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达成共识首先需要共同的政治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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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达成共识首先需要共同的政治心态
发布时间:2012-12-28 12:00 作者:蔡霞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0739次
　　编者按：本文系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在共识网、天则所联合主办的“重启改革共识”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现经她本人核校同意，在共识网推荐发布，以飨读者；会议完整记录也将于近期上网，敬请期待！

　　蔡霞 ：我觉得现在重要的不是左右共识了，重要的是朝野共识、上下共识。我想基于几个点先说这一个大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达成朝野共识所需要的政治心态。

　　中国现在相当于什么时期？我想大概相当于西班牙的佛朗哥去世，胡安卡洛斯上台时期，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长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已经到了非转不可的时候了，怎么来转，现在形势到了这一步，所以朝野共识比左右共识更重要。

　　我们现在讲的左右共识，坦率来讲，是我们知识界的精英之间的左和右，与底层社会大量社会矛盾的处理相比较，底层社会的情绪更要重视，这不以知识界的左右共识达成了底层社会就没有问题了。一个国家真要能够转过去，在于底层社会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空间。我不是不认可知识界的力量，而是讲知识界所能起的作用有限，它必须要依托于社会力量。

　　我想讲：朝野共识、上下共识特别重要，我同意这是个底线。现在要做的就是大家共同认清中国社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管你是当朝的还是在野的，都要看到国家往后走，走得好不好，不光是共产党的命运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命运问题，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因此我想要达成共识，首先是从心态和情绪上来达成一个大家共同有的心态，共同有的政治心态才能谈问题，才能谈具体问题哪些达成共识。

　　我们所需要的共同政治心态：首先就是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已经是不可能再回避了，但是我们能不能避免暴力式的社会崩盘式的推进民主，其实那样一个社会崩盘式的民主推进不叫民主，可能是再来新一轮的1911年以后的军阀混战，那个是有可能重演的。因此首先讲朝野都要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和平推进民主进程，不发生大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崩盘，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第二点政治心态是民族利益为大。各党派和全社会都要明确这是最高利益。从执政党来讲，首先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首先考虑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能不能和平走向未来，由此执政党不能把自己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从社会来讲，正因为是民族利益为大，因此要给执政党一个回旋的余地和空间，不能把它逼到墙角。把党逼到墙角，党就会把社会逼到墙角，大家都逼到墙角就没有一个和平转型，最后必然要走向一个对立。

　　第三点政治心态是我们现在是共同为这个国家，推进它的发展，因此需要建设性的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从我们知识精英也好，从社会精英来讲也好，我们不是以政治反对派为荣，这点很重要。在它没有任何可能改革的时候，就像反动派阻止历史前进的时候，我们是绝对要鲜明的呼喊的，要反对的，但是当有可能出现推进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是建设性的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讲，采取建设性的合作态度可以使执政党和政府有一个心理上的减压，不要绷紧那根弦。现在它的心结，任剑涛老师分析的三个心结，执政党多年来都有，我觉得确确实实是这样。

　　最近这段时间，包括这几年，我们因为在党校教学，接触的干部很多，包括到各地去讲课，我总是在讲一个观点，我们这个国家是政党、政权、社会制度和社会的大致稳定四位一体，就是一荣全荣，一损全损，党下台意味着政权的垮台，意味着制度的解体，意味着社会崩盘，因为这些年来公民社会没有发育起来。我连着讲了两个地方的课，一个是对司局级干部班，讲我对十八大报告的理解。我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方向道路，一个是改革问题。我们关起门来讲了一整天，中间休息的时候，军队的一位干部来找我谈这些问题，昨天给我发了一个短信，问我宪政的书在哪里能买到。第二个是我前两天给搞干部教育的管理人员讲课，也是内部敞开讲。我发现他们不是不接受你的观点，这就是任剑涛说的焦虑，大家都有危机感。其中我说的一句话，很多司局级干部在下面记，我说“共产党天天喊生死存亡，什么时候把我们生死存亡转变为长治久安这个机制，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党就比较好了”，我们现在不是去谈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是把生死存亡转换为国家长治久安，党有空间，社会能发展，国家能够相对稳定，这个是需要我们转换思路的。很多人都在那儿记。所以干部们不是没有危机感的，也不是说没有看到问题的。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党内的情绪是要改革，这点特别重要。

　　因此，如果要达成共识，首先是先不讲具体问题，心态上先提这三点：一是和平转型，二是民族利益为第一位，三是建设性的合作。我们上下要有这么一个共识，这样的话，我们谈很多问题就有一个底线的基础，这就是底线，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大问题。

