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别和我说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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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四年前曾经上传过的文章，不知何故被删了，再贴一次。）

　　大学毕业后，北上进京进入一个正部级的媒体工作。第二年，行政处某处长当着我面三番五次出尔反尔，被我迎头痛骂后狼狈鼠窜。
　　本部门一领导在是非已明的情况下来做我“思想工作”：有话好好说嘛！为什么要骂人？听说你还要对他动刀子？
　　我说，我就是要骂他这个王八蛋。至于动刀子的传闻，不谦虚地讲，他不配。
　　领导说，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说，我就是这个态度！我的态度算什么问题？如果我骂错了，你可以批我，他也可以反驳。

　　这些年被我指名道姓痛骂（讽）的人不算少，被编辑编掉的真姓名也不少。前几天撰写《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又捎带痛贬了几句张光斗。不留情面，遭人忌恨是自然的，以至于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放风要对我动刀。对这些人，我只有一句：来吧。有种的！
　　我对此前及今后所有文字的反击者也只有一句：我只回应是与非的反驳，其他都视为放屁。当然，对某些人身威胁，我也不会大意。
　　我的经历一直都在告诉我，为人处世的“态度”对自身的利益实在很重要的，只是我的本性难移，态度通常好不起来。
　　当过“单位人”，对“态度”的重要都不会陌生。“态度不好”的，有理往往变成无理；态度“诚恳”的，在领导的眼中，无耻倒可能成了老实本分。
　　不是“是非”决定一切，倒是态度决定一切，连司法领域都公然鼓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多年，这根本就是宣扬“以态度治罪”，而不是以犯罪事实定罪。你说这算什么事儿？这样的国家要成为法治的国家怎么可能？
　　这话够明白，若要再理论化点，那就请马克思老人家再出来一回。
　　1942年，普鲁士政府颁布《书报检查令》，明确禁止"恶意批评"。马克思为此说道：这样一来，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今天有多少从事新闻行当的人熟悉这一经典表述？
　　如果不知，该抽空熟悉一下。如果不认可，我看他就该改行，他根本不配。
　　有关批评性文章应该怎么写这个问题，我以为至少纸上谈兵，必须坚守这个底线，不能退让一步的（何况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否则此文没有再写的必要。

一、关于“恶意”与“动机”
　　
　　先说什么叫“恶意”？
　　打个比方，“我”如果讨厌赵忠祥，恰好他出了本文字错谬百出的自传《岁月随想》。于是“我”就可以让他大大地出一次丑。赵忠祥确实可以这样想，这是“恶意”。
　　“理性”的人肯定会承认，这世上确实存在着“恶意的批评”；
　　“理性”的人也肯定知道，按人之常情遭遇“恶意的批评”的人，如果有权、有条件报复，多半会报复。
　　1999年，有中学老师宣称要对《岁月随想》“匡谬正误”。赵忠祥忿然回应：“匡何谬，正何误”？
　　赵忠祥是有名有势（位势）之人，即使他本人不回应，也会有人帮忙的。果然，这之后“攻击名人不过是为了自己出名”的老套反击也随后上演。
　　有关名人出书的是非，我是不掺和的。这里拿赵忠祥举例，不过是因为知者甚众，有助于把“态度论”引入“动机论”。
　　 我对追究批评的动机也一向不感冒。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动机，你是我肚里的蛔虫？如果不是，如何知道我的动机？就算你知道了我的动机，就算我公开了我的动机，又如何？
　　 批评总有动机，被批评者或其支持者怎么想也是他的自由。如果仅限于此，也还不至于导致批评的取消，虽然这会干扰批评指向的事实本身。但如果批评的动机成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审判”，那就很危险了，所有的人在写批评文章时，都得竭力说明本文没有恶意云云。
　　老虎召集百兽开民主生活会，“欢迎大家提意见”。请问批评的“理性”倡导者们，你们认为百兽该怎么个提法？
　　我替你们回答吧，“态度”自然是要积极的，而且极富“建设性”。文革时曾有过一张亘古未见，矛头直指领导的大字报，这大字报就极具“建设性”。大意是“我们强烈抗议您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真够恶心的。
　　对不起，这样的“建设性”俺是学不来的。
　　所以，我对“动机论”的鼓吹支持者也只有一句：我对我关注的社会问题，只想直来直去。说得对不对，可以分辨论战。至于其他，我都视为放屁。
　　
二、拒绝批评的权利与方式

