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摇篮”里装的都是“好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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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咱们国家又要出一个国庆60周年献礼片《共和国摇篮》了，又据介绍，该电视剧将以全新的风格、独特的视角，艺术地再现毛澤東、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階級革命家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的斗争历史。剧情展开于1929年1月的古田会议，收尾在1934年10月红军丧失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即我们打小就耳熟能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该剧的编剧兼总制片人邵钧林还告诉我们说，这个历时五年零十个月的革命历史时期，是中國共產黨人对中國革命道路进行艰苦探索的时期，是毛澤東思想发育成形的时期，也是磨砺和造就以毛澤東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仅“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路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也为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國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余生也晚，没赶上这个“伟大的时期”。但从高华先生的述作《“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等书中，对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某些“历史真相”或多或少有了些了解。其中谈及1930年春至1932年初，发生在江西苏区的「肃AB团」的斗争，以及斗争导致的“富田事变”。这场斗争之“猛烈”加“惨烈”，共產黨杀共產黨之“残酷”加“无情”，让后人闻之丧胆，谈之变色。

　　据当时仲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的《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中所号召：要“实行赤色清乡”、“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这让我想起了“纹化大革命”中的“红色恐怖万岁”和“打着红旗反红旗”之类的口号。书中讲到：“就在赣西南肃「AB团」的大背景下，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也在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大开杀戒，开展了「打AB团」运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馀名「A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黨员，过去曾与毛澤東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又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当他们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52年后，萧克将军对此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而上述事实的结果，最终导致了“富田事变”的发生。

　　尽管咱们伟大、光荣、正确的黨从来都忌讳回顾自己身上曾有过的污点或犯过的恶行，但就上述曾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来说，真的就像鲁迅先生说得那样：墨写的谎言，终归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正如高华先生在书中一针见血指出：“事实上，毛澤東是仲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鎮壓「AB团」的行动”。毛澤東在1930～1931年由他亲自参与领导的「肃 AB团」大鎮壓中，曾造成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和仲共力量的削弱。而非过去以及现在官方所吹捧的什么“为后来新中國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历史的记载，讲究的是“真实、可信”，如胡适先生所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句话。‘我黨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一直自诩要务真求实吗？连黨刊《红旗》都改成了《求是》。不知在这次向全国人民献礼大片中，能否做到”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估计百分之百的”没戏“，因为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不是吗？

　　2009年3月18日于北京

　　作者: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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