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waver: 当代青年：喧嚣而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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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我的绝望犹如浩淼的海洋，无边无际；我的希望好似微弱的星光，永志不灭。

                                                                ——Seawaver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悲声犹在耳，怎能轻易遗忘。原来我想写一篇汶川地震大事记，把这一年相关的事情整理一遍，再检视一下还有哪些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做个备忘。翻了大半天材料，我突然打消了这个念头。其实我并不擅长这项工作，写出来也会流于粗陋。而且这些事肯定有很多人会去做，方方面面的都会做的很完备，实在是用不着我多此一举，我还是写点自己的心思罢。我现在脑子里挺乱的，很多信息、话语、表情、场景上蹿下跳的，主题大约可以概括是：我们处在这年代的青年人，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究竟要去向何方。



chap.1 我们这代青年



    也不知从何说起，从这青年人的定义开始吧。青年可以从两方面去判断，一是年龄上的，二是心态上的。我觉得80年代出生的应该算是主体吧，外搭一些70年代末的90年代初的，再往上跑就奔四十了，太大；往下溜就未成年了，又太小。当然也可以从心态上衡量，假如你说年纪一把胡子一把的艾未未老师是个好青年，我也很赞同。不过我不想把这范围扩大化，不然待会我嬉笑怒骂起来会咯的牙疼。说说自己，说说那些比我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哥们姐们，比较下得去嘴。



    我不喜欢XX年代这种称呼方法，用集体记忆和共同经历来确认一代人，其实很是泯灭个性。大家都一样出生成长，最后都是有条不紊的送往火葬场，早早晚晚的没甚分别。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一代人有怎样一些与众不同的趣味习性和特殊语言，人为的捏造一些代沟，然后感叹：我们这一代和你们这一代是如何如何的不同啊，最后搞得大家互相都看不惯。70年代的人觉得80年代的独生子不负责任，80年代的人嘲笑90年代的非主流弱智脑残，都是主观绝对的片面看法。时间一如既往的流逝，年轻一不小心就成了过去式。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正逢热炒80后，那时感觉自己多年轻啊。一晃就快十年了，天真烂漫的小萝莉一口一个大叔的叫我，我就觉得时间这玩意真操蛋。哥哥我小腹平坦，不用扒开肚皮找鸡鸡，大腿也没有赘肉，百米保持12秒，谁他妈是你大叔啊。要这么来的话该管和菜头叫爷爷了，管安妮宝贝叫姥姥了吧。



    其实抽身出来看看，这一批批汹涌的人流又有什么分别。不都要经历一个迷惘的青春期吗，不都要从麻木和痛苦中做出选择吗，不都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一个过日子的理由吗。不都爱吃零食吗，果丹皮和麦当劳甜筒不是一回事吗；不都年少贪玩吗，抱着小霸王游戏机和XBOX有什么区别吗；不都爱听音乐吗，苏打绿难道比邓丽君品味高些吗；不都爱拍姑娘吗，白色连衣裙就不如彩色丝袜好看吗；不都要打飞机吗，拿本《阁楼》和攥着鼠标就有不一样的快感吗。人么，绕来绕去就那点破事，谁也别觉得自己特情趣特有格调，或者特个性特哈时尚，盲目的自我意识总是让人心成了孤岛。就像一场地震过去，最后能剩下什么？一切附加在人身上的杂碎作鸟兽散，只有最原始最真实的情感留下了，铭记了。



