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扼杀的呐喊者-记为祭奠六四而入狱的高洪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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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扼杀的呐喊者-记为祭奠六四而入狱的高洪明先生

被扼杀的呐喊者-记为祭奠六四而入狱的高洪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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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09年5月21日 转载)     
     
     作者：李金芳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5/20/2009 9:36:58 AM (* *)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在六四过去后的几年里，在当局定性的"反革命暴乱"的阴影下，大多数的国人沉默着，不是因为情愿，而是因为恐惧、因为不能开口。然而六四五周年前夕，终于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地发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他就是高洪明先生。高洪明先生被众人所熟知的是他因为筹建、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8年，但早在1994年他两次独自到天安门广场祭奠六四因此而入狱却鲜为人知。1994年5月31日他被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以"扰乱社会治安、屡教不改"的罪名判处两年劳动教养。
   
    泪洒遗嘱，毅然别家
   
   高洪明先生出生于1950年5月11日，祖籍山东，4岁随母返回北京，在朝阳区吉市口小学、呼家楼中学就读，1968年6月22日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9年1月22日回城，经考试进入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最早在建国门外的建外公寓上班，后调入外交人员房屋服务公司，被捕时在外交人员服务局管理科任副科长。
   
   回忆起过去的岁月，1989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奠定了他追寻民主自由的思想基础。高洪明先生说，六四前后的每一个场面他几乎都亲历过。因为当时高洪明家住东交民巷，步行15分钟就可达天安门广场，他对学生提出的"反官倒、求民主、重新评价胡耀邦"很是赞同，只是由于当时自己身在外事部工作，没能亲自参加那场运动。但是，在运动开始之时，大概是5月10日左右，高洪明本着一位公民的良知和责任，亲自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政府要真心诚意地与学生对话，要求邓小平辞去中央主席职务。
   
   每天下班后，高洪明必做的事就是到天安门广场去，从心里已经完全站在了学生的立场上。提起六四，他声音低缓、表情凝重：六月三日晚上我十点多钟回家后感觉特别累，躺下就睡着了，突然被邻居叫醒：打枪了，死人了，快去天安门。我到楼下时看到学生正沿着东交民巷撤离，六月四日凌晨，我在天安门广场周边戒严外围转了一圈，建筑物的墙上有很多弹洞，我的手指伸进去竟然摸不到弹洞的底，我的心一下子冰凉，这对我的触动极大。所以六四后连续五年每次两会召开之际，我都给江泽民写信，给人大写信，要求中央：为六四平反，我阐述自己的观点，不管群众有何过激的行为，但动用军队镇压人民都是彻底的犯罪。可是五年啊，没有任何回音，也没有人理睬我善意的上书。我开始想：每年写信都没有人理睬，到底中央收没收到信？到底外界知不知道有人为六四鸣冤？一个人光有了想法而不去付诸行动，一切都是徒然。应该让世人知道有人一直在为六四呐喊，中国并不缺少仗义执言的人！怎么办？写宣传材料到天安门广场去散发，这是最好的行动。
   
   第一次也就是1994年的3月23日人大闭幕之时，高洪明先生准备好一篇文章，内容涉及到中国方方面面的改革，文章表明自己的态度：六四这么大的事件，震惊中外，但政府至今也不给人民一个合理的解释，作为公民自己有责任站出来为六四呐喊。他花了80块钱复印80余份，并打电话联系加拿大广播公司等外国记者，在散发传单的过程中想通过他们向外界报道。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要做出这样的惊人之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又谈何容易！高洪明先生也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思想斗争，最后给家里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到这里，高洪明先生停顿了良久：写遗嘱的时候，我几个小时都无从下笔，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9岁的幼女，中有40岁多病的弱妻，如果按着自己的意愿去做了，可能会判十几年的徒刑，也许还会是无期，家中的亲人怎么办？泪水湿了几张信纸，最后我给自己的安慰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含泪写好遗嘱后，他泰然地接受了采访，然后带着80余份宣传材料毅然前往天安门广场。
   
