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三代人的青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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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77岁；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47岁；张一帆，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22岁。
     
    “阅读”三代人的青春阅读生活，如同展开一本散发墨香的书，时代在这本书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每个人的个性、经历、情趣，也在这本书上尽情浸润着。
     
    谢冕：充满矛盾感的五十年代阅读
     
    谢冕的书，很多是包了书皮的，牛皮纸、塑料纸、彩纸，各种各样的书皮让旁观者猜得出这些年代久远的书在主人心中的分量，谢冕说：“古典文学书，还有工具书我一本都没有扔。”而这些伴随谢冕左右的书，有很多都是大学时代积攒下的。“它们给我一种满足，也给我一种回忆。”
     
    1955年，国家号召青年“向现代化科学大进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全面学习苏联。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23岁的谢冕考进了北大。入学不久，谢冕和他的同学满腔热忱响应着国家号召，但他们也不断接受着批判个人主义、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做一颗螺丝钉等种种教育。谢冕回忆说：“1955年尽管有‘批判胡风’这些运动，但也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时学校的学习秩序很好。”
     
    在大学一二年级期间，完成老师的阅读要求是谢冕阅读生活的主线。谢冕说：“我们从先秦、两汉、诗经、汉赋、楚辞到近现代文学的有关作品都读了。”他记得光是游国恩先生讲的《诗经》就发了厚厚的一本，那本小5号字、16开的大书，有游国恩先生的注释，有选文，还有考据。诗经总共300首，而谢冕他们至少要深入阅读80首。
     
    谢冕和他的同学深感学业繁重，更何况每天还要花掉大量的时间阅读。因此，当他们听说中文系还要加开一门语言课的时候，都很不乐意，学生宿舍里很快炸了锅，大家决定据理力争，一场大辩论于是展开了。
     
    “中文系的学生要不要学语言学”是争论的焦点，辩论中，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阐发的“语言和文学是有机联系”后来变成了名言。这个“有机联系”却遭到了学生的反对，谢冕的同学孙绍振，平日就很调皮，他画了一张大字报，画面上有一只大公鸡，脚踩两个墩子，一个写着文学，一个写着语言。他戏谑地称之为“有鸡（机）联系”。当然，这场大辩论最后无疾而终，学生们反对归反对，学还是必须要学。
     
    谢冕经过两年的学习，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其阅读量甚至是现在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都无法比的。不过，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1958年“大跃进”的展开，大学正常的学习秩序也不复存在了。
     
    1958年，在北大校园，学术开始了“大跃进”，也正是这场“大跃进”，让谢冕寻找到了独特的阅读体验。
     
    谢冕和他的同学开始编写“革命”的文学史，此举意在“拔白旗，插红旗”，以革命的文学史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史。“我们学生自己组织起来，分成先秦、两汉、宋元、明清、近代各个科研小组，大家在学生编委会的领导下找材料，进行仔细阅读，然后讨论写作提纲，再分工到每人去写。”尽管各人有阅读重点，各人写作不同，但每个人都要通读文学史。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大家意外得到了新的阅读体验。
     
    1958年一个暑假，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就写出了70万字的文学史，该书作为向国庆的献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了第二年，学生们对自己的杰作开始不满意了，准备着手修改。谢冕回忆：“那时，杨晦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对我们有很多帮助，婉转地提了很多意见。”随后，大家又利用一个假期，从70万字扩展到120万字，1960年，四卷本的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社会上将70万字的第一部（上下册）简称为红皮文学史，120万字的第二部称为黄皮文学史。
     
    谢冕当时是编委会成员，参加过明清一段文学史的编写，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谢冕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并深深地喜欢上了明代袁宏道的小品文。“他的散文小品和书信都不长，文笔非常好，文章写得非常潇洒。更吸引我的是那种名士派头，他不想当官，喜欢山民，喜欢友情，喜欢朋友之间尽情喝酒。”谢冕觉得自己和袁中郎（袁宏道）之间有一种默契，有一种对应。谢冕说：“那个时候正处于革命高潮，要求我们放弃自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性格，都要融在集体中去，但是我心里有向往的东西，士大夫的精神和读书人的情怀，在暗暗地影响着我。”
     
    当总结“大跃进”时代的阅读生活时，谢冕认为，这些阅读和周围的环境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在那个环境里，口号连天，每个人要不断压缩自己，但是文学给我们最广阔的、自由的天地。文学是最真实的，也是最能够从中得到安慰的。”同时，谢冕也深陷在现实和自我的矛盾中，一方面充满激情地响应党的号召；一方面又迷恋内心的丰富性，这让他甚至有原罪感。“我们太单纯，太天真，但我们又很复杂，很矛盾。我渴望自由，但是周围不让我自由，我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不应该这样过。”
     
    除了痴迷于《纲鉴易知录》、《万历十五年》等大量历史书外，大学时代对诗歌的迷恋也影响了谢冕的一生。谢冕尤其喜欢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他还记得聂鲁达的《葡萄园的风》翻译得很及时，“当时国内流行的语言很枯竭，很口号，很枯燥，但聂鲁达这些诗人有非常伟大的胸怀，有非常自由、活泼的思想，并塑造了非常丰富的形象。当然，聂鲁达和希克梅特还倾向无产者，有着很多让人着迷的地方。”这些诗人的诗歌集，谢冕见到总会买的。
     
    ●自话当前阅读：
     
    我当前的阅读兴趣和年轻时代没有多大改变。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对当代文学、当代诗歌比较关注，但是这几年读下来，我感觉大量的文学作品是垃圾，好诗歌也很少。一些诗人和作家的写作故作深奥，故作深沉，看似高深莫测，其实他们的语言像白开水一样，比我们说话还要琐碎。读这些书让我很累，很不开心，也很不愉快。所以，我整理藏书的时候，每次要扔的书也全是这类书。读这些书让我不开心，我干脆还是回到我的古典书阅读上吧。
     