    最基本的人性外，还有就是传统文化和社会风气影响下的国民性格，是难以被寥寥几个年代所改变的。梁启超在《中国国民之品格》中所提的四点，爱国心薄弱、独立性柔脆、公共心缺乏、自治力欠阙，今日的青年依然是无所不具。请不要用家乐福广场上的呐喊、志愿者入川的热情来反驳我，你冷静的想一想，这些年多少公共热点事件，有哪次不是一哄而上又不欢而散的，当初的希冀似乎是得到了结果，可还是让人憾意莫名。华南虎消失了，陕西林业厅的领导依然保持副厅级待遇；三鹿换东家了，许多受害婴儿的父母仍然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好不容易有一个PX，连岳们保住了厦门，这个工程仍然在漳州和南京阴魂不散。人们在网络上掀起的一波波的“民意”，当权者犹如大堤看潮一般，安之若素。感谢戴骁军，感谢简光洲，感谢所有告知我们真相的人们，你们的良知唤起了青年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可是，虚伪和丑恶是因为被发掘才得以存在的吗？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浪潮中，青年们迅速的加以关注、急切的进行扫视、匆忙的下定结论，迫不及待的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我想起《芝加哥》里被律师和媒体任意调戏的庸众。而为了让自己的声音从千呼万唤中独辟蹊径，他们不惜以娱乐的方式来传播，甚至让真相被渲染和扭曲。一件事还没有做完，他们的目光已随众人飘去另一个方向。的确，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的识见在不断增长，可是参与公共事务的真正能力得不到提高。我不相信，很多人在根本不明白“平等”、“民主”、“自由”的丰富涵义的情况下，能在骨子里积淀一些厚重的心得。



    我们有时也确能振奋一时，发乎感情而非理智，冲动只可一时而行动才能持久。心中没有强烈的是非感，若面对足够严厉的钳制，便立刻噤若寒蝉。中国人有太多愤怒的理由，不但是由于强势的压迫所致，更来源于各种不完善的制度。然而他们并不看重真相和事实，而更多是发泄。有时这怨愤竟还落到其他弱者的身上。



    每位青年都是无穷未来的一部分，每一次放弃希望，每一次背叛事实，每一次良知沦丧，我们的未来就死去一点点。每天早上我睁开眼睛，都能感觉到身边的同龄人在不断的死去，失去青春和生命力，除了肉体的幻灭外，精神上的衰败也让我闻到死亡的气息。而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杨佳、谭卓，甚至于千夫所指的胡斌，因为每个人都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请别抱着一种饶有兴味的心态对待悲剧，毕竟丧钟是为你而鸣。



    再来看看“欺世马”事件暴露的一些社会现实：首先是一些不劳而获的“富二代”缺乏最起码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其次是当地执法机构与当地富豪交往甚密，不能秉公行事；还有就是地方政府为掩盖负面影响一再封锁言论。这件事即便在网上闹的再凶，叫的再响，最后如果达不到以下结果，谭卓还是白死的：



1、死者亲属得到合理的赔偿；

2、肇事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政府有关机构出面澄清事实，并为先前的不实之词道歉；

4、当地媒体得到自由报道和评论的权利；

5、相关部门彻底清查车辆违规记录，严格登记和处罚，杜绝事故的再发生。



    这可能吗？绝无可能。我看到很多有良知的朋友在苦苦支撑着，心酸不已。要把一件事做出效果，需要一种一插到底的勇气和力量。先要把事件大白于天下，再展开理性的判断，这部分最优秀的青年已经尽力了，然而却再难以深入了。并不能怪他们，这中国社会最腐朽又最坚固的部分，连一心改革的大政治家都要望其兴叹，遑论手无存铁的青年人。



chap.2 我们的国家和时代



    “今日中国政治上的人物好发表演说，常空泛不着一物，官吏就职或新机关成立，例有隆重仪式，费人精力又无甚意义，然而竟不可省。”

    “不幸无实际价值的诺言又充斥于中国的新闻纸上，带有全国性的会议闭会时总要发表宣言，起草人参考以往所发的旧宣言，又何尝不觉得大可变换字句再发表一下？”

    “在中国，既无事不讲人事关系，能钻营的人总要比不能钻营的人多占些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际、请客、联络、接纳、奔走、趋奉上用功夫，大部分时间耗费于应付人事，而分内事反无充分的精力去照顾。”



    这些话是储安平先生在1945年说的。六十多年过去了，有哪一句不再适用于当今吗？如今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然而却并不幸福。人民的智识水平提高了，反而觉察到了长期加诸自身的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这才恍然发现，原来从半殖民半封建到社会主义，折腾这么多年下来，中国社会所循的基本秩序规则大体没有变过。

