新的变种。
    怨毒泛滥是中国近五六十年特有的一道文化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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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是从来怨毒盛行，即中国不是向来怨毒泛滥而是崇尚中庸的国度。sp;   怨尤即抱怨，可以说
    古代以唐朝为例，尽管唐室宫迁内部怨毒——由怨毒引发的争斗频仍，但在主流意识形态及社会层面，还是充满大度自信的宽容与和睦的。比如实行“和蕃”政策（下面还会提及），文艺的百花齐放，等等。
    按照心理学原理，怨尤情绪的爆发即释放，心灵也就获得某种平衡。这就可以解释，曾经郁积数年数代仇恨争斗的对立双方（家庭）在某个机缘下重新和解，不计前嫌。这样的情形在家庭在社会大量存在，属于一种基本的人类精神现象。当然，踏出理解与和解第一步的人肯定具有大眼光大胸怀，为着后人能活得更好更顺利，而不是背负死去却窒人心智的“传统”，让有过的痛苦经常发酵成为积极生活的大阻碍。这种“重归旧好”的现象在民间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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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说，在农耕社会，尤其在南方的客家人（我就是客家人），所倚重的始终是耕读（中原文化精神）。种田和读书，读书能做官，能提高“门风”，进入社会主流，所谓“耕读传家久，勤俭继世长”成了农家的基本信念。即使在圩镇开小作坊经营店铺（旧体中萌发出新质，当时的观念使然，也是社会形态的缓慢演变），在乡间仍拥有耕地（不动产）。中国步入现代（1911年）之前，一般而言，由于“家长”之间的争斗尚未上升到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怨毒所及的范围还是很有限，即便如此，怨尤也存在消解的可能。做生意（经商）能扩大交流，促进和解，形成和谐，参照马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