　　批评的权利不能有方式的限制，“建设性”不能做为批评的铁律！
　　承认这个前提，我才有兴趣讨论一下拒绝批评的权利与方式。否则免谈。
　　被批评者是否可以拒绝批评？
　　这要看被批评对象的属性。如果是自然人。我认为他有权利拒绝批评，如果被批评者有公务身份，且批评指向的也涉及公共事务，我则认为不行。在今天，这些都属于常识。
　　赵忠祥出书是个人行为。书再烂，也只关乎个人水平。而且宪法也明文保证公民的出版自由。所以书再烂，你有勇气出版，有本事让出版社给你出，你尽管出。
　　鲁迅讽刺学衡派（大意），这样的狗屁不通的东西居然也有发表的勇气。但他也不会说，这种东西你无权发表。
　　发表的权利在你，批评的权利在我。你可以死不认错，比如“诓何谬，正何误”，你可以对批评不忿，可以反批评。如果认为批评者损害了你的名誉权，你还可以诉诸民法。
　　真是对不住，赵忠祥的个案很典型，我要再拿他老人家的事当一次教科书。
　　《岁月随想》出版后，赵忠祥曾赴济南签名售书，随后“赵忠祥在商场签名售书――要搭卖皮革”的新闻传来。赵不忿，与济南记者张某弄出一场轰动的名誉权官司随之而起。后来又有报道，张记者不堪精神重，除些轻生自杀。
　　前几年文坛笔墨官司甚多，多有上法庭的。很多人不赞成打官司，鄢烈山也曾撰文表示不赞成。但我以为，既然主张依法治国，这些就是枝节问题。他愿意打，且主张有法理依据，那就是他的权利。
　　我对赵忠祥的书不感兴趣，但对这一公案中的两个疑点很感兴趣。
　　其一、赵忠祥在济南签名售书，乃围睹甚众光天之下进行的事。按理，到底有没有“要购买商场皮鞋”，几乎不可想象搞不清楚。然而新闻报道居然就是这样：赵忠祥坚称这是诽谤；记者坚称这是事实。在此轰动的事件中，楞是看不到旁证。这曾让我惊叹不已。这么个理当有众多旁证的事件都搞不清楚曲直，问题究竟出在哪？公众获取相关信息如此之难，这样的新闻环境是不是糟透了？
　　其二、名誉权官司能算多大的事？济南的张记者为什么不堪精神压力，要寻短见弄出人命？
　　我不知内情，也想象不出究竟。但这不妨碍我有我的逻辑推论。我的推论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事，有众多旁证而不见作证，就肯定存在着一种力量支配着旁证闭嘴。
　　下面可以再深入说说很多人喜欢谈论的“理性”。