   

    中国想要进步，不仅要求青年们具备进步之观念，也要求当权者有进步之举措。当权者又是谁呢？这些四五十岁左右年纪的、把握着中国大部分财富、资源和权力的少数派，也许曾经也是热血沸腾的青年，有过串联走中国的豪情，有过在非常年代里渴求知识的经历。这些人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向现代社会接轨作出过可观的努力，但在民族精神和现代文化的锻造上贡献甚微。更要命的是，一代代的青年人都要掉进历史的圈套，万般无奈的操练起趋利避害的法术，玩心思、做动作、装笑脸、练人情，甚至排挤、倾轧、出卖、结党营私，一步步走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席位上，再转身捉弄下一代青年人。



    中国社会的坏毛病流传至今，不能把罪责推到一代人身上，其成因非常深刻复杂。首先是传统文化中有太多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中国的宗教缺乏牺牲精神、等级观念严重、功利色彩浓厚，所以当共产主义等理想横扫时极为方便快捷。导致了当乌托邦实际上已经破灭时，青年们要么全无信仰，要么也是姿态的意义大于实质，世俗的功利甚于精神的追求。中国的哲学少有探询内心和宇宙的部分，一切涉及到所有想象和抽象思维的问题都避而不谈，而指导日常行为的实用哲学却是大行其道。这导致了中国人不善于学习自然知识，不善于用普遍的科学法则去认识世界，退而寻求古人的训诫。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孔子说，民当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如此消极的“做人”，实际上做成的是些非人的身份和外衣，真实的“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处于失语状。



    其次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潮的全面涌入。在这之前，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艺术都囿于一些范围狭小、圈子固定的人群，而如今的大众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面对西方几百年来的工业文明和人文成果，必然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冲击力极强的末世景象，更加剧了青年们的思想混乱。以我这样80年代初的青年为例，大多是受够了带有威权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糟粕的学校教育以及功利为先的家庭教育，到了青春期才不得不怀疑和反思被动接受的事物，重头修正自己的价值观。在修正过程中若遇到了现实压力或自相矛盾的地方，很轻易的就放弃了努力而习惯于麻木的生活。长辈们以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足断言我们是最幸运的一代，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困境依然危机四伏，特别在内心里。



    托夫勒等人醉心向青年们展示现代社会知识无限量喷涌的壮丽景象，似乎我们只要掌握知识便能掌握未来。而实际的情况是学界成为脑力后工业复制的基地，尼采所厌恶的“知识人畜群”爬满世界，充斥在院校、学术机构、研究单位里。人才开始专业化，知识开始零碎化。所谓的新知识，一半是旧知识体系上衍生出的边角杂碎，一半是对基础知识的演变和展开，叠加性的阐释附会了过多精致、纷乱、装腔作势、凌空蹈虚的意义，往往掩盖了最基本的知识本义和历史文本的社会因素。我们这一代青年中头脑出众的大多数，要么耗尽才智为商业鞠躬尽瘁，要么将穷其一生去研究“非洲灰鹦鹉交配季节性情特点”之类的逼毛课题，而关乎生命本身和公共生活的知识，却根本来不及细细体会。平等、民主、自由如果仅仅是些概念的话，那么在信息充分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并通过非零和游戏进行支持和分享即可。事实哪有那么简单，一方面，个人利益和家庭压力迫使青年们去放弃进取和革新的热情，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结构以流水作业般的无情来胁迫青年们成为系统的同谋。



    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为了追逐商业利益，而将消费性摆在中心角色，炮制了一系列的虚假命题。青年们追求的东西，往往既非物质上的，也非精神上的，而是一种需要和满足的关系本身。比方说一件两千元的Amani衬衫，成本不到100元，剩下的利润去哪里了？人工和品牌不过是表面上的借口。比方说去买一张《公民凯恩》，原因是奥逊·威尔斯是广受赞誉的电影大师，结果是虽然没有看懂，却依然有一种领略了名作的满足。这不是一种危险的困境么？青年们面前似乎有无数个丰富自我的机会，但选择过后我们还是得不到多少属于自己的东西。  