　　如果说第一个大问题说的政治心态达成共识，就是大家都守住前面讲的底线的话，那么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我们要建立在十八大能够开口的空间中来推进政治改革，这样在朝这一方能够接受。你自己讲出来的话，我把你往前推进，这个东西无法往回退，这是可以做的事情，你要讲共识要首先讲怎么能够达成。

　　第二个大问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上下共识的对话机制。我这两天讲课把十八大报告琢磨出一点味道来了。别看十八大报告旧话很多，但是有新话，低调写，分量重，这就展示了未来的习和李不是不想干事情，是想要启动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是悄悄启动。我琢磨了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七条，其中的一、二、四这三条，政治改革大有空间。可这样做可那样做，就看我们怎么推动他做。第一条就是人大改革，报告讲了全口径加强对政府的财政预决算的监督，讲了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这是第一条。第二就是讲了政治协商，原来我对政治协商是嗤之以鼻的，我现在发现不是如此，可以考虑以此推进各方协商，共同参与公共决策。第三是司法权威。这三条如果我们做好了，可以作为中国政治改革启动的入手之处往前推。

　　为什么这样讲？这么多年我们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包含两层：一层是政治改革，一层是行政改革，我们多年来是以行政改革来回避和取代政治改革的。因此现在实际上中国的问题正要像剑涛老师说的达到结构性改革就必须是政治改革而不是行政改革，行政改革充其量就是功能性的。从这个角度讲，人大改革中的“全口径”里面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就是税，第二层就是费，第三层就是党库国库的问题，如果把党库国库一摊出来，立即对执政党的权力就有很大的制约，迫使它要把党和国分开，现在党国一体有财政支持。如果从这个地方把党、国分开，后面一系列东西就必须要去考虑，执政党就要考虑它怎么去争取社会了。预决算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只要把全口径打开……

　　王占阳（插话）：首先谈的是财政统一，现在是一半进预算，一半不进预算。

　　蔡霞：这个东西在推进政治改革方面是有很大的口子的，就看我们怎么做。如果把全口径审查和监督财政预决算做到位了，事实上下面还会打开推进人大代表改革的口子，为什么这样讲？人大代表要全口径监督和制约预算决算，就要使人大代表本身的知识层次和结构有个改变，这就是第二点。

　　第三，这个口子还可以开成什么？即改变人大会议的开法。因为照人大现在的开法是无法作到加强全口径的监督和审查的。改变人大会议的开法，在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里就国内一些重大问题上开展的公共辩论就有可能，就有空间和舞台了，这就会把人大推向国会、议会的方向发展。因此就看我们怎么做。

　　第二点，政治协商，我原来嗤之以鼻，我觉得当初提出政治协商是为了要反对和取代选举民主的，我现在讲课的时候最后讲一定要搞清楚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关系，谁都不能取代谁，谁都不能冲淡谁。现在的协商要做成不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是实实在在的民主协商。以前是在决定公布之前跟几个党派通报一下就叫协商。但那不是协商。我们要把它推向凡是公共决策、重大决策，社会各方利益代表坐下来进行谈判、合作、妥协、协商，我们要做成这么一个东西。如果作成这个东西，就可以开始建立一个正式的朝野对话制度机制。因为它讲了协商的广泛、多层和制度化，我们都要用它自己的话去拓我们的空间，这样在朝才能接受。因此民主协商这个词做足了，使之成为社会各界利益的政治代表达成共识的空间，这是有可能的，就看我们怎么操作，你不要简单否定它，就看我们怎么推。

　　第三个就是司法权威，我想不用说了，因为大家说了很多，就是司法独立。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部分。

　　这三点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政治改革开口子，这个口子是一个低调的开口，但是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它推动朝野共同朝着国家的民主政治往前走，它可以一开始不要有那么大的风险搞开放选举。坦率来讲，你越要让它开放选举，它肯定收得越厉害，你现在越逼它，它就越自我收缩，那个收缩是非常厉害的，因此你现在要让它以它打开的口子推进去，这才有可能。所以你首先要促使它保持一个开放性，不能让它封闭起来。

