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澧：常怜农家子，屡输法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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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澧 | 评论(2) | 标签:农民工, 工业人

据《中国青年报》本月１８日报道，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一份分析报告发现，该院受理的农民工申诉案件，多数以农民工败诉告终。败诉并非因为事实上没有道理，而是因为证据不足。农民工缺乏收集、保存证据的意识，他们通常认为：“事情明摆着就是那样，还需要证据证明吗？”检察官提醒，农民工平时应有意识地主动收集、保存证据。

检察官很好心，但是，读者诸君是否认为，如此一提醒，农民工就会开始收集、保存证据了？

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即使某个农民工如检察官所建议，为确保自己权益不受侵犯，在开始工作前即与用人方充分磋商，主动要求签订书面合同，并开始保存各类单据和文件，也还要能放在合适地方，需要时一找就能找到。所以他需要一套文件分类方法。要把文件按内容放入不同信封，或一个夹子。然后信封或文件夹还要放在箱子或柜子里。他还得记住了时时更新。另外，每份文件未必是内容自我完备的，正确的理解大概有赖于通晓文件产生的环境，他或许应在某些文件上写几行字，简要点明来龙去脉。再者，他也不能保证发文者都是遵守文件格式的模范，或许漏写日期，他必须补上。还有技术问题，某个数字是３还是８，打印得模模糊糊，需要注在边角。总之，这位农民工至少需要有一套处理文件的程序，然后按着程序一步一步地做。

到这一步，这位农民工如果还不是白领专业人士，至少也是一个按程序办事、注意细节完美的工业人了。

农民工会仅仅因为好心检察官的一声提醒，就转变为工业人吗？

十月革命后不久，１９１８年４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说，“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列宁曾经流亡西欧，所见所闻告诉他，俄国人那时还不是很好的工业人。列宁要求用“强制手段”推行泰勒制，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泰勒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求工人在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按程序工作。

按程序工作的工业人是什么样子的？

就连换个抽水马桶底脚螺丝，工业人都是有程序的。他不像我们见到的小区雇用的农民修理工，下死劲拧下去了事。工业人会想到为下次再修留下方便，不管下次是谁来修（或许他有一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团结意识）。他先用一根磁铁棒伸入螺洞，吸走铁屑；然后观察一下螺杆，或许去掉点毛刺；再在螺杆涂些工业黄油；然后用适当的力气旋紧；最后在螺帽上放个小塑料盖，防止水滴上去锈蚀螺丝。下次再修时，你可以很容易地旋出螺丝，不至于左拧右拧都不动，最后螺杆断裂，只能用电钻打掉，搞出一大堆麻烦。

国人或许会奇怪，换个马桶底脚螺丝还要用这么多工具和材料？不妨看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去年又导又演的新电影《老爷车》（Gran Torino），那位男主角老工人的车库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百件工具。旋螺丝的起子和扳手就不知道有多少，外六角的，内六角的，一字槽的，十字槽的，等等。而这故事所讲的，就是这位老工人手把手地教一位来自老挝山地的苗族移民孩子，从调节洗衣机底脚螺丝、把机器放平放稳教起，一步一步将孩子从渔猎社会带入美国工业社会。

强烈推荐《老爷车》。工业人的行事习惯是手把手教出来的！

谈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毛泽东同志曾说：对工作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这里的“抓紧”，大概还不止于经常性地提醒经办人员，必要时可能还得手把手地教授经办人员如何处理。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提拔的领导，必要时能做给下级看。

检察官纯是好心的提醒，当然比不提醒好心无数。只是败诉的农民工，听了这样的提醒，大概或是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心里还是怨恨；或者，他留在北京，找更高级部门上访去，最后被押回原籍。

没人手把手地教农民工做工业人；没有工业人的习惯，则不是败诉就只能上访。农民工还有没有可能打赢官司的出路？——有的，工会介入。单个农民工难成工业人，但一百个农民工里总有一个聪明人。农民工可以加入工会，聪明人则成为工会干部。工会可以代表农民工谈判工资，由聪明人来做收集、保存证据的事。工会还可以聘请律师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由他们来收集、保存证据。工会或许还能聘请从检察官任上退休或下海的律师，那时，他的提醒，就在点子上了。

（本文已于５月２８日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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