    青年们很容易就对人生失望，因为价值观过于混乱，我们年轻时太过于天真，长大了又过于悲观。我们时常觉得孤独，却常把毫无深度的自闭自私伪装成一种个性特征；我们不喜欢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却常常忘了自己也是世界的一部分。青年们很容易就对爱情失望，一则是因为商业社会不停的在人际关系中拌上欲望的调料，二则因为我们深受时代多变风气的影响，敏感多疑而浮躁，连悲伤都不能专心致志，连痛苦都显得浅薄空洞。青年们很容易就对政治失望，这一点看上去简直是无可奈何，整个国家进步的速度，远远滞后于青年们公共意识的觉醒。“生于中国又卒于中国，祸不单行。”这些话迅速的流行起来，说明青年们尽管有了面对现实的意识，但在现实的残酷下对政府和整个社会环境充满了敌视和颓然的情绪，他们看到了问题，却看不到出路；他们选择了抗议，却很难坚持下去。在我看来，青年们抵抗现实的武器，只剩下一个解构了。用调皮俏猾的腔调调侃事件，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揭露丑恶。我们曾经用解构破坏了所有外表堂皇实质虚伪的真理，但在一地狼藉的当下，我们建立不起任何新的结构。



chap.3 结语



    现代社会必定是一个契约社会，要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保证最基本的平等和自由。诚然，我们的契约漏洞太多，给了少数人在合法框架下窃取了不法和不道德财富的机会，而财富和权势又简直是天生的一对，两相结合，所有的契约都成了空文。难怪有人要说，在中国，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去应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去琢磨的。如果青年们把聪明才智用来应付和折磨，那就是被招了安；但如果青年们顽强的执着于契约，又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牺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有理由把富人阶层和政府权力作为对立面来斗争。我们可以质疑契约的实用性以及种种弊病，也可以质疑契约在产生过程中的不科学和不透明，但我们不可以质疑契约本身的意义，那样势必带来更严重的混乱。我们要跟托克维尔学习民主，跟穆勒学习自由，跟E·玻尔学习平等，我们要学习契约的精神的使用方法，还要学习如何去维护契约。学习不是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专利，学习是每位现代公民的基础义务。



    我不想和你谈政治，我关心的是一代青年的生存和发展该何以为继。我是个文艺爱好者，如果书房外已是和谐社会，我何不安于自己的小爱好小情趣，凭嘛给自个找郁闷。可是我毕竟靠人间烟火活着，我要喝牛奶，我要吃猪肉，我要去旅游，我要上医院，我要娶妻买房生孩子，还要带我家狗上市民广场遛弯，我怎么能将社会公共问题置之度外。我不想战战兢兢畏畏缩缩的活着，永远等待一个被顶起5米高20米远的悲怆时刻，然后在天堂抻着脑袋看一大群人围上我的尸体后慷慨激昂后又无声散去，一切如旧。



    当代青年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以牺牲巨大的个人利益为代价，坚持常识和明确的是非观念，来抵抗强大的、非正常的、长期运作的社会机制，要么干脆放弃发自内心的挣扎，顺其自然的学习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把为中国还债的任务交给下一代下下一代。我只负责用一己之手写一己之见，试图广阔而粗略的描述整个场景，并无任何号召和煽动，我绝不劝说青年们去选择前者。那样需要很多青年，甚至好几代人，放弃许多本该属于他们的快乐，带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参与到系统运作当中，忍受着系统对自身棱角的碾磨，一点点的于细微处去改变这个怪物的行进轨迹。这个过程会有大量的牺牲，许多特别钢脆的青年会被轧碎、抛弃和遗忘。“Change the World”是一个过于宏大而遥远的理想，宏大的令人心潮澎湃，又遥远的让人心灰意冷。无论情愿与否，我们这代青年总要为这国家掌舵的，就是不知那时的中国是否还是一切如旧。如果希望她届时会有些可喜的变化，那么你、我、他们，都该早日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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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我的绝望犹如浩淼的海洋，无边无际；我的希望好似微弱的星光，永志不灭。