    真理在手，正义在胸
   
   高洪明先生怀着凛然的正气从外交公寓一出来，没想到被早已等候在门口的一帮警察拦截住，里面居然还有他原来的熟人。一行警察没收了他的宣传材料，劝说他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上级部门直接反应，但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绝对不行，不但今天不行，以后也绝对不能去。高洪明先生第一次为六四而呐喊的行为就这样被当局果断而快速地扼杀了。当晚高洪明先生回家后听到外电广播说：北京一名男子欲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中途被警察带走。
   
    尽管当时高洪明先生仅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不为外界所熟知的人，但他的举动无异让世界知道了：中国人并没有被六四的高压压倒、压垮，他的壮举必将被历史记住。
   
    高洪明先生的心躁动着：一次去不成，就两次、三次，总有一次会成功的。中国有13亿人，一定要有人发声。
   
   4月底，他再次利用工作之便，联系好几家外国媒体，准备5月31日到天安门广场亲自祭奠六四。5月30日深夜，他剪好纸钱，在每张纸钱上写着：平反六四，实行民主改革。剪刀把高洪明先生的手磨出了血泡，他早已顾不上这些。有了上次的教训，高洪明先生这次作好了较充分的准备：他专门去天安门转了转，考虑应该在哪里抛撒纸钱合适。在天安门城楼撒不了，午门上虽然可以撒，但很快就会被控制，效果也不是很大，最后他决定在天安门国旗杆下抛撒，时间定在国旗降半旗之时，并特意记住了31日降旗的准确时间，计算好了降半旗的时间。他选定这个时间有一层特殊的含义：降半旗为六四的死难者致哀！
   
   一切准备就绪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高洪明先生的大姐夫5月27日去世了，因家中只有高洪明先生一位男性直系亲属，6月1日需要他亲自主持葬礼仪式。但此时，高洪明先生已经与外国媒体约定好了去天安门广场的日期，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放弃行动会让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人？不守承诺？关键时刻贪生怕死？不能失约，还是那句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5月31日从姐姐家心情复杂地出来后，高洪明先生直接到达原工作地点-北京外事服务局自己的办公室，若无其事地与同事聊天，等待晚7点的到来（事后他知道早有人在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并准备随时制止他）。7点他从单位出发，带着写满标语的宣传纸钱直奔天安门广场。一路上他想万一被抓就吃不上饭了，于是在路边的饭馆买了4个馅饼，毕竟心里有事吃了2个就吃不下去了。当他行车至南河沿时有人骑车强行往路边挤他，一个陌生男子突然猛地往里一拐，两个人差一点撞车，高洪明先生刚想开口责问，站在一旁的人迅即将他抛进停靠在人行道上一辆开着门的汽车上，他听到一句"货已到手"后，汽车迅速开走了，一切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由于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所以当时高洪明先生并没有恐惧和害怕，好像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
   
    待高洪明先生反应过来后，抬头一看前边还有一辆汽车，后背厢里装着他的自行车，车里还有人对着高洪明坐着的汽车录像。到达东华门派出所后，两个警察分两边架着高洪明先生，前边仍有警察在对其录像。
   
    审讯开始了。
   
    警察：你为什么要去天安门广场？
   
    高洪明：我年年都给江泽民写信，给人大写信，但人民群众的呼声没有人理睬，我就是要让国家重视人民的呼声。
   
    警察：你们家六四的时候死人了？有暴徒被抓了？
   
    高洪明：没有。
   
    警察：那六四跟你有什么关系？
   
    高洪明：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这是一个民族的事。
   
    警察：你是不是想出名呀？
   
    高洪明：你要是认为这样能出名你也可以去做。
   
    警察：你是不是想要引世界关注然后出国？
   
    高洪明：你知道我在外事局工作，想出国合理合法的正常手续很容易。
   
    警察：政府是允许对六四提出各种看法的，但是到天安门广场去撒纸钱绝对不容许。天安门广场是国家的脸面，国家的脸面能让你随便抓吗？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高洪明：我有这个想法就要付诸行动，脑袋掉了碗大的伤疤。
   