    张颐武：读“硬”书是八十年代的时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我大学时代的书一本也没扔掉，我的图书收藏也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建立的。”
     
    张颐武上北大中文系的时候是1980年，经历过十年“文革”，从知识稀缺时代走来，中文系的学生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读书，疯狂地读书。
     
    读“硬”书和看杂书构成了张颐武大学阅读生活的主线。尽管这样，张颐武并不是一个读书很有计划的人，可以说是见一本读一本。精力旺盛的他，常常是一晚上就把一本书读完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哲学思潮在大学校园迅速风靡，大学学子们着迷地吸取着黑格尔、萨特、荣格的精神营养，读“硬”书是那个时代的时尚。
     
    张颐武住在32号楼宿舍，学校规定晚11点熄灯，但同学们床上的小台灯总会亮到很晚。大三后半学期的一个夜晚，张颐武正在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本书中关于主仆关系的论述，非常晦涩，有一段已经看了两三遍了，但是始终弄不明白，但再接着看，张颐武突然一下子融会贯通了。“主人和奴隶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得到，在人生和历史中间都能感受得到。黑格尔讲到主人其实是空洞的、空虚的，因为主人已经没什么可追求的，而奴隶是要奋斗的。”张颐武接着想到，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里的很多理论很多都是从这里来的。那个冬夜，张颐武兴奋不已，他觉得床上的小台灯从来没有这么明亮过。
     
    有的中国古典著作很难读，同样被张颐武视作“硬”书。古代文艺理论书《文心雕龙》尽管书里有很多意思，有很多的想法，并不是年轻人容易理解的，但张颐武一直有兴趣读。他说：“读‘硬’书，让我觉得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是在作一种思想的体操，就好像人在跑步的时候，遇到一种高原反应，觉得很没劲儿，很疲劳，这个时候只要熬住了，然后读下去，就有豁然开朗的时候。”而一旦豁然开朗，往后等着你的就是通衢大道。
     
    关于杂书，张颐武更是兴趣广泛，他把看杂书当作是读“硬”书的调剂。
     
    在杂书群里，张颐武尤其对隐秘的历史很感兴趣。像《文史资料选集》，共100多本，是关于民国史和中国现代史很有趣的私人回忆。“在读《精神现象学》之余，拿出一本《文史资料选集》看看，过去老一辈的很多轶事，许多传奇式的故事，对我是很大的消遣，就好像我也参与到了历史中去。”关于军统特务的书也让他感兴趣。当时很流行的《沈醉回忆录》张颐武就看过。到了大学高年级，大量的阅读之后，张颐武突然发现，其实历史中有个最不容易被人了解的时代，就是北洋军阀时代，那是最含糊，最复杂，脉络也最不清楚的时候。而陶菊隐的《北洋军阀史话》给他很多启发，还有吴佩孚参谋长白坚武的日记也让他读来很是有趣。
     
    北大图书馆，也是张颐武快乐消遣的天地。大学期间，他发现一些旧期刊看起来真是乐趣无穷，“这些旧期刊就跟今天的八卦小报差不多，还有那本369画报，非常好玩。”一些新期刊，像《收获》《十月》《当代》上的小说张颐武都看过。“我们那个时候娱乐少，没有什么游戏可玩，读小说就是人生中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它是一种消遣，一种我们那个时代的娱乐。阅读其实当时就是游戏，也是人生的乐趣。”
     
    “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热烈，讨论甚至能当饭吃。”张颐武笑着回忆道。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描写了女知识分子微妙的情感，该书迅速在北大学生们中间风靡开来，许多同学并没有感情经历，但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也很好奇，大家的争论很激烈。有的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是真正的不道德。”有的说：“破坏婚姻的人是不道德的。”张颐武是开放派的，深信真理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他不仅发表言论，还写文章，认为那种微妙的感情是合理的。“后来再看那时候写的文章，觉得很幼稚，也很可笑，可是谁不是从幼稚中长大的呢？”
     
    ●自话当前阅读：
     
    我现在往往是看最新但经得住考验的书，而且还是爱看杂书，我读的历史、哲学、生物学、人类学方面的书很多，让我难忘的有《崩溃——社会怎样选择成败兴亡》、《小团圆》、《冷记忆》这样一些新书，也有像许倬云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等等。虽然我每天时间很紧，但人生有很多间隙，吃饭之前等菜的那段时间，在咖啡馆等人见面的空隙，坐飞机过程中的4个小时，都可以用来读书，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阅读方式。我觉得，只要养成看书的习惯，看书速度也会很快。拿到一本书，我先是泛览，有值得回味、思考的地方再细看。
     
    张一帆：在追慕中享受阅读快乐
     
    “谢冕老师50年代读大学，张颐武老师80年代读大学，我觉得他们那时都有一种属于整个时代的信念。”在张一帆看来，谢冕老师身处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大背景下，张颐武老师则处于各种文化思潮涌现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时代的大学学子阅读吞吐量都极大。“而我们这一代环境更宽松，更注重个性的张扬，阅读也更个性化。”张一帆还认为，当前这一代的学生在精神气质上的自我定位更多来自于对北大自身传统的追慕，来自于对“五四”以来的老一辈学人的追慕。
     