                                                                ——Seawaver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悲声犹在耳，怎能轻易遗忘。原来我想写一篇汶川地震大事记，把这一年相关的事情整理一遍，再检视一下还有哪些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做个备忘。翻了大半天材料，我突然打消了这个念头。其实我并不擅长这项工作，写出来也会流于粗陋。而且这些事肯定有很多人会去做，方方面面的都会做的很完备，实在是用不着我多此一举，我还是写点自己的心思罢。我现在脑子里挺乱的，很多信息、话语、表情、场景上蹿下跳的，主题大约可以概括是：我们处在这年代的青年人，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究竟要去向何方。



chap.1 我们这代青年



    也不知从何说起，从这青年人的定义开始吧。青年可以从两方面去判断，一是年龄上的，二是心态上的。我觉得80年代出生的应该算是主体吧，外搭一些70年代末的90年代初的，再往上跑就奔四十了，太大；往下溜就未成年了，又太小。当然也可以从心态上衡量，假如你说年纪一把胡子一把的艾未未老师是个好青年，我也很赞同。不过我不想把这范围扩大化，不然待会我嬉笑怒骂起来会咯的牙疼。说说自己，说说那些比我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哥们姐们，比较下得去嘴。



    我不喜欢XX年代这种称呼方法，用集体记忆和共同经历来确认一代人，其实很是泯灭个性。大家都一样出生成长，最后都是有条不紊的送往火葬场，早早晚晚的没甚分别。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一代人有怎样一些与众不同的趣味习性和特殊语言，人为的捏造一些代沟，然后感叹：我们这一代和你们这一代是如何如何的不同啊，最后搞得大家互相都看不惯。70年代的人觉得80年代的独生子不负责任，80年代的人嘲笑90年代的非主流弱智脑残，都是主观绝对的片面看法。时间一如既往的流逝，年轻一不小心就成了过去式。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正逢热炒80后，那时感觉自己多年轻啊。一晃就快十年了，天真烂漫的小萝莉一口一个大叔的叫我，我就觉得时间这玩意真操蛋。哥哥我小腹平坦，不用扒开肚皮找鸡鸡，大腿也没有赘肉，百米保持12秒，谁他妈是你大叔啊。要这么来的话该管和菜头叫爷爷了，管安妮宝贝叫姥姥了吧。



    其实抽身出来看看，这一批批汹涌的人流又有什么分别。不都要经历一个迷惘的青春期吗，不都要从麻木和痛苦中做出选择吗，不都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一个过日子的理由吗。不都爱吃零食吗，果丹皮和麦当劳甜筒不是一回事吗；不都年少贪玩吗，抱着小霸王游戏机和XBOX有什么区别吗；不都爱听音乐吗，苏打绿难道比邓丽君品味高些吗；不都爱拍姑娘吗，白色连衣裙就不如彩色丝袜好看吗；不都要打飞机吗，拿本《阁楼》和攥着鼠标就有不一样的快感吗。人么，绕来绕去就那点破事，谁也别觉得自己特情趣特有格调，或者特个性特哈时尚，盲目的自我意识总是让人心成了孤岛。就像一场地震过去，最后能剩下什么？一切附加在人身上的杂碎作鸟兽散，只有最原始最真实的情感留下了，铭记了。



