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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香港《明報》2009年6月4日及5日
我写六四，而且重复地写，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角度，也不会有出人意表的观点。这也许显得有些无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几乎一模一样的程序、口号与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们就像患上了偏执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烦厌；他们不只讨厌我们所说的内容，也讨厌我们说话的方式与态度。他们批评我们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场历史的谜团里头；而那个谜团实在有太多的解读可能，我们怎能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一定是对的？难道我们毫不自觉，这种义正词严的腔调很让人厌恶吗？
不妨把我们当成疯子
《圣经》里的先知其实不该被译成先知，因为先知预言未来的时候少，谈起过去的时候多，与其说是先知，倒不如说他们是守护记忆的人。总是在以色列人乐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时候提醒他们﹕你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离开埃及的，你们也忘了上主当初和我们订下的契约。这些话老是来得不合时宜，乃至于很多人觉得先知其实是种疯子，最好把他们放逐出去，不要再让他们扰乱自己的寻常日子。更何况他们凭什么教训人？他们以为自己是谁！他们是谁？他们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说过的﹕「我把我的话放进他的口中，他要向他们宣讲我的训令」。
我们当然不是先知。在这个时代里头有谁会想当先知呢？任何自以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耻可笑的自大狂。我们不想做先知，我们这群香港人只是被迫扮演传说中的先知形象，因为我们的确相信一个简单的道理﹕政府不应该用真枪实弹镇压和平示威的群众。有人(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却认为这个道理并非自明，甚至可能是错的。既然如此，你们就不妨把我们当成疯子吧。
谁掌握话语权谁拥有真相？
2009年5月28日的《信报》访问了一位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念历史的「内地尖子」，他说﹕「以个人角度看，它（六四）跟我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了……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上无足轻重，历史上太多类似事情。天天拿来说，只是发生时间比较靠近我们而已」。记者再问他六四到底是场屠杀，还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的正确行动。他的答案竟是两者皆对，他认为双方都同样有理同样正确，因为大家都只不过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罢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应防止道德绑架……老一辈或经历过事件的人或许强烈希望我们了解事件真相，但并不代表我就要作出一样的评价。年轻一辈只是作为历史的旁观者，不能强迫我要跟你有相同的反应」。
这是近年愈来愈流行的一种论调，它不否定我们相信的那条简单道理，它只是不认为那是唯一正确的道理，它认为任何立场都是可取的，它把一切立场相对化。我们香港人对这种说理方法绝不陌生，因为它就是许多人口中的「理性」和「客观」。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与角度」，所以用不着取舍判断，反正那都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
这种港式的犬儒主义与内地流行的「唯策略论」不尽相同，但又很有亲和关系。所谓「唯策略论」，其表表者可见于毛泽东那些影响深远的文稿。我当年读「毛选」，最感困惑的地方是他总在谈敌我斗争的策略，却永远说不清敌人到底是谁。「敌人」的定义不断浮动游移，因时地而变；今天是敌，明天可以是友；今天是朋友，明天忽然又成了敌人。台湾评论家杨照在台版《毛泽东语录》的导读里说得好，毛思想的精要就在于不谈对错只论胜败；胜者自然是对的，失败者则必然是错的。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能输，因为输了斗争也就得输掉是非了。
这就是「话语权」这种很西化很后现代的概念在大陆普及得异常迅速的原因之一了。如果你从小相信科学史就是科学不断进步真理不停揭示的历史，你或许不容易接受当今「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所说的那些学者竞争的残酷故事，把一切都看成门争的结果；但你要是自幼就生长在一个「唯策略论」主导的环境之下，你会发现那些勾心斗角谋取胜利的「真相」完全不难理解。因为任何学术研究任何理性讨论说到底都只不过是在争夺「话语权」；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有道理。
故此，我们大可不必认真细究六四究竟是不是屠杀，因争论双方都只是在抢夺「话语权」，双方都是「平等」的，都想把自己的利益强加在我们头上。事实的调查与论证的逻辑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你背后的利益和动机。哪怕你再有道理，使我无可反驳；我也只要指出你掌握「话语权」就够了。
