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冠宇：《周恩来年谱》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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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28日，签署《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指示》说：“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极关重要的政治工作。”出版总署是指导和管理全国出版事业的总机关，其工作职责在于着重实行对于全国公私营出版事业的领导，“按时提出全国出版事业的总方针，以利于各公私营书刊出版、发行、印刷机构在统一的方针下分工合作。”今后，“出版总署应当推动和组织报纸、杂志、广播中关于出版物的介绍批评的工作，对于优良的、切合需要的出版物应予奖励，对于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出版物应使之渐次淘汰。”

（不知道从当时到现在，一共淘汰了多少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出版物）



1950年12月5日，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学生、工人投考军事干校的通知》时填写：“在大学生中，应该多动员文学院的学生，少动员工、农学院的学生，医学院和医专的学生一般不动员，青工也要少调技术熟练的，以免削弱建设人才。”

（想学文的三思吧，总理不爱你们）



1951年1月17日，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邀请华北地区天主教人士参加的茶话会上讲话：宗教界提出的“三自”，就是自治、自养、自传运动，是宗教界的爱国运动，应该提倡，人民政府一定支持和赞助。我们要爱人民的中国，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和反对我们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低我界限必须分清。爱祖国，人人有责，包括天主教徒再内。爱国和天下教友是一家，并不矛盾。天下教友是一家中所说的教友，当然是指虔诚善良的教徒而言，教徒中的叛徒败类不能算作教友，犹如像我们共产党里的张国焘一样。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是能够实现的。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决不能自强，凡自主者才有前途。

（我也觉得，三自爱国会的人不该算教友）



1951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讲话，……强调：“现在全国所有民主党派成员总数并不多。”中国这样的大国，“在有五百多万党员的共产党的旁边，各个民主党派成员太少了，就很不相称”。我们应该让民主党派存在和使它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经过他们去影响没有组织的群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职员等，并且经过这些党派的政治活动，也可以锻炼和考验这批人”。

（折腾自己人不够尽兴）



1951年2月4日，签署《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

（“政务院”）



1951年2月4日，得知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二十三日病逝消息后，赶往天津张的家中吊唁，评价了他一生的历史功过，并对其家属、亲朋和南开校友说：看一个人应该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但不应掩盖他不好的地方。校长晚年失节，但毕竟还没有跟蒋介石跑到台湾。

（当总理的好处，就是吊丧的时候不用怕被家属打死）



1951年3月24日，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

（陆导，给老人家烧点纸吧）



1951年4月19日，签发政务院命令，公布《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性条例》。《条例》规定了对以反革命为目的或意图营利而伪造或贩卖国家货币的犯罪分子的判刑标准。

（“政务院”）



1952年2月1日，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二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彭真作的《关于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时强调开展“三反”运动的重要性，指出：资产阶级猖狂的进攻，不只是使我们的财产受到损失，而且会使我们的政权和干部变了质。因此，这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且是政治上的问题。

（我们就算贪污腐败，也是因为你们的猖狂进攻，就这么牛逼，别不服）



“三反”运动结束后，曾约见赴京开会的刘靖基等上海工商界人士，针对他们的心理状态，说：国民党统治中国时，大搞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通过税收获得的钱财都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当时你们用真假两本帐，搞偷税漏税，这是对他们的反抗。现在共产党为人民办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们既然是爱国的工商业家，怎么还搞偷税漏税呢？这样走，怎么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呢？

（确实是对“他们”的反抗，总理说得对）





1953年4月14日，就新闻宣传报道问题作出指示：现在批评性稿件多一些了，这种现象是好的，但有的稿件事实不确实，有些盲目。文章要“重质不要重量，并要经过当地党委”，“采取合作态度，不要对立起来，记者不要滥用权威”。

（换个说法就是，别给你脸了就认不清形势）



1953年5月24日，视察北京一零一中学，对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你们是革命干部子弟，你们的父兄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功劳不能记在你们的帐上。”“你们头脑里千万不要滋长特殊化的思想，不能骄傲，要谦虚，要尊敬老师，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劳动人民的子弟学习。现在为人民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多做贡献。”

（都把人塞在一个炮楼里了，您让人家上哪儿找劳动人民的子弟去啊）



1953年12月4日、5日，针对政务院机关在选民登记中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领导反复强调：除文盲外，代填选民登记表本身就是错误，不必再追究代填手续中的错误，这是次要的，主要的要进行本人登记。因此，对填表马虎的同志应给以批评，西花厅工作人员的选民登记表一定要退回本人校正，使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次选举。

（群众演员也是讲敬业精神的，否则照样喊CUT）



1954年6月8日，宴请艾登，并招待观看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艾先生，真是苦了您了，中国人民对不起你）



1954年7月18日，宴请定居瑞士的一九五三年国际和平奖金得奖人、英国电影艺术家查尔斯·卓别林及夫人，……后来，又托王倬如将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带给卓别林。卓别林看后说“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这类片子”。

（不愧为喜剧大师）



1956年4月20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卫生方面，避孕要大力宣传。最近，我出去，访问了几个工人家庭。现在工人养两个孩子以上生活就困难，有孩子与没有孩子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差很大。在工人、职员中生育要有计划，别的都有计划了，为什么生育不能有计划呢？生育有计划就可以把后一代教育得更好。卫生部要好好研究一下，多访问些职工家属，研究些科学的好的避孕方法。……”