    和我们想象中的当前大学生的阅读生活不同，张一帆的阅读和时下流行的畅销书很少产生联系，这也和北大中文系不少同学的阅读状态是一致的。
     
    张一帆曾在吉林省吉林市一所重点小学读书，“四年级的时候，我读了余杰的《火与冰》，我突然发现，文学除了美，还有思想的力量、批判的力量。”张一帆也是通过余杰开始读鲁迅，并通过余杰的文字了解了北大众位名师。“今天重读余杰，对于他的很多观点我不能同意，但我永远怀念作为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第一次读到那么多令人激动不已的名字和事迹时的那份心情。余杰最早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影响直到现在。”张一帆的目光透着执著。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在北大中文系流传了几十年，但张一帆认为，很多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偏差。进入北大后，他发现这句话出在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的《北大各院系介绍——三十七年》里，并找到了原文对这句话的解释：“因为一个新文学作家是绝对不能抛开文学遗产而凭空创作的，所以即使抱着那一种目的而来的学生，也绝不会感到失望，反而使他培养成更深沉的态度，更虚心的学习。”对张一帆而言，上了中文系，不再只是单纯的作品欣赏，而是对文学有了更深的认识，“获得一种专业的视角其实对文学阅读与写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现代文学阅读是张一帆倾心的，他也为自己的喜好找到了理由：“现代文学所在的时代是中国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变局的时代，更何况我偏爱周氏兄弟，从小就喜欢读鲁迅、周作人的作品。”
     
    鲁迅是对张一帆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家，张一帆喜欢谈论的也是鲁迅的《野草》。“我一直认为鲁迅是现代文学30年里最杰出的诗人，《野草》是散文诗，过去常常作为散文来讲，但我喜欢把它看作诗。这是鲁迅很少见的不那么针对读者，而是针对时代的发言，是写给自己的作品。”张一帆认为，该作体现的是一个内心最为丰富的人的灵魂，一系列自我形象的象征、困境中的种种抉择、“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这些都让人着迷。“鲁迅对自己的反省也促使着我不断反省自己的人生。”
     
    张一帆和他的同学也读过少量畅销书，比如《于丹〈论语〉心得》之类的《百家讲坛》书，但他们往往是将之作为文化现象来阅读的。张一帆婉转地表达着自己的态度：“老师说，读古书需要两个轮子，一个是考据之功，一个是义理之辨。讲《论语》可以结合当下现实有所发挥，但前提是你必须对孔子的原意有深入的理解，一字之差，谬之千里，不能全凭自己的喜好发挥。”不过，最近几年，杨伯峻《论语译注》重印了，杨树达《论语疏证》出版了，徐刚《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面世了，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张一帆认为，这些更严肃的著作的出版多少得益于于丹的“开风气”，这是于丹的积极作用，而他自己也从这些随后出版的书中汲取了营养。
     
    每天到图书馆的文学借阅室、人文社科借阅室自习，对张一帆来说是一种幸福。“我读着各种各样的书，享受的是手边有书，俯拾即得的乐趣。”张一帆读书时很少考虑是不是对自己有用，“鲁迅说‘随便翻翻’，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读书态度。”他喜欢沿着一排排的书架走下去，看到感兴趣的就取出来读，“我顺着书架边走边读，收获很大，比想到什么再去找要惬意得多。”
     
    尽管时下网络阅读很是兴盛，但张一帆说：“网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并不十分重要。”过去网上流行过一阵“晒工资”，张一帆和他的同学有时也在网上“晒书单”。“我们每读过一本书都有一个记录，一方面自己记得自己读过什么，一方面也能了解朋友正在读些什么，如果是自己也感兴趣的，就可以找来读一读。”而豆瓣网是小范围的交流，“有时候发现大家都在关注同一本书，就聚在一起聊一聊，像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就是我们最近的话题。”（记者 路艳霞）
     
    【三代人难忘的五本书】
     
    《第三帝国的兴亡》 夏伊勒著（美）
     
    《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著（俄）
     
    《袁宏道集》袁宏道著
     
    《艺术哲学》丹纳著（法）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
     
    ——谢冕
     
    《语文影及其他》朱自清著
     
    《唐诗三百首》
     
    《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著（法）
     
    《管锥篇》钱锺书著
     
    《知识考古学》福柯著（法）
     
    ——张颐武
     
    《野草》鲁迅著
     
    《火与冰》余杰著
     
    《北大精神及其他》陈平原著
     
    《儒林外史》吴敬梓著
     
    《海子的诗》海子著
     
    ——张一帆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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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相关信息汇总（北大简介2009年1月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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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77岁；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47岁；张一帆，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22岁。
     
    “阅读”三代人的青春阅读生活，如同展开一本散发墨香的书，时代在这本书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每个人的个性、经历、情趣，也在这本书上尽情浸润着。
     
    谢冕：充满矛盾感的五十年代阅读
     
    谢冕的书，很多是包了书皮的，牛皮纸、塑料纸、彩纸，各种各样的书皮让旁观者猜得出这些年代久远的书在主人心中的分量，谢冕说：“古典文学书，还有工具书我一本都没有扔。”而这些伴随谢冕左右的书，有很多都是大学时代积攒下的。“它们给我一种满足，也给我一种回忆。”
     
    1955年，国家号召青年“向现代化科学大进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全面学习苏联。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23岁的谢冕考进了北大。入学不久，谢冕和他的同学满腔热忱响应着国家号召，但他们也不断接受着批判个人主义、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做一颗螺丝钉等种种教育。谢冕回忆说：“1955年尽管有‘批判胡风’这些运动，但也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时学校的学习秩序很好。”
     
    在大学一二年级期间，完成老师的阅读要求是谢冕阅读生活的主线。谢冕说：“我们从先秦、两汉、诗经、汉赋、楚辞到近现代文学的有关作品都读了。”他记得光是游国恩先生讲的《诗经》就发了厚厚的一本，那本小5号字、16开的大书，有游国恩先生的注释，有选文，还有考据。诗经总共300首，而谢冕他们至少要深入阅读80首。
     
    谢冕和他的同学深感学业繁重，更何况每天还要花掉大量的时间阅读。因此，当他们听说中文系还要加开一门语言课的时候，都很不乐意，学生宿舍里很快炸了锅，大家决定据理力争，一场大辩论于是展开了。
     
