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本应努力避免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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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认为并未过时的旧帖子：本应努力避免二次革命
(2013-01-02 17: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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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杨支柱


我在今天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午会议结束时有个即席发言，因到了吃饭时间只好点到为止。现回忆并充实如下——


一些人否定辛亥革命，认为应该在清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实现宪政民主。我反对这种观点。



1、革命不是几个知识分子可以呼唤出来的，也不是几个知识分子可以阻止得了的。即使是政府想通过改革避免革命发生，也得早改、大改，改晚了、改小了恐怕就没救了。辛亥革命在当时的情形下不可避免要发生，不会因为几个御用知识分子大声疾呼革命过程如何可怕，或吓唬人民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将更加独裁，革命就可以避免。因此，尽管抽象承认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和探讨某次具体的革命是否明智是两回事，但探讨一次具体的革命是否应当发生仍然没有实际意义，连检讨革命者在革命中的具体举措都只具有事后诸葛亮的意义。而且，主张宪政民主的人不断发表反对革命的言论，只能使自己被革命者所抛弃，降低或葬送新政权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可能性。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只需阐述并论证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设计，并尽力使民众能够接受这种观念和制度设计。至于新的制度由哪个政府去建立，是清政府还是孙中山、袁世凯，这是个时势和实践的问题，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回避，在难以正确判断局势时甚至应该回避。



2、暴力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未必更独裁。不能用俄国十月革命来概括所有的暴力革命。法国、美国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后建立民主制度的。英国在所谓“光荣妥协”前也经历过暴力革命，不能只看1688而无视前面的1640年革命曾经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在苏东巨变之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是常态。但“马上得天下”不一定“马上治天下”。仅仅革命本身当然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但革命完全可以和民主的制宪、选举相结合，通过后者使新政权获得合法性。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有可能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变革命政治为民主政治。暴力革命当然有风险，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当然有可能用暴力进行统治，有可能更独裁。但是拒绝或告别革命就没有风险吗？被统治者都告别革命了，统治者为什么要放弃或部分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进行改革？事实上恰恰可能因为一部分人不肯放弃暴力革命，最终反而可能迫使统治者彻底改革或和平退出历史舞台。南非曼德拉就是由暴力革命转向和平革命的。



3、“能够推翻的政府是不该推翻的政府。”这话好像很有哲理，其实它要求所有的政府都不得被推翻，无论政府有多么邪恶；因为一部分政府是没能力推翻的，另一部分政府是不应该推翻的。所以这完全是朝廷鹰犬的观点。袁世凯比慈禧老妇和宣统小儿更难控制吗？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推翻满清花了多少年时间，死了多少人？连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都最终被剿灭了，老百姓谁敢轻举妄动？但袁世凯称帝垮得很快，夸张点可以说是一夜之间。革命捅破了政府牢不可破的窗户纸，人们发现政府的力量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因此当他们对新政府不满意时，再次革命是不需要太大勇气的。由于专制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短期内往往很难收拾好，新政府也很容易招致人们的不满。因此一次革命难，二次革命易。革命是很容易上瘾的，而不断革命是可怕的。我们不但能从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清末看到这个规律，我们甚至能从算不上革命的项羽、李自成的覆亡中看到类似规律。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国民党克制自己不搞二次革命，也许辛亥革命就能使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总之，不该高喊告别革命，但应努力避免二次暴力革命。如果能避免一次暴力革命建立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制度当然更好，但这肯定不是被统治者告别革命的结果，而只能是暴力革命的潜在压力和统治者明智而及时的改革的结果。相对来说，由于一次革命后被统治者要比一次革命前主动得多，新政府对于不久前发生的革命也记忆犹新，形成避免二次革命的共识具有一定可能性。


2011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