    这样的问题被反复问了无数遍，从被安全局的人抓捕，到后来被北京公安局一处的16名警察分两班反复问话，直到深夜他们都累了，才停止审讯。
   
   第二天吃完早饭，多名警察仍然反复审问"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这样做？""还有没有同伙？"下午5点后，高洪明先生被几名警察押解到东城区看守所，关到一个6平米左右、没有窗户的安全四所。这间房子只有一扇木门，木门上有一个20公分的窗口，只有在送饭时窗口才打开，外面是黑夜还是白天，屋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完全的与世隔绝！墙上有一人多高的棕榈护垫防止屋里的人自杀，有两名陪号早已等候着他的到来。屋内有一个大小便的池子，一个洗脸池常年流着水，一盏孤灯高高地挂在屋顶，24小时发着微光。第二天两个陪号就不停地哭号"这不是人呆的地方啊，我活不了了，放我出去吧，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吧，要出人命了"，使得看守所不得不频繁地更换陪号来监视高洪明先生的一举一动。
   
   一开始的十几天内，当局提审了高洪明先生21次。当局弄不清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即不为名也不为利，那此人是不是有精神病？6月4日几名警察把他带到北京安康医院（精神病院）进行全面检查。4、5名身穿白大褂的人什么都问他，高洪明先生本能地说"先把话说清楚，你们是不是类似前苏联的克格勃？"身穿白大褂的人和警察提审时一样，反复问：既然没有任何个人目的，为什么要甘冒这么大的风险？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肯定是有精神病吧？最后他们拿出一份由美国有关专家制作的心理测试题，一共是400道题，被测试者只要回答"是"或"否"就行了。高洪明先生不到一个小时很快就答完了这些题，穿白大褂的人看了后说"没毛病，一切正常"。中午到了警察们去吃饭，就把高洪明先生单独放在一个小屋子里，白墙，窗户上有铁栅栏，恐惧感在这一瞬间突然产生了：会不会被他们偷偷弄死？只要一捂嘴什么就都结束了。几分钟后，高洪明先生平静下来，心里面不停地念叨着两句话"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犹如有千百万阶级弟兄在身旁"、"真理在手，正义在胸，人民与我同在"。心态平和下来后，他不敢躺在床上，在屋里来回走动，设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会儿，警察给他送来了三个饭盒：一盒米饭，两盒肉，并对他说"快吃吧，您立了大功了"。高洪明先生不明白警察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尽管很饿，还是没有吃，怕饭里有毒药之类的东西。最后他又被带回了看守所。
   
    水池为海，孤灯是太阳
   
   接下来高洪明先生便开始了无期的真正的黑牢生涯。黑洞洞的屋子里分不清白天黑夜，每天4个窝头，一碗漂着油花的菜汤，身边的陪号不停的哭闹声传进耳鼓"活不了了，要出人命了，放我出去吧"。高洪明先生最怕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自己也会崩溃，于是他在心中构建了这样浪漫的想象：那房顶上的孤灯不就是我心中的太阳吗？洗脸池中的水不就是我心中的大海吗？窝头菜汤不就是我饥饿的大餐吗？与太阳和大海为伴，还有囚餐胜大餐的心态，我一定会活着，活到自由的那一天！这期间，陪号又换进来一个违法的警察囚犯，此警察认识看守所所长，这样终于可以看到电视了，这一天是7月8日。从这一天开始高洪明先生才得以知道外面的消息：金日成死了。
   
    在被高洪明先生戏称的这间"死亡黑匣子"里，他始终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有两次，陪号的人恰好出去开犯人大会，电灯灭了，他一个人一下子就像掉在无底的深渊，这是绝对的伸手不见五指，这两次黑暗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
   