    “中文系的学生要不要学语言学”是争论的焦点，辩论中，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阐发的“语言和文学是有机联系”后来变成了名言。这个“有机联系”却遭到了学生的反对，谢冕的同学孙绍振，平日就很调皮，他画了一张大字报，画面上有一只大公鸡，脚踩两个墩子，一个写着文学，一个写着语言。他戏谑地称之为“有鸡（机）联系”。当然，这场大辩论最后无疾而终，学生们反对归反对，学还是必须要学。
     
    谢冕经过两年的学习，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其阅读量甚至是现在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都无法比的。不过，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1958年“大跃进”的展开，大学正常的学习秩序也不复存在了。
     
    1958年，在北大校园，学术开始了“大跃进”，也正是这场“大跃进”，让谢冕寻找到了独特的阅读体验。
     
    谢冕和他的同学开始编写“革命”的文学史，此举意在“拔白旗，插红旗”，以革命的文学史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史。“我们学生自己组织起来，分成先秦、两汉、宋元、明清、近代各个科研小组，大家在学生编委会的领导下找材料，进行仔细阅读，然后讨论写作提纲，再分工到每人去写。”尽管各人有阅读重点，各人写作不同，但每个人都要通读文学史。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大家意外得到了新的阅读体验。
     
    1958年一个暑假，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就写出了70万字的文学史，该书作为向国庆的献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了第二年，学生们对自己的杰作开始不满意了，准备着手修改。谢冕回忆：“那时，杨晦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对我们有很多帮助，婉转地提了很多意见。”随后，大家又利用一个假期，从70万字扩展到120万字，1960年，四卷本的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社会上将70万字的第一部（上下册）简称为红皮文学史，120万字的第二部称为黄皮文学史。
     
    谢冕当时是编委会成员，参加过明清一段文学史的编写，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谢冕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并深深地喜欢上了明代袁宏道的小品文。“他的散文小品和书信都不长，文笔非常好，文章写得非常潇洒。更吸引我的是那种名士派头，他不想当官，喜欢山民，喜欢友情，喜欢朋友之间尽情喝酒。”谢冕觉得自己和袁中郎（袁宏道）之间有一种默契，有一种对应。谢冕说：“那个时候正处于革命高潮，要求我们放弃自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性格，都要融在集体中去，但是我心里有向往的东西，士大夫的精神和读书人的情怀，在暗暗地影响着我。”
     
    当总结“大跃进”时代的阅读生活时，谢冕认为，这些阅读和周围的环境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在那个环境里，口号连天，每个人要不断压缩自己，但是文学给我们最广阔的、自由的天地。文学是最真实的，也是最能够从中得到安慰的。”同时，谢冕也深陷在现实和自我的矛盾中，一方面充满激情地响应党的号召；一方面又迷恋内心的丰富性，这让他甚至有原罪感。“我们太单纯，太天真，但我们又很复杂，很矛盾。我渴望自由，但是周围不让我自由，我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不应该这样过。”
     
    除了痴迷于《纲鉴易知录》、《万历十五年》等大量历史书外，大学时代对诗歌的迷恋也影响了谢冕的一生。谢冕尤其喜欢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他还记得聂鲁达的《葡萄园的风》翻译得很及时，“当时国内流行的语言很枯竭，很口号，很枯燥，但聂鲁达这些诗人有非常伟大的胸怀，有非常自由、活泼的思想，并塑造了非常丰富的形象。当然，聂鲁达和希克梅特还倾向无产者，有着很多让人着迷的地方。”这些诗人的诗歌集，谢冕见到总会买的。
     
    ●自话当前阅读：
     
    我当前的阅读兴趣和年轻时代没有多大改变。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对当代文学、当代诗歌比较关注，但是这几年读下来，我感觉大量的文学作品是垃圾，好诗歌也很少。一些诗人和作家的写作故作深奥，故作深沉，看似高深莫测，其实他们的语言像白开水一样，比我们说话还要琐碎。读这些书让我很累，很不开心，也很不愉快。所以，我整理藏书的时候，每次要扔的书也全是这类书。读这些书让我不开心，我干脆还是回到我的古典书阅读上吧。
     
    张颐武：读“硬”书是八十年代的时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我大学时代的书一本也没扔掉，我的图书收藏也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建立的。”
     
    张颐武上北大中文系的时候是1980年，经历过十年“文革”，从知识稀缺时代走来，中文系的学生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读书，疯狂地读书。
     
    读“硬”书和看杂书构成了张颐武大学阅读生活的主线。尽管这样，张颐武并不是一个读书很有计划的人，可以说是见一本读一本。精力旺盛的他，常常是一晚上就把一本书读完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哲学思潮在大学校园迅速风靡，大学学子们着迷地吸取着黑格尔、萨特、荣格的精神营养，读“硬”书是那个时代的时尚。
     
    张颐武住在32号楼宿舍，学校规定晚11点熄灯，但同学们床上的小台灯总会亮到很晚。大三后半学期的一个夜晚，张颐武正在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本书中关于主仆关系的论述，非常晦涩，有一段已经看了两三遍了，但是始终弄不明白，但再接着看，张颐武突然一下子融会贯通了。“主人和奴隶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得到，在人生和历史中间都能感受得到。黑格尔讲到主人其实是空洞的、空虚的，因为主人已经没什么可追求的，而奴隶是要奋斗的。”张颐武接着想到，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里的很多理论很多都是从这里来的。那个冬夜，张颐武兴奋不已，他觉得床上的小台灯从来没有这么明亮过。
     
    有的中国古典著作很难读，同样被张颐武视作“硬”书。古代文艺理论书《文心雕龙》尽管书里有很多意思，有很多的想法，并不是年轻人容易理解的，但张颐武一直有兴趣读。他说：“读‘硬’书，让我觉得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是在作一种思想的体操，就好像人在跑步的时候，遇到一种高原反应，觉得很没劲儿，很疲劳，这个时候只要熬住了，然后读下去，就有豁然开朗的时候。”而一旦豁然开朗，往后等着你的就是通衢大道。
     