假如一个人信守这思维方式，他应该同时相信日军「进出中国」与「入侵中国」都是说得通的，因为它们出自两种不同的角度。所谓「达赖集团」的藏独主张也用不着紧张反对，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利益考虑，中国政府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假如一个人能够前后一贯地坚持这种想法，既不为六四而动情，也不为日本部份学者否认南京大屠杀或低估死亡人数而愤怒，觉得这两件事都还需要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这是不是港大同学陈一谔的立场？），或者觉得它们都只是观点的歧异利益的冲突，难言对错（这是那位在中大读历史的尖子的立场吗？），那么我勉强还能说这是一个在哲学上有趣而且值得反驳的立场。可是你却说「它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受难者才有遗忘的权利
旅美学者徐贲在他的文章《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引述伦理学家耳各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理论，把记忆和「关爱」( caring)连起来谈﹕「因为关爱是通过记忆来起作用的。相互关爱是因为在过去有长久的联系。我们关爱谁和记得谁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能说，我关爱一个人，但却不记得或记不起那个人了」。由于我们关爱那年在北京受难的人，所以我们记忆他们，并且见证他们经历的苦难与毁灭，不容他们活得沉默死得屈辱。我们的关系就是爱。出于爱，我们见证六四，正如所余不多的长者见证抗战。没错，我们不一定全部去过现场，更不可能都是受难者，绝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透过媒体旁观。可是，记忆的责任恰巧就是落在旁观者的身上。因为只有受难者和遗属才有遗忘的权利；为了不带苦痛地活下去，他们可以选择遗忘。但旁观者不行，一旦「见证」（Witness），便得永远记住。
假如你正确，你怕什么？
很多内地的朋友惊叹于我们香港人矢志不渝地纪念六四。诚然，我们尽到了见证者的责任，以记忆持久不懈地关爱着我们的同胞。但不用讳言，这只是因为我们享有中国境内独一无二的自由空气。相比之下，内地近月的紧张气氛已经到达风声鹤唳杯弓蛇影的地步了。媒体不能再谈五四运动，因为它会让人想起学运。一家商业机构藉着汶川震灾一周年所做的形象广告被人认为是「别有用心」，因为上头有十张人像照片分置两侧，六张在左边，四张在右边。假如你真是对的，又何必忌讳？何必紧张？为什么不把当年「平暴」之后发放的宣传品再发一次？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地庆祝「平暴」二十周年，告诉我们那「一小撮动乱分子」的真相？现在你却恨不得月历上根本没有六月四日这一天？乘数表上没有6x4这一栏。所以，我很想劝劝那些总是把「客观调查」和「发掘真相」挂在嘴上当托词的人﹕你们说得都很对，六四的确需要「客观调查」，但你们实在用不着跟我们说这番话，因为我们绝对欢迎更多的事实更客观的真相。你们应该去找当权者和他们的盟友，叫他们不要再沉默遮掩，一起出来「大家好好研究吓，各自表达不同的观点」。
除了六四，中国还有太多的禁忌。除了「天安门母亲」，还有四川震灾受难学童的母亲，「毒奶粉」案的母亲，甚至邓玉娇的母亲；她们的声音只能在香港公开而不受阻碍无有顾忌。莫非香港已经成了中国母亲的抉择？大家是否清楚我们香港人在当代中国史上的责任呢？当其它人被迫住口，甚至主动忘却，我们无可奈何但又势所必至地承担起了记忆守护者的角色。因为我们有相对优裕的空间，而且我们关爱。
（二之一．明续）
我这一代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长在香港，经历过香港所谓的「黄金时代」，看过「阿灿」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经自豪于港人身分的不同，歧视内地的落后贫穷。我们虽然也学中文和中国历史；但和其它国家把国文国史当成国民教育核心的教学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国族化的技术教育，不鼓励我们在国家文学和历史里面获取深厚的国民认同，只把它们当成纯粹的信息与知识。我在两蒋治下的台湾度过童年，对中国怀有热情也许还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学，我的同代人，他们与香港意识一起茁壮，受的是非国族化的基础教育，他们怎么会爱国呢？他们的中国情怀是怎么来的呢？
也许六四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六四是香港人的国族启蒙
虽然我之前一直强调香港人那见证者的身分，但可千万别以为我们只是事件的旁观者。虽然我们总把天安门看成是六四运动的核心地点；但是六四的实际运动范围远远不仅限于北京，相反地，它遍及全国，从天津、上海、武汉、福州、广州，一直到香港，全都是当年那场浩大运动的舞台。尤其香港，不仅有过一次一百五十万人的游行，一次一百万人的游行，而且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全情投入地响应了北京方面的一举一动。所以，如果把香港列为六四运动中仅次于北京的主要空间，是毫不过分的一件事。因此，香港人绝不只是这次运动的旁观者，我们还是它的参与者。
想当年，我们为了身在北京的同学和市民踊跃捐输，在各种媒体上面奔走相告大声疾呼。不管你原来站在什么立场，属于哪个机构；也不管你来自哪一个阶层，干什么行业，大家都有志一同，空前团结。愈到后来，情绪就愈高涨，学校处于半停课状态，许多机构从上至下无心工作，所有人都只念着天安门。我还记得有不少人认为只要经此一役，使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大家就用不着移民了。于是香港人的前途信心问题就和中国的民主进程联系起来了，后者的曙光是前者的答案。这种话听起来好像有点自利。
然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这一代人渐渐被每天源源不绝的新闻唤醒了某种从不自觉，却又隐约存在的国族意识，所以如饥似渴地捧读《文革十年史》和各种介绍国情国史的读物，集体学习近代中国走过的道路。以往在殖民地教育里面学到的冰冷知识一一回温，课本上五四学生聚会的照片忽然发出了声音，甚至连《出师表》的文字也忽然渗出了泪痕。然后我们冲上街头，用《我是中国人》和《龙的传人》去唱出我们的新发现，用「血浓于水」的口号去证明自己刚刚凭着自力获取的「新」身分。北京的学生用不着唱《我是中国人》，对于这点，他们从不怀疑。北京的示威人群更不用举起写着「血浓于水」的标语，他们根本不会理解这种标语是用来干什么的。没错，六四在香港不只是一次「支持北京学生」的民主运动，它还是香港人自己登台当主角的民族主义运动；六四是我这一代香港人最重要最彻底的民主教育与爱国教育。六四不只是省港大罢工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它也是省港大罢工以来第一个把殖民地香港和中国大陆紧紧锁在一起的串连行动。六四是北京一路燃烧到香港的烈潮，尽管我们绽放的方式和姿态自有微妙的差异。