   分不清楚春夏秋冬，有一天，东城分局的一位负责人来视察，打开牢门一量室内温度：42度。马上叫人把鼓风机打开，高洪明先生才结束了每天只穿一个小裤头也会从头到脚流汗的生活，这样每天伴随他的除了两个陪号不停的哭叫外，还多了一个鼓风机的嗡嗡声，但是鼓风机一下子不知开到了哪一天，直到他又被冻得浑身发抖大声打门时，鼓风机才完成了它的使命。
   
   到第105天的时候，他被宣布"给予两年的劳动教养"。高洪明先生的心里一下子就塌实了，没想到会判处这么轻，虽然他从来也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是违法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决定上诉。他还亲自起草了一份起诉书，起诉时任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主任苏仲祥，尽管法院也曾来人，问请不请律师，并告诉他如果请律师你的家里是不掏钱出律师费的。此后当局一直有意拖延，直到1995年3月25日才开庭。
   
    开庭的前一夜，他从安全四所被转到了大号里，晚上到大号后整整坐了一宿，就是在厕所边所谓的"坐台儿"，然后第二天早晨由警察押解着到东城区法院开庭。
   
    大义凛然，针锋相对
   
   法庭上一共13人，除了身穿警服的警察，就是对面坐的便衣警察，高洪明先生看了看原告的牌子后平静地坐下来，质问法庭为什么自己的亲属没有一个人到场？法庭辨称已经公告了，家属不愿来。高洪明先生再次质问：那我的70元诉讼费是谁交的？法庭称是其二姐夫代交的。高洪明先生对于法庭以公告为由并没有亲自送达开庭通知书表示了抗议。再一看被告席上坐着一女两男，高洪明先生问道：我告的是苏仲祥，为什么他没有到场？被告席上的人出示了委托书后，双方开始了各自的辩护。
   
    被告：你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要降半旗？为什么要通知外国记者？这样做分明是扰乱社会治安。
   
    原告：我在行使人民的权利，更告诉世界中国人不是全怕死的。
   
    被告开始念材料：高洪明慌慌张张地骑着自行车……
   
    高洪明先生立即更正：我不可能慌慌张张，我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怎么可能会慌慌张张？应该说是大义凛然。
   
    被告：你骑自行车时为什么胳膊不停地晃动？
   
    原告：我在练习抛撒传单纸钱，想在被警察制止前最大限度地把纸钱抛出去。
   
    被告还出示了国旗班的证言，证明降旗的时间恰好就是高洪明准备抛撒传单的时间，以证明高洪明先生去天安门广场的举动是早有预谋。
   
    最后法院宣布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胜诉，维护"两年劳动教养"的决定。
   
    坐牢如坐禅
   
   1995年5月10日高洪明先生被送往北京团和看守所。有一个警察告诉他：我坚决支持六四，但不敢明确表态，你的行为让我敬佩，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高洪明先生的心一下子温暖起来。两天后教导员和大队长找到高洪明先生谈话，一听是外事服务局的都对其很尊敬。5月19日刚吃完早饭，来了几个警察说：拿着你的行李转移。于是高洪明先生随着19名犯人在警察的押解下，坐1天1夜的火车，从北京的团和看守所转到了地处黑龙江省甘南县的北京双和劳教所，20日到达双和劳教所，21日开始干活，到稻田里插稻秧。黑龙江的5月，冷风吹过来，就会飘起一阵小雪花，随后又是小雨，稻田里踩下去一指深是冻土和没化的冰。
   
   第十天，高洪明先生累得腰早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只能跪着干活，也不愿叫苦屈服。两条腿让水泡得肿胀，每条腿肚上至少有100多条细小的竖口子，一动就像针扎一般疼，但他紧咬牙关坚持着。这时候的他，还不认识一个民运人士，他也不为民运人士所了解，所以尽管当时劳教所里有同路中人，他们还是以提防之心来对待他。慢慢地，大家看到了高洪明先生的坦诚和骨气，开始与他接触，高洪明先生的精神上因为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倍感充实，苦累早已抛之脑后了。
   