    关于杂书，张颐武更是兴趣广泛，他把看杂书当作是读“硬”书的调剂。
     
    在杂书群里，张颐武尤其对隐秘的历史很感兴趣。像《文史资料选集》，共100多本，是关于民国史和中国现代史很有趣的私人回忆。“在读《精神现象学》之余，拿出一本《文史资料选集》看看，过去老一辈的很多轶事，许多传奇式的故事，对我是很大的消遣，就好像我也参与到了历史中去。”关于军统特务的书也让他感兴趣。当时很流行的《沈醉回忆录》张颐武就看过。到了大学高年级，大量的阅读之后，张颐武突然发现，其实历史中有个最不容易被人了解的时代，就是北洋军阀时代，那是最含糊，最复杂，脉络也最不清楚的时候。而陶菊隐的《北洋军阀史话》给他很多启发，还有吴佩孚参谋长白坚武的日记也让他读来很是有趣。
     
    北大图书馆，也是张颐武快乐消遣的天地。大学期间，他发现一些旧期刊看起来真是乐趣无穷，“这些旧期刊就跟今天的八卦小报差不多，还有那本369画报，非常好玩。”一些新期刊，像《收获》《十月》《当代》上的小说张颐武都看过。“我们那个时候娱乐少，没有什么游戏可玩，读小说就是人生中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它是一种消遣，一种我们那个时代的娱乐。阅读其实当时就是游戏，也是人生的乐趣。”
     
    “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热烈，讨论甚至能当饭吃。”张颐武笑着回忆道。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描写了女知识分子微妙的情感，该书迅速在北大学生们中间风靡开来，许多同学并没有感情经历，但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也很好奇，大家的争论很激烈。有的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是真正的不道德。”有的说：“破坏婚姻的人是不道德的。”张颐武是开放派的，深信真理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他不仅发表言论，还写文章，认为那种微妙的感情是合理的。“后来再看那时候写的文章，觉得很幼稚，也很可笑，可是谁不是从幼稚中长大的呢？”
     
    ●自话当前阅读：
     
    我现在往往是看最新但经得住考验的书，而且还是爱看杂书，我读的历史、哲学、生物学、人类学方面的书很多，让我难忘的有《崩溃——社会怎样选择成败兴亡》、《小团圆》、《冷记忆》这样一些新书，也有像许倬云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等等。虽然我每天时间很紧，但人生有很多间隙，吃饭之前等菜的那段时间，在咖啡馆等人见面的空隙，坐飞机过程中的4个小时，都可以用来读书，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阅读方式。我觉得，只要养成看书的习惯，看书速度也会很快。拿到一本书，我先是泛览，有值得回味、思考的地方再细看。
     
    张一帆：在追慕中享受阅读快乐
     
    “谢冕老师50年代读大学，张颐武老师80年代读大学，我觉得他们那时都有一种属于整个时代的信念。”在张一帆看来，谢冕老师身处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大背景下，张颐武老师则处于各种文化思潮涌现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时代的大学学子阅读吞吐量都极大。“而我们这一代环境更宽松，更注重个性的张扬，阅读也更个性化。”张一帆还认为，当前这一代的学生在精神气质上的自我定位更多来自于对北大自身传统的追慕，来自于对“五四”以来的老一辈学人的追慕。
     
    和我们想象中的当前大学生的阅读生活不同，张一帆的阅读和时下流行的畅销书很少产生联系，这也和北大中文系不少同学的阅读状态是一致的。
     
    张一帆曾在吉林省吉林市一所重点小学读书，“四年级的时候，我读了余杰的《火与冰》，我突然发现，文学除了美，还有思想的力量、批判的力量。”张一帆也是通过余杰开始读鲁迅，并通过余杰的文字了解了北大众位名师。“今天重读余杰，对于他的很多观点我不能同意，但我永远怀念作为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第一次读到那么多令人激动不已的名字和事迹时的那份心情。余杰最早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影响直到现在。”张一帆的目光透着执著。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在北大中文系流传了几十年，但张一帆认为，很多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偏差。进入北大后，他发现这句话出在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的《北大各院系介绍——三十七年》里，并找到了原文对这句话的解释：“因为一个新文学作家是绝对不能抛开文学遗产而凭空创作的，所以即使抱着那一种目的而来的学生，也绝不会感到失望，反而使他培养成更深沉的态度，更虚心的学习。”对张一帆而言，上了中文系，不再只是单纯的作品欣赏，而是对文学有了更深的认识，“获得一种专业的视角其实对文学阅读与写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现代文学阅读是张一帆倾心的，他也为自己的喜好找到了理由：“现代文学所在的时代是中国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变局的时代，更何况我偏爱周氏兄弟，从小就喜欢读鲁迅、周作人的作品。”
     
    鲁迅是对张一帆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家，张一帆喜欢谈论的也是鲁迅的《野草》。“我一直认为鲁迅是现代文学30年里最杰出的诗人，《野草》是散文诗，过去常常作为散文来讲，但我喜欢把它看作诗。这是鲁迅很少见的不那么针对读者，而是针对时代的发言，是写给自己的作品。”张一帆认为，该作体现的是一个内心最为丰富的人的灵魂，一系列自我形象的象征、困境中的种种抉择、“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这些都让人着迷。“鲁迅对自己的反省也促使着我不断反省自己的人生。”
     
    张一帆和他的同学也读过少量畅销书，比如《于丹〈论语〉心得》之类的《百家讲坛》书，但他们往往是将之作为文化现象来阅读的。张一帆婉转地表达着自己的态度：“老师说，读古书需要两个轮子，一个是考据之功，一个是义理之辨。讲《论语》可以结合当下现实有所发挥，但前提是你必须对孔子的原意有深入的理解，一字之差，谬之千里，不能全凭自己的喜好发挥。”不过，最近几年，杨伯峻《论语译注》重印了，杨树达《论语疏证》出版了，徐刚《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面世了，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张一帆认为，这些更严肃的著作的出版多少得益于于丹的“开风气”，这是于丹的积极作用，而他自己也从这些随后出版的书中汲取了营养。
     