    最基本的人性外，还有就是传统文化和社会风气影响下的国民性格，是难以被寥寥几个年代所改变的。梁启超在《中国国民之品格》中所提的四点，爱国心薄弱、独立性柔脆、公共心缺乏、自治力欠阙，今日的青年依然是无所不具。请不要用家乐福广场上的呐喊、志愿者入川的热情来反驳我，你冷静的想一想，这些年多少公共热点事件，有哪次不是一哄而上又不欢而散的，当初的希冀似乎是得到了结果，可还是让人憾意莫名。华南虎消失了，陕西林业厅的领导依然保持副厅级待遇；三鹿换东家了，许多受害婴儿的父母仍然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好不容易有一个PX，连岳们保住了厦门，这个工程仍然在漳州和南京阴魂不散。人们在网络上掀起的一波波的“民意”，当权者犹如大堤看潮一般，安之若素。感谢戴骁军，感谢简光洲，感谢所有告知我们真相的人们，你们的良知唤起了青年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可是，虚伪和丑恶是因为被发掘才得以存在的吗？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浪潮中，青年们迅速的加以关注、急切的进行扫视、匆忙的下定结论，迫不及待的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我想起《芝加哥》里被律师和媒体任意调戏的庸众。而为了让自己的声音从千呼万唤中独辟蹊径，他们不惜以娱乐的方式来传播，甚至让真相被渲染和扭曲。一件事还没有做完，他们的目光已随众人飘去另一个方向。的确，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的识见在不断增长，可是参与公共事务的真正能力得不到提高。我不相信，很多人在根本不明白“平等”、“民主”、“自由”的丰富涵义的情况下，能在骨子里积淀一些厚重的心得。



    我们有时也确能振奋一时，发乎感情而非理智，冲动只可一时而行动才能持久。心中没有强烈的是非感，若面对足够严厉的钳制，便立刻噤若寒蝉。中国人有太多愤怒的理由，不但是由于强势的压迫所致，更来源于各种不完善的制度。然而他们并不看重真相和事实，而更多是发泄。有时这怨愤竟还落到其他弱者的身上。



    每位青年都是无穷未来的一部分，每一次放弃希望，每一次背叛事实，每一次良知沦丧，我们的未来就死去一点点。每天早上我睁开眼睛，都能感觉到身边的同龄人在不断的死去，失去青春和生命力，除了肉体的幻灭外，精神上的衰败也让我闻到死亡的气息。而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杨佳、谭卓，甚至于千夫所指的胡斌，因为每个人都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请别抱着一种饶有兴味的心态对待悲剧，毕竟丧钟是为你而鸣。



    再来看看“欺世马”事件暴露的一些社会现实：首先是一些不劳而获的“富二代”缺乏最起码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其次是当地执法机构与当地富豪交往甚密，不能秉公行事；还有就是地方政府为掩盖负面影响一再封锁言论。这件事即便在网上闹的再凶，叫的再响，最后如果达不到以下结果，谭卓还是白死的：



1、死者亲属得到合理的赔偿；

2、肇事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政府有关机构出面澄清事实，并为先前的不实之词道歉；

4、当地媒体得到自由报道和评论的权利；

5、相关部门彻底清查车辆违规记录，严格登记和处罚，杜绝事故的再发生。



    这可能吗？绝无可能。我看到很多有良知的朋友在苦苦支撑着，心酸不已。要把一件事做出效果，需要一种一插到底的勇气和力量。先要把事件大白于天下，再展开理性的判断，这部分最优秀的青年已经尽力了，然而却再难以深入了。并不能怪他们，这中国社会最腐朽又最坚固的部分，连一心改革的大政治家都要望其兴叹，遑论手无存铁的青年人。



chap.2 我们的国家和时代



    “今日中国政治上的人物好发表演说，常空泛不着一物，官吏就职或新机关成立，例有隆重仪式，费人精力又无甚意义，然而竟不可省。”

    “不幸无实际价值的诺言又充斥于中国的新闻纸上，带有全国性的会议闭会时总要发表宣言，起草人参考以往所发的旧宣言，又何尝不觉得大可变换字句再发表一下？”

    “在中国，既无事不讲人事关系，能钻营的人总要比不能钻营的人多占些便宜，故人人乃在交际、请客、联络、接纳、奔走、趋奉上用功夫，大部分时间耗费于应付人事，而分内事反无充分的精力去照顾。”



    这些话是储安平先生在1945年说的。六十多年过去了，有哪一句不再适用于当今吗？如今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然而却并不幸福。人民的智识水平提高了，反而觉察到了长期加诸自身的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这才恍然发现，原来从半殖民半封建到社会主义，折腾这么多年下来，中国社会所循的基本秩序规则大体没有变过。