香港人不是六四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但我们对于这一点的认识还不足够。我们知道「8964」是很多人的电话号码的一部分，它成了香港好竺人彼此之间的密码；我们知道当年的集会游行界定了二十年来一切街头行动的模式，成了香港社会运动的文法；我们知道二十年前诞生的支联会是今日香港所有民主派的摇篮，对六四的共识是鉴别一个民主派成员的最最底线。我甚至知道有人在那段时间相恋结婚，有人在那段时间出生，使得六四成为他们个人生命史中的里程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种研究，但是我们都晓得六四铭刻在香社会上的痕迹何其深远。最重要的，是我们由此习得关爱「同胞」(第一次，它不是抽象的文字)。如果有人像曾荫权一样，叫我们放下那段经历，全神注意今日中国的富庶；那么他一定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因为他不爱活人(和那些活过的人)，他爱的只是「国家的发展」。假如这种人和曾荫权都真心相信这种说法，那就表示他们并不以为政府需要道德上的合法性：谁给我钱谁就是老板，我就好好听话好好打工。
自此之后，二十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一场风波」，就内化在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和社会肌理里面了，以出乎当权者意料的方式，把北京和香港捆绑在港人记忆的深处。由于我们自己就是参与者，因此「香港青年发展网络」召集人吕智伟那套「外力(港人)介入使北京学运变质」的讲法份外可笑，难道他不晓得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外力」，香港由始至终就和北京站在一起吗？如果他真把香港人当做「外力」，那他岂不是把我们当成外国人？又由于我们自己就是行动的主体，因此试图以揭露民运领袖「丑恶真面目」的手段来说服我们「应该醒一醒」的尝试也是徒然的，难道他们不了解我们从来就不曾被「领导」过吗？当年我们就是自己的领袖。
就算平反无望，我们仍然记住
有关六四的记忆不只是几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它还是种需要被分享的记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经历了这件事，更因为还有许多人没有这个经历。正如马各利特所说的﹕「作为记忆群体的一员，我与前一代人有记忆的联系，他们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记忆相联，如此类推，直到直接见证事件的那一代」。当一个历史的所有见证人都死去后，「分享的记忆也就成了记忆的记忆」了。记忆之分享必以自由而公开的交流为前提。如果没有充分的信息及言论自由，没有不受障蔽扭曲的理性沟通，分享记忆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可如今我们却要面对这么多的阻难﹕明明中国政府觉得自己当年干得好，但它现在却连一个数字都不敢提；明明香港是个自由港，但它却以说不出口的理由拒绝别人入境；明明香港的传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却有杂志如《君子》这样临时抽稿，把「不敢忘记六四」的封面专题硬生生变成可悲复可笑的「不敢忘记郭富城」；明明有那么多人曾经热血沸腾涕泪纵横，今天他们却有口难言，甚至主动修改自己的记忆。看，为了销毁和掩理六四的记忆，他们要费多大的劲。为了这个记忆；港式的犬儒主义被调动了，「唯策略论」主导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出场了；他们甚至不惜自毁长城，要我们否定自己当年至为单纯的爱国赤诚，换上以曾荫权为代表的那种金钱爱国论(它的逻辑是谁让我发财我就爱谁)。所以记忆六四已经不再只是记忆的事了，它还是一连串的抗争与对决。它对抗言论空间的缩窄，与出入境的管制，它还要对抗一连串违背理性的思考方式与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识的价值主张。在这个意义上，记住或者遗忘六四，还真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抉择。
我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因为《国殇之柱》的创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条新闻，现在我们却开始习惯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们「放下历史包袱向前看」会使我们愤怒莫名，现在这种论调却早已见怪不怪。也许有一天，还会有更多个陈一谔、吕智伟和曾荫权出来鼓吹那种虚无犬儒的价值观；也许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飞烟灭于时光的垃圾场中；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变成大多数人眼中的疯狂先知，并且一个个老去，一个个凋零，所有记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为了起到什么实际作用，而是单单因为这个记忆本身就是道德的，我们香港人，我们这群记忆的守护者也还将如此记住，直至最后一人。（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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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4-2009 2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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