    每天到图书馆的文学借阅室、人文社科借阅室自习，对张一帆来说是一种幸福。“我读着各种各样的书，享受的是手边有书，俯拾即得的乐趣。”张一帆读书时很少考虑是不是对自己有用，“鲁迅说‘随便翻翻’，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读书态度。”他喜欢沿着一排排的书架走下去，看到感兴趣的就取出来读，“我顺着书架边走边读，收获很大，比想到什么再去找要惬意得多。”
     
    尽管时下网络阅读很是兴盛，但张一帆说：“网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并不十分重要。”过去网上流行过一阵“晒工资”，张一帆和他的同学有时也在网上“晒书单”。“我们每读过一本书都有一个记录，一方面自己记得自己读过什么，一方面也能了解朋友正在读些什么，如果是自己也感兴趣的，就可以找来读一读。”而豆瓣网是小范围的交流，“有时候发现大家都在关注同一本书，就聚在一起聊一聊，像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就是我们最近的话题。”（记者 路艳霞）
     
    【三代人难忘的五本书】
     
    《第三帝国的兴亡》 夏伊勒著（美）
     
    《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著（俄）
     
    《袁宏道集》袁宏道著
     
    《艺术哲学》丹纳著（法）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
     
    ——谢冕
     
    《语文影及其他》朱自清著
     
    《唐诗三百首》
     
    《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著（法）
     
    《管锥篇》钱锺书著
     
    《知识考古学》福柯著（法）
     
    ——张颐武
     
    《野草》鲁迅著
     
    《火与冰》余杰著
     
    《北大精神及其他》陈平原著
     
    《儒林外史》吴敬梓著
     
    《海子的诗》海子著
     
    ——张一帆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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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77岁；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47岁；张一帆，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22岁。
     
    “阅读”三代人的青春阅读生活，如同展开一本散发墨香的书，时代在这本书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每个人的个性、经历、情趣，也在这本书上尽情浸润着。
     
    谢冕：充满矛盾感的五十年代阅读
     
    谢冕的书，很多是包了书皮的，牛皮纸、塑料纸、彩纸，各种各样的书皮让旁观者猜得出这些年代久远的书在主人心中的分量，谢冕说：“古典文学书，还有工具书我一本都没有扔。”而这些伴随谢冕左右的书，有很多都是大学时代积攒下的。“它们给我一种满足，也给我一种回忆。”
     
    1955年，国家号召青年“向现代化科学大进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全面学习苏联。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23岁的谢冕考进了北大。入学不久，谢冕和他的同学满腔热忱响应着国家号召，但他们也不断接受着批判个人主义、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做一颗螺丝钉等种种教育。谢冕回忆说：“1955年尽管有‘批判胡风’这些运动，但也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时学校的学习秩序很好。”
     
    在大学一二年级期间，完成老师的阅读要求是谢冕阅读生活的主线。谢冕说：“我们从先秦、两汉、诗经、汉赋、楚辞到近现代文学的有关作品都读了。”他记得光是游国恩先生讲的《诗经》就发了厚厚的一本，那本小5号字、16开的大书，有游国恩先生的注释，有选文，还有考据。诗经总共300首，而谢冕他们至少要深入阅读80首。
     
    谢冕和他的同学深感学业繁重，更何况每天还要花掉大量的时间阅读。因此，当他们听说中文系还要加开一门语言课的时候，都很不乐意，学生宿舍里很快炸了锅，大家决定据理力争，一场大辩论于是展开了。
     
    “中文系的学生要不要学语言学”是争论的焦点，辩论中，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阐发的“语言和文学是有机联系”后来变成了名言。这个“有机联系”却遭到了学生的反对，谢冕的同学孙绍振，平日就很调皮，他画了一张大字报，画面上有一只大公鸡，脚踩两个墩子，一个写着文学，一个写着语言。他戏谑地称之为“有鸡（机）联系”。当然，这场大辩论最后无疾而终，学生们反对归反对，学还是必须要学。
     
    谢冕经过两年的学习，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其阅读量甚至是现在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都无法比的。不过，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1958年“大跃进”的展开，大学正常的学习秩序也不复存在了。
     
    1958年，在北大校园，学术开始了“大跃进”，也正是这场“大跃进”，让谢冕寻找到了独特的阅读体验。
     
    谢冕和他的同学开始编写“革命”的文学史，此举意在“拔白旗，插红旗”，以革命的文学史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史。“我们学生自己组织起来，分成先秦、两汉、宋元、明清、近代各个科研小组，大家在学生编委会的领导下找材料，进行仔细阅读，然后讨论写作提纲，再分工到每人去写。”尽管各人有阅读重点，各人写作不同，但每个人都要通读文学史。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大家意外得到了新的阅读体验。
     
    1958年一个暑假，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就写出了70万字的文学史，该书作为向国庆的献礼，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了第二年，学生们对自己的杰作开始不满意了，准备着手修改。谢冕回忆：“那时，杨晦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对我们有很多帮助，婉转地提了很多意见。”随后，大家又利用一个假期，从70万字扩展到120万字，1960年，四卷本的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社会上将70万字的第一部（上下册）简称为红皮文学史，120万字的第二部称为黄皮文学史。
     
    谢冕当时是编委会成员，参加过明清一段文学史的编写，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谢冕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并深深地喜欢上了明代袁宏道的小品文。“他的散文小品和书信都不长，文笔非常好，文章写得非常潇洒。更吸引我的是那种名士派头，他不想当官，喜欢山民，喜欢友情，喜欢朋友之间尽情喝酒。”谢冕觉得自己和袁中郎（袁宏道）之间有一种默契，有一种对应。谢冕说：“那个时候正处于革命高潮，要求我们放弃自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性格，都要融在集体中去，但是我心里有向往的东西，士大夫的精神和读书人的情怀，在暗暗地影响着我。”
     