　　第三个大问题是：如果说具体问题，那就要考虑哪些东西我们现在是可以做起来的，促它做的东西。

　　除了以上作为我们建立共识的制度以外，具体现在可以做起来的事，首先是提高司法权威，确立宪法和司法权威。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语境之下讲司法公正、司法独立，这是可以往前推进的。这个东西往前推进的话，可以使执政党受到很大约束，因为这个现在在党内都有基础，什么基础呢？这几天习和李上来以后，包括王岐山高调反腐败，就是要用依法严惩党内腐败取信于民，构筑自己上台以后的亲民基础，胡温新政当时也是要构筑自己的基础，所以做了亲民的姿态。现在习李要上台以后，要寻找一个马上赢得社会支持的就是高调反腐败。这就可以推进两个问题：一是党内要党章治党。党章治党不再以一条一条制度建设，而是谈制度体系问题。现在党内是要立规矩了。二是在国家层面上立法治。这两个东西是要约束权力的。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大约现在可以达成一个共识。至于独立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不要期望一下子很高，但是只要起步就好。

　　但同时，我觉得这次十八大报告中很不好的一点就是把公民社会排除在外，大家去看社会管理那部分。因此我们在这点上要促它往前走，走到开放社会。我们不要把言论自由这些东西拿出来，如果那样拿出来的话，就会形成非常抵触的局面。但是讲开放社会，推进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这是可以促执政党去做的。现在有的人想把社会给封死，但是社会在客观上是封不死的。现在不要讲开放言论，开放言论这些话太激烈了，要讲“开放社会”，社会基层的社团组织，执政党引导它健康发展，依法活动，培育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能力，为我们合作解决问题打下一个社会力量的基础，这个话我觉得执政党是可以听得进去的。

　　第二条就是严惩腐败，党已经在做了，严惩腐败和司法独立是可以合起来的。还有一条是缩小贫富差距，这是可以做的。缩小贫富差距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可以结合起来的，你去看十八大报告，它其实眼里已经开始有了这一点了，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扶持实体经济是它的坚实基础，贫富差距的缩小和扶持实体经济都讲了民权问题。因此，扩大内需要做到GDP大盘子初次分配改革一定要解决国富民穷的问题，要转变为民富国才能强，我们要努力推进解决好藏富于民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人的权利、民权和社会保障来讲，这个做起来就对尊重实现老百姓权利有好处，对执政党来讲缓解了民怨和提升社会信任度都有好处，对民间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因此我们现在要讲的共识，不光是要讲促成共识很重要，而且要讲目前能达成哪些共识，从什么角度去促成它的共识，一定要考虑执政党能够接受什么，他心里顾虑的是什么。剑涛老师的话讲完了，我接着讲的意思是什么，我比较多的是站在执政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我在司局级干部班上讲了一整天，中间休息的时候那些国家机关的人来找我讲说蔡老师，你这些话应该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去讲。说明了他们都认同，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有水平，而是说党内是接受的，不是不接受。

　　我昨天去一个大学讲课，他们的校长是个院士，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因为我一直在讲十八大报告有那么多老话，为什么有老话，因为该干的事情过去没干，这些任务拖下来到现在不得不干了，所以那些话还得写上去，这是一点，我就讲十六大意识形态的转变，就没有勇气转下去。接下来人家写了一个条子说“十六大丢了什么，十八大会不会还丢”。那个校长直截了当就讲，十六大报告有很多东西没做，十三大报告有很多东西丢掉了，你怎么保证十八大报告写的这些东西，你就相信共产党能够做下去？也就是说习李一上台，党内就已经在怀疑了，不是像当初十年前我们对胡温的信心了，就说明党内的危机感和不信任感从社会蔓延到党内，这些人都是精英，对党内都已经不相信了。

　　(…此处有删节…）

　　我认为习上台以后，他先要搞的不是民主，先搞的是新权威主义，我觉得他一定是这样的。这几年甭指望他给你搞民主，包括现在大家都寄托于他，因为他说了那么多话，大家都觉得他马上要民主了，不可能的事，他先要经历一个新权威主义，用他的强势来稳定这个社会，缓解民怨，他认为到有条件的时候才可以放开。

　　(…此处有删节…）总之，我觉得有一条，我们党的选择，共产党的选择，一定是新经历一个几年的新权威，要铁腕治吏，铁腕治社会，把社会的秩序整顿起来，法制整顿起来，管住权力，后面他认为社会宽松了，经济好了，民怨缓解了，有一个和解的心态了，能够有和解的时候，才有可能开后面我们讲的那几步，现在要让他做，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要促成他的就是什么，为什么前面先讲心态的共识，最重要的就是和平转型、民族为大、建设性的和解。这三条心态上能达成，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时间，逐渐的创造条件推进改革，现在不是谈改革的时候，不能说马上就要想民族改革、全面改革就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