　　三、什么是“理性”？

　　爱因斯坦论及何谓科学时曾这样说：“如果你能用逻辑的语言描述你的身心感受，那么你从事的就是科学。”
　　这话说得实在好。比如烫脚丫子，甲只能承受30度水温，乙可承受40度，丙可承受50度。如果让这些人用逻辑的语言描述烫脚的身心感受，那么30度时，甲会说舒服，把甲的脚塞进50度的水里，就必有“烫猪蹄”般的痛楚感受。
　　“理性”有生物学、神经学（麻木程度）基础。就像不同的拳击手，抗打击能力是不一样的；亦像脸皮厚的人，也有无耻程度不一之别。
　　当然，符合科学的理性还可划出一个阈值：在什么样的温度值内人人绝对安全，或突破什么样值人人必死。
　　这一符合“理性”的描述，同样适用于批评者和批评对象。
　　比如批评，有的大胆或鲁莽，有的谨慎或温和。被批评者也一样，有的大度或满不在乎，有的反应激烈甚至伺机报复。
　　所以，如果批评（包括反批评）是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符合理性的批评理论，就不能拿不确定的“理性”说事。不同作者的文章，就像水温不同。凭什么说30度的文章温和理性，50度的就不是。何况批评对象也不同，比如人的脸皮厚薄有别，厚的可比城墙，为什么不能痛讽？
　　说起来，切中要害的讽刺挖苦，恰恰是高度理性思维的产物，需要高度的冷眼。
　　人之“理性”，除了生物学的基础，还有对社会认知的基础。
　　劫匪用刀抵着你腰眼索财，你有什么样的“理性”？你是不是要掂量反抗或顺从？你的身子骨太弱，你的理性自然会告诉你“屈服”。你武功很高，对方就是李鬼。面对滥用公权的权力机关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法律能确保公众的批评权，或者说这种权利被粗暴侵犯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那么是否运用批评权利，如何运用这一权利就是个人自由。如果法律并不保障这种权利，理性的人都知道应该选择“敢怒不敢言”，而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这样的“理性”。
　　一国之体若是民主法治的，对于何谓“理性”，每个人就都拥有自己的理解。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谁都无权垄断“理性”的解释权，因此把所谓“理性”作为批评文章的标尺，我认既无价值也有害。再说，不是主张公民写作自由表达吗？
　　批评文章要讲“理性”，比这更能混淆甚至抹杀批评的意义的是“建设性”的论调。

　　四、关于“建设性”

　　什么叫“建设性”？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自古及今不少中国文人都喜欢这般念念有词。相似且更甚的还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乖乖隆地冬！一句话就能搞垮一个国家或让一国兴。谁有这么大的牛B？
　　我看只有一种制度才能孕育这样的牛人。比如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于是一千多万学生被陆续发配到广大农村接受“ 再教育”去了。再如一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轰轰烈烈起来了，直把一国搞个天翻地覆，国家经济几乎崩溃。
　　这样的牛人牛语牛事，在民主法治国家能看到吗？
　　实在值得庆幸，今天的中国再没这号人物。因为“一言丧邦”实在可怕，所以我也决不期望“一言兴邦”，而这本就是“孪生兄弟”。
　　“建设性”这东西的分量虽远不及“一言兴邦”，但和“主流论”合流，其志向似乎也不能小瞧了。
　　“建设性”是个什么东西，从字面上看，显然只能是“破坏性”。
　　这里有个并不难看破的潜台词，“建设性”是“兴邦”的，反对建设性的，就有沦于“丧邦”甚至是颠覆之列的嫌疑了。　　
　　“本报（台）是建设性的”－－嘿嘿，道德的制高点这么容易被抢占啊。你向谁建设？谁听你的？你如何保证你要说服的对象听你的？你先把这事整明白了，再说建设性吧。
　　“ 建设性媒体”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以为自己刊发的文字有“一言兴邦”之威力呢。这种主张连建立“公民社会”，实现现代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必然的第一诉求，就是公民意见的表达自由都不顾了。连言论的自由必然包括允许说错话的自由，不允许说错话，就意味着取消言论自由的基本常识都不顾了。
　　这种连民意的基础都不知为何物的媒体，怎么可以自称能代表和反映广大的民意！
　　我以为这类媒体最好也别搞什么“八方来论”，就给人民日报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留块转载位置就行了。这绝对符合“主流”，而且不必为“兴邦”或“丧邦”的可能责任担忧。
　　以“主流”或“建设性”自诩的媒体要明白，在互联网时代，“建设性”的幌子在技术上讲也是可笑的，它不会成为公民表达的禁箍咒，何况也没多少人再迷信“一言兴邦”的鬼话。
　　这就是我的态度。欢迎论战，但别和我说什么态度。

　　2003年12月7日(原载星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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