（职工家属）





（括号外内容全部来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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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28日，签署《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指示》说：“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与国家建设事业、人民文化生活极关重要的政治工作。”出版总署是指导和管理全国出版事业的总机关，其工作职责在于着重实行对于全国公私营出版事业的领导，“按时提出全国出版事业的总方针，以利于各公私营书刊出版、发行、印刷机构在统一的方针下分工合作。”今后，“出版总署应当推动和组织报纸、杂志、广播中关于出版物的介绍批评的工作，对于优良的、切合需要的出版物应予奖励，对于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出版物应使之渐次淘汰。”

（不知道从当时到现在，一共淘汰了多少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出版物）



1950年12月5日，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学生、工人投考军事干校的通知》时填写：“在大学生中，应该多动员文学院的学生，少动员工、农学院的学生，医学院和医专的学生一般不动员，青工也要少调技术熟练的，以免削弱建设人才。”

（想学文的三思吧，总理不爱你们）



1951年1月17日，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邀请华北地区天主教人士参加的茶话会上讲话：宗教界提出的“三自”，就是自治、自养、自传运动，是宗教界的爱国运动，应该提倡，人民政府一定支持和赞助。我们要爱人民的中国，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和反对我们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低我界限必须分清。爱祖国，人人有责，包括天主教徒再内。爱国和天下教友是一家，并不矛盾。天下教友是一家中所说的教友，当然是指虔诚善良的教徒而言，教徒中的叛徒败类不能算作教友，犹如像我们共产党里的张国焘一样。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是能够实现的。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决不能自强，凡自主者才有前途。

（我也觉得，三自爱国会的人不该算教友）



1951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讲话，……强调：“现在全国所有民主党派成员总数并不多。”中国这样的大国，“在有五百多万党员的共产党的旁边，各个民主党派成员太少了，就很不相称”。我们应该让民主党派存在和使它发展。这样，“我们就可以经过他们去影响没有组织的群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职员等，并且经过这些党派的政治活动，也可以锻炼和考验这批人”。

（折腾自己人不够尽兴）



1951年2月4日，签署《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

（“政务院”）



1951年2月4日，得知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二十三日病逝消息后，赶往天津张的家中吊唁，评价了他一生的历史功过，并对其家属、亲朋和南开校友说：看一个人应该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但不应掩盖他不好的地方。校长晚年失节，但毕竟还没有跟蒋介石跑到台湾。

（当总理的好处，就是吊丧的时候不用怕被家属打死）



1951年3月24日，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

（陆导，给老人家烧点纸吧）



1951年4月19日，签发政务院命令，公布《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性条例》。《条例》规定了对以反革命为目的或意图营利而伪造或贩卖国家货币的犯罪分子的判刑标准。

（“政务院”）



1952年2月1日，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二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彭真作的《关于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时强调开展“三反”运动的重要性，指出：资产阶级猖狂的进攻，不只是使我们的财产受到损失，而且会使我们的政权和干部变了质。因此，这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而且是政治上的问题。

（我们就算贪污腐败，也是因为你们的猖狂进攻，就这么牛逼，别不服）



“三反”运动结束后，曾约见赴京开会的刘靖基等上海工商界人士，针对他们的心理状态，说：国民党统治中国时，大搞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通过税收获得的钱财都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当时你们用真假两本帐，搞偷税漏税，这是对他们的反抗。现在共产党为人民办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们既然是爱国的工商业家，怎么还搞偷税漏税呢？这样走，怎么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呢？

（确实是对“他们”的反抗，总理说得对）





1953年4月14日，就新闻宣传报道问题作出指示：现在批评性稿件多一些了，这种现象是好的，但有的稿件事实不确实，有些盲目。文章要“重质不要重量，并要经过当地党委”，“采取合作态度，不要对立起来，记者不要滥用权威”。

（换个说法就是，别给你脸了就认不清形势）



1953年5月24日，视察北京一零一中学，对学生说：“希望你们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你们是革命干部子弟，你们的父兄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功劳不能记在你们的帐上。”“你们头脑里千万不要滋长特殊化的思想，不能骄傲，要谦虚，要尊敬老师，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劳动人民的子弟学习。现在为人民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多做贡献。”

（都把人塞在一个炮楼里了，您让人家上哪儿找劳动人民的子弟去啊）



1953年12月4日、5日，针对政务院机关在选民登记中存在的问题，向有关领导反复强调：除文盲外，代填选民登记表本身就是错误，不必再追究代填手续中的错误，这是次要的，主要的要进行本人登记。因此，对填表马虎的同志应给以批评，西花厅工作人员的选民登记表一定要退回本人校正，使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次选举。

（群众演员也是讲敬业精神的，否则照样喊CUT）



1954年6月8日，宴请艾登，并招待观看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艾先生，真是苦了您了，中国人民对不起你）



1954年7月18日，宴请定居瑞士的一九五三年国际和平奖金得奖人、英国电影艺术家查尔斯·卓别林及夫人，……后来，又托王倬如将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带给卓别林。卓别林看后说“影片好极了，希望你们多拍这类片子”。

（不愧为喜剧大师）



1956年4月20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卫生方面，避孕要大力宣传。最近，我出去，访问了几个工人家庭。现在工人养两个孩子以上生活就困难，有孩子与没有孩子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差很大。在工人、职员中生育要有计划，别的都有计划了，为什么生育不能有计划呢？生育有计划就可以把后一代教育得更好。卫生部要好好研究一下，多访问些职工家属，研究些科学的好的避孕方法。……”

（职工家属）





（括号外内容全部来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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