   有一天高洪明先生接住严正学扔过来的一个西红柿，刚咬一口就被管教夺下，喝斥说"你不许吃，别人谁吃都可以，只有你不行"，高洪明先生以一笑回答之。他把坐牢看作是坐禅，认为这是他追求民主和自由必经的历练，不仅在磨练意志，同时也是在锻炼韧性。他总结在看守所里的感受是：没在安全四所里呆过我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和黑暗，没在大号里呆过我不知道什么是残酷和黑暗。有了这样的全部经历，就像《红灯记》里唱的那样"有了这碗酒垫底，以后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高洪明先生没旷一天工，不管劳教所的人怎样刁难，都以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终于得以平安出狱。
   
    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高洪明先生出狱前夕，警察找到他的妻子和姐姐，希望他们劝阻、制止他，并告诉他们高洪明一直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出狱后亲属尤其是姐姐也为当年他不顾姐夫去世的悲伤去逞自己的一时之快而耿耿于怀，认为他是一个不考虑家人不负责任的人。
   
   但高洪明先生就是一个较真的人，他怎么也不明白：退一万步讲，六四开枪必定会伤及无辜，国家必须对六四死伤者给予赔偿道歉，必须给世人一个交代，怎么能这么不清不楚不负责任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可能停止，必须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做人起码的原则，哪怕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回家后，高洪明先生得知原单位北京外事局早已于1995年5月10日，在他被送往团和的当天将他开除。开除的理由是：高洪明去天安门的行为，是打着外交人员服务局的旗号，这给外交人员服务局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国际影响，必须予以开除。
   
   出狱后的高洪明先生，丢掉了工作，一家人就靠妻子的工资维持生计。提起妻子，高洪明先生有些动容，他这样说：虽然她常常责怪我，但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位不平凡的妻子，一位杰出的女性，一位伟大的母亲。在高洪明先生被发配到黑龙江之后，妻子每月都会寄上一大包食品，连同邮费在内要三、四百元。
   
   回想起自己所走过的路，高洪明先生说当初决然地祭奠六四并不是心血来潮，当局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早在1979年以前他就曾写过7封信给中共中央，记得1979年5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向资本主义学习，应当成为我们的口号。共产党应当追求国家进步，社会进步。在评价毛泽东时，他引用了人们评价曹操的一句话"功首罪魁非两身，流芳遗臭本一人"。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惊人之举。但高洪明先生认为他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正如他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我无愧历史，无愧人民，无愧良心，我只有愧80老母，9岁幼女，40弱妻。但我会坚定地沿着自己的选择走下去，追求民主自由的心不会变。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高洪明先生多次上书的珍贵手稿都被当局在搜家时尽情抄走，从1994年5月31日第一次抄家，到6月5日的第二次抄家，他以前的日记，手稿，中学的学生证等所有带有文字的东西全部被抄走，包括5月30日深夜他用来剪纸钱的剪刀，写标语时用的女儿的画笔都没能幸免。1999年6月29日高洪明先生因为中国民主党被捕时第三次遭到抄家，2009年因为写文章抨击时弊第四次被抄家，这四次抄家使他丢失了所有自己的文字！
   
   我与高洪明先生接触颇多，他为人谦和，坦诚，耿直，认准的理儿决不会回头，警察曾说他这是"一根筯"，但他自己说这叫"执着"。他广为世人所熟知的常常是他曾因为中国民主党而坐牢8年，但早在1994年六四五周年之前夕，他就因为勇敢地走上街头，两次去祭奠六四，虽然都是中途就被当局扼杀，但他因此而被捕入狱2年，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这段历史不能被忘记，也不应当被忘记。
   
     
     (*记者：蔡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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