    当总结“大跃进”时代的阅读生活时，谢冕认为，这些阅读和周围的环境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在那个环境里，口号连天，每个人要不断压缩自己，但是文学给我们最广阔的、自由的天地。文学是最真实的，也是最能够从中得到安慰的。”同时，谢冕也深陷在现实和自我的矛盾中，一方面充满激情地响应党的号召；一方面又迷恋内心的丰富性，这让他甚至有原罪感。“我们太单纯，太天真，但我们又很复杂，很矛盾。我渴望自由，但是周围不让我自由，我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不应该这样过。”
     
    除了痴迷于《纲鉴易知录》、《万历十五年》等大量历史书外，大学时代对诗歌的迷恋也影响了谢冕的一生。谢冕尤其喜欢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他还记得聂鲁达的《葡萄园的风》翻译得很及时，“当时国内流行的语言很枯竭，很口号，很枯燥，但聂鲁达这些诗人有非常伟大的胸怀，有非常自由、活泼的思想，并塑造了非常丰富的形象。当然，聂鲁达和希克梅特还倾向无产者，有着很多让人着迷的地方。”这些诗人的诗歌集，谢冕见到总会买的。
     
    ●自话当前阅读：
     
    我当前的阅读兴趣和年轻时代没有多大改变。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对当代文学、当代诗歌比较关注，但是这几年读下来，我感觉大量的文学作品是垃圾，好诗歌也很少。一些诗人和作家的写作故作深奥，故作深沉，看似高深莫测，其实他们的语言像白开水一样，比我们说话还要琐碎。读这些书让我很累，很不开心，也很不愉快。所以，我整理藏书的时候，每次要扔的书也全是这类书。读这些书让我不开心，我干脆还是回到我的古典书阅读上吧。
     
    张颐武：读“硬”书是八十年代的时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我大学时代的书一本也没扔掉，我的图书收藏也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建立的。”
     
    张颐武上北大中文系的时候是1980年，经历过十年“文革”，从知识稀缺时代走来，中文系的学生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读书，疯狂地读书。
     
    读“硬”书和看杂书构成了张颐武大学阅读生活的主线。尽管这样，张颐武并不是一个读书很有计划的人，可以说是见一本读一本。精力旺盛的他，常常是一晚上就把一本书读完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哲学思潮在大学校园迅速风靡，大学学子们着迷地吸取着黑格尔、萨特、荣格的精神营养，读“硬”书是那个时代的时尚。
     
    张颐武住在32号楼宿舍，学校规定晚11点熄灯，但同学们床上的小台灯总会亮到很晚。大三后半学期的一个夜晚，张颐武正在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本书中关于主仆关系的论述，非常晦涩，有一段已经看了两三遍了，但是始终弄不明白，但再接着看，张颐武突然一下子融会贯通了。“主人和奴隶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得到，在人生和历史中间都能感受得到。黑格尔讲到主人其实是空洞的、空虚的，因为主人已经没什么可追求的，而奴隶是要奋斗的。”张颐武接着想到，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里的很多理论很多都是从这里来的。那个冬夜，张颐武兴奋不已，他觉得床上的小台灯从来没有这么明亮过。
     
    有的中国古典著作很难读，同样被张颐武视作“硬”书。古代文艺理论书《文心雕龙》尽管书里有很多意思，有很多的想法，并不是年轻人容易理解的，但张颐武一直有兴趣读。他说：“读‘硬’书，让我觉得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是在作一种思想的体操，就好像人在跑步的时候，遇到一种高原反应，觉得很没劲儿，很疲劳，这个时候只要熬住了，然后读下去，就有豁然开朗的时候。”而一旦豁然开朗，往后等着你的就是通衢大道。
     
    关于杂书，张颐武更是兴趣广泛，他把看杂书当作是读“硬”书的调剂。
     
    在杂书群里，张颐武尤其对隐秘的历史很感兴趣。像《文史资料选集》，共100多本，是关于民国史和中国现代史很有趣的私人回忆。“在读《精神现象学》之余，拿出一本《文史资料选集》看看，过去老一辈的很多轶事，许多传奇式的故事，对我是很大的消遣，就好像我也参与到了历史中去。”关于军统特务的书也让他感兴趣。当时很流行的《沈醉回忆录》张颐武就看过。到了大学高年级，大量的阅读之后，张颐武突然发现，其实历史中有个最不容易被人了解的时代，就是北洋军阀时代，那是最含糊，最复杂，脉络也最不清楚的时候。而陶菊隐的《北洋军阀史话》给他很多启发，还有吴佩孚参谋长白坚武的日记也让他读来很是有趣。
     
    北大图书馆，也是张颐武快乐消遣的天地。大学期间，他发现一些旧期刊看起来真是乐趣无穷，“这些旧期刊就跟今天的八卦小报差不多，还有那本369画报，非常好玩。”一些新期刊，像《收获》《十月》《当代》上的小说张颐武都看过。“我们那个时候娱乐少，没有什么游戏可玩，读小说就是人生中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它是一种消遣，一种我们那个时代的娱乐。阅读其实当时就是游戏，也是人生的乐趣。”
     
    “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热烈，讨论甚至能当饭吃。”张颐武笑着回忆道。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描写了女知识分子微妙的情感，该书迅速在北大学生们中间风靡开来，许多同学并没有感情经历，但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也很好奇，大家的争论很激烈。有的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是真正的不道德。”有的说：“破坏婚姻的人是不道德的。”张颐武是开放派的，深信真理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他不仅发表言论，还写文章，认为那种微妙的感情是合理的。“后来再看那时候写的文章，觉得很幼稚，也很可笑，可是谁不是从幼稚中长大的呢？”
     