   

    中国想要进步，不仅要求青年们具备进步之观念，也要求当权者有进步之举措。当权者又是谁呢？这些四五十岁左右年纪的、把握着中国大部分财富、资源和权力的少数派，也许曾经也是热血沸腾的青年，有过串联走中国的豪情，有过在非常年代里渴求知识的经历。这些人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向现代社会接轨作出过可观的努力，但在民族精神和现代文化的锻造上贡献甚微。更要命的是，一代代的青年人都要掉进历史的圈套，万般无奈的操练起趋利避害的法术，玩心思、做动作、装笑脸、练人情，甚至排挤、倾轧、出卖、结党营私，一步步走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席位上，再转身捉弄下一代青年人。



    中国社会的坏毛病流传至今，不能把罪责推到一代人身上，其成因非常深刻复杂。首先是传统文化中有太多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中国的宗教缺乏牺牲精神、等级观念严重、功利色彩浓厚，所以当共产主义等理想横扫时极为方便快捷。导致了当乌托邦实际上已经破灭时，青年们要么全无信仰，要么也是姿态的意义大于实质，世俗的功利甚于精神的追求。中国的哲学少有探询内心和宇宙的部分，一切涉及到所有想象和抽象思维的问题都避而不谈，而指导日常行为的实用哲学却是大行其道。这导致了中国人不善于学习自然知识，不善于用普遍的科学法则去认识世界，退而寻求古人的训诫。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孔子说，民当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如此消极的“做人”，实际上做成的是些非人的身份和外衣，真实的“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处于失语状。



    其次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潮的全面涌入。在这之前，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艺术都囿于一些范围狭小、圈子固定的人群，而如今的大众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面对西方几百年来的工业文明和人文成果，必然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冲击力极强的末世景象，更加剧了青年们的思想混乱。以我这样80年代初的青年为例，大多是受够了带有威权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糟粕的学校教育以及功利为先的家庭教育，到了青春期才不得不怀疑和反思被动接受的事物，重头修正自己的价值观。在修正过程中若遇到了现实压力或自相矛盾的地方，很轻易的就放弃了努力而习惯于麻木的生活。长辈们以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足断言我们是最幸运的一代，实际上我们面临的困境依然危机四伏，特别在内心里。



    托夫勒等人醉心向青年们展示现代社会知识无限量喷涌的壮丽景象，似乎我们只要掌握知识便能掌握未来。而实际的情况是学界成为脑力后工业复制的基地，尼采所厌恶的“知识人畜群”爬满世界，充斥在院校、学术机构、研究单位里。人才开始专业化，知识开始零碎化。所谓的新知识，一半是旧知识体系上衍生出的边角杂碎，一半是对基础知识的演变和展开，叠加性的阐释附会了过多精致、纷乱、装腔作势、凌空蹈虚的意义，往往掩盖了最基本的知识本义和历史文本的社会因素。我们这一代青年中头脑出众的大多数，要么耗尽才智为商业鞠躬尽瘁，要么将穷其一生去研究“非洲灰鹦鹉交配季节性情特点”之类的逼毛课题，而关乎生命本身和公共生活的知识，却根本来不及细细体会。平等、民主、自由如果仅仅是些概念的话，那么在信息充分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并通过非零和游戏进行支持和分享即可。事实哪有那么简单，一方面，个人利益和家庭压力迫使青年们去放弃进取和革新的热情，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结构以流水作业般的无情来胁迫青年们成为系统的同谋。



    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为了追逐商业利益，而将消费性摆在中心角色，炮制了一系列的虚假命题。青年们追求的东西，往往既非物质上的，也非精神上的，而是一种需要和满足的关系本身。比方说一件两千元的Amani衬衫，成本不到100元，剩下的利润去哪里了？人工和品牌不过是表面上的借口。比方说去买一张《公民凯恩》，原因是奥逊·威尔斯是广受赞誉的电影大师，结果是虽然没有看懂，却依然有一种领略了名作的满足。这不是一种危险的困境么？青年们面前似乎有无数个丰富自我的机会，但选择过后我们还是得不到多少属于自己的东西。  