    ●自话当前阅读：
     
    我现在往往是看最新但经得住考验的书，而且还是爱看杂书，我读的历史、哲学、生物学、人类学方面的书很多，让我难忘的有《崩溃——社会怎样选择成败兴亡》、《小团圆》、《冷记忆》这样一些新书，也有像许倬云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等等。虽然我每天时间很紧，但人生有很多间隙，吃饭之前等菜的那段时间，在咖啡馆等人见面的空隙，坐飞机过程中的4个小时，都可以用来读书，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阅读方式。我觉得，只要养成看书的习惯，看书速度也会很快。拿到一本书，我先是泛览，有值得回味、思考的地方再细看。
     
    张一帆：在追慕中享受阅读快乐
     
    “谢冕老师50年代读大学，张颐武老师80年代读大学，我觉得他们那时都有一种属于整个时代的信念。”在张一帆看来，谢冕老师身处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大背景下，张颐武老师则处于各种文化思潮涌现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时代的大学学子阅读吞吐量都极大。“而我们这一代环境更宽松，更注重个性的张扬，阅读也更个性化。”张一帆还认为，当前这一代的学生在精神气质上的自我定位更多来自于对北大自身传统的追慕，来自于对“五四”以来的老一辈学人的追慕。
     
    和我们想象中的当前大学生的阅读生活不同，张一帆的阅读和时下流行的畅销书很少产生联系，这也和北大中文系不少同学的阅读状态是一致的。
     
    张一帆曾在吉林省吉林市一所重点小学读书，“四年级的时候，我读了余杰的《火与冰》，我突然发现，文学除了美，还有思想的力量、批判的力量。”张一帆也是通过余杰开始读鲁迅，并通过余杰的文字了解了北大众位名师。“今天重读余杰，对于他的很多观点我不能同意，但我永远怀念作为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第一次读到那么多令人激动不已的名字和事迹时的那份心情。余杰最早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影响直到现在。”张一帆的目光透着执著。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在北大中文系流传了几十年，但张一帆认为，很多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偏差。进入北大后，他发现这句话出在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的《北大各院系介绍——三十七年》里，并找到了原文对这句话的解释：“因为一个新文学作家是绝对不能抛开文学遗产而凭空创作的，所以即使抱着那一种目的而来的学生，也绝不会感到失望，反而使他培养成更深沉的态度，更虚心的学习。”对张一帆而言，上了中文系，不再只是单纯的作品欣赏，而是对文学有了更深的认识，“获得一种专业的视角其实对文学阅读与写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现代文学阅读是张一帆倾心的，他也为自己的喜好找到了理由：“现代文学所在的时代是中国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变局的时代，更何况我偏爱周氏兄弟，从小就喜欢读鲁迅、周作人的作品。”
     
    鲁迅是对张一帆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家，张一帆喜欢谈论的也是鲁迅的《野草》。“我一直认为鲁迅是现代文学30年里最杰出的诗人，《野草》是散文诗，过去常常作为散文来讲，但我喜欢把它看作诗。这是鲁迅很少见的不那么针对读者，而是针对时代的发言，是写给自己的作品。”张一帆认为，该作体现的是一个内心最为丰富的人的灵魂，一系列自我形象的象征、困境中的种种抉择、“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这些都让人着迷。“鲁迅对自己的反省也促使着我不断反省自己的人生。”
     
    张一帆和他的同学也读过少量畅销书，比如《于丹〈论语〉心得》之类的《百家讲坛》书，但他们往往是将之作为文化现象来阅读的。张一帆婉转地表达着自己的态度：“老师说，读古书需要两个轮子，一个是考据之功，一个是义理之辨。讲《论语》可以结合当下现实有所发挥，但前提是你必须对孔子的原意有深入的理解，一字之差，谬之千里，不能全凭自己的喜好发挥。”不过，最近几年，杨伯峻《论语译注》重印了，杨树达《论语疏证》出版了，徐刚《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面世了，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张一帆认为，这些更严肃的著作的出版多少得益于于丹的“开风气”，这是于丹的积极作用，而他自己也从这些随后出版的书中汲取了营养。
     
    每天到图书馆的文学借阅室、人文社科借阅室自习，对张一帆来说是一种幸福。“我读着各种各样的书，享受的是手边有书，俯拾即得的乐趣。”张一帆读书时很少考虑是不是对自己有用，“鲁迅说‘随便翻翻’，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读书态度。”他喜欢沿着一排排的书架走下去，看到感兴趣的就取出来读，“我顺着书架边走边读，收获很大，比想到什么再去找要惬意得多。”
     
    尽管时下网络阅读很是兴盛，但张一帆说：“网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并不十分重要。”过去网上流行过一阵“晒工资”，张一帆和他的同学有时也在网上“晒书单”。“我们每读过一本书都有一个记录，一方面自己记得自己读过什么，一方面也能了解朋友正在读些什么，如果是自己也感兴趣的，就可以找来读一读。”而豆瓣网是小范围的交流，“有时候发现大家都在关注同一本书，就聚在一起聊一聊，像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就是我们最近的话题。”（记者 路艳霞）
     
    【三代人难忘的五本书】
     
    《第三帝国的兴亡》 夏伊勒著（美）
     
    《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著（俄）
     
    《袁宏道集》袁宏道著
     
    《艺术哲学》丹纳著（法）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
     
    ——谢冕
     
    《语文影及其他》朱自清著
     
    《唐诗三百首》
     
    《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著（法）
     
    《管锥篇》钱锺书著
     
    《知识考古学》福柯著（法）
     
    ——张颐武
     
    《野草》鲁迅著
     
    《火与冰》余杰著
     
    《北大精神及其他》陈平原著
     
    《儒林外史》吴敬梓著
     
    《海子的诗》海子著
     
    ——张一帆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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