    青年们很容易就对人生失望，因为价值观过于混乱，我们年轻时太过于天真，长大了又过于悲观。我们时常觉得孤独，却常把毫无深度的自闭自私伪装成一种个性特征；我们不喜欢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却常常忘了自己也是世界的一部分。青年们很容易就对爱情失望，一则是因为商业社会不停的在人际关系中拌上欲望的调料，二则因为我们深受时代多变风气的影响，敏感多疑而浮躁，连悲伤都不能专心致志，连痛苦都显得浅薄空洞。青年们很容易就对政治失望，这一点看上去简直是无可奈何，整个国家进步的速度，远远滞后于青年们公共意识的觉醒。“生于中国又卒于中国，祸不单行。”这些话迅速的流行起来，说明青年们尽管有了面对现实的意识，但在现实的残酷下对政府和整个社会环境充满了敌视和颓然的情绪，他们看到了问题，却看不到出路；他们选择了抗议，却很难坚持下去。在我看来，青年们抵抗现实的武器，只剩下一个解构了。用调皮俏猾的腔调调侃事件，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揭露丑恶。我们曾经用解构破坏了所有外表堂皇实质虚伪的真理，但在一地狼藉的当下，我们建立不起任何新的结构。



chap.3 结语



    现代社会必定是一个契约社会，要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保证最基本的平等和自由。诚然，我们的契约漏洞太多，给了少数人在合法框架下窃取了不法和不道德财富的机会，而财富和权势又简直是天生的一对，两相结合，所有的契约都成了空文。难怪有人要说，在中国，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去应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去琢磨的。如果青年们把聪明才智用来应付和折磨，那就是被招了安；但如果青年们顽强的执着于契约，又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牺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有理由把富人阶层和政府权力作为对立面来斗争。我们可以质疑契约的实用性以及种种弊病，也可以质疑契约在产生过程中的不科学和不透明，但我们不可以质疑契约本身的意义，那样势必带来更严重的混乱。我们要跟托克维尔学习民主，跟穆勒学习自由，跟E·玻尔学习平等，我们要学习契约的精神的使用方法，还要学习如何去维护契约。学习不是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专利，学习是每位现代公民的基础义务。



    我不想和你谈政治，我关心的是一代青年的生存和发展该何以为继。我是个文艺爱好者，如果书房外已是和谐社会，我何不安于自己的小爱好小情趣，凭嘛给自个找郁闷。可是我毕竟靠人间烟火活着，我要喝牛奶，我要吃猪肉，我要去旅游，我要上医院，我要娶妻买房生孩子，还要带我家狗上市民广场遛弯，我怎么能将社会公共问题置之度外。我不想战战兢兢畏畏缩缩的活着，永远等待一个被顶起5米高20米远的悲怆时刻，然后在天堂抻着脑袋看一大群人围上我的尸体后慷慨激昂后又无声散去，一切如旧。



    当代青年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以牺牲巨大的个人利益为代价，坚持常识和明确的是非观念，来抵抗强大的、非正常的、长期运作的社会机制，要么干脆放弃发自内心的挣扎，顺其自然的学习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把为中国还债的任务交给下一代下下一代。我只负责用一己之手写一己之见，试图广阔而粗略的描述整个场景，并无任何号召和煽动，我绝不劝说青年们去选择前者。那样需要很多青年，甚至好几代人，放弃许多本该属于他们的快乐，带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参与到系统运作当中，忍受着系统对自身棱角的碾磨，一点点的于细微处去改变这个怪物的行进轨迹。这个过程会有大量的牺牲，许多特别钢脆的青年会被轧碎、抛弃和遗忘。“Change the World”是一个过于宏大而遥远的理想，宏大的令人心潮澎湃，又遥远的让人心灰意冷。无论情愿与否，我们这代青年总要为这国家掌舵的，就是不知那时的中国是否还是一切如旧。如果希望她届时会有些可喜的变化，那么你、我、他们，都该早日做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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