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桦：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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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祖桦：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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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祖桦 文章来源：公民月刊

    《公民》访谈：
   
   张祖桦先生现居北京，著名宪政学者和人权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和首批303名签署人之一。主要从事宪政民主理论研究与人权方面的工作。2005年和2008年被民间人士评选为该年度影响中国的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论著：《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怎样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国家结构改革：从单一制到联邦制》、《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四论人权捍卫者》等，《零八宪章》（珍藏本）主编之一。在“六四”二十周年和《零八宪章》发布半年之际，本刊记者特别专访了张先生。
   
   
    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
   
   本刊记者（下文简称“记”）：今年6月4日是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掀起了一个纪念高潮，香港有15万人参加了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集会，参加的人数创造了历史纪录。由这一切我们看到二十年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使人们淡忘那些历史的伤痛，相反从这样大规模的纪念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对历史公道讨还的急切与坚贞，因此有人感叹“民心不死，民族有救”！首先请您谈谈刚刚过去的这“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相对于过去每年的纪念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张祖桦先生（下文简称“张”）：的确如您所说，今年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呈现出范围广、规模大、参与人数众多的特点。仅在北京地区，在当局的高压与严控下仍然有大批各界人士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江棋生、于浩成、张显扬、李海、查建国、高洪明等人举办的民间纪念会；崔卫平、徐友渔、钱理群、秦晖、徐晓、梁晓雁、赵晖、王俊秀等人召开的知识界研讨会；天安门母亲群体举行的大型追悼会；周舵公开申请“六四”当天举行游行示威，还有一些所谓的“六四暴徒”也打破沉默公开接受采访披露当年的真相；尤其是江棋生顶着两次抄家、多次传唤和再次坐牢的威胁，在维权网的协助下撰写和发布了《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关于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的记录，具有极大的资料价值。知识界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从不同角度审视了“六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戴晴提出的“真相、正义与和解”引发了如何走出历史悲情，实现转型正义的讨论。王力雄的《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一文提出了当年运动的参加者在二十年后应进行“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即超越历史局限的问题，发人深思。全国各地和全球各国的纪念活动也极为丰富多彩，互联网上有大量报道（国内要通过破网工具才能看到）。总之，“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往年，并且留下了非常多的有价值的思考、意见、信息和资料，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转型和自由民主运动将会产生持续的深远的影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上有较大发展，正是因为如此，现在大陆官方一直以此作为当年“六四”镇压的正确性，或者说一种不得已的理由。请先生评点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得失？
   
   张：这个问题很大，且由于过去二十年离我们很近，中国正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些问题我们现在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还有待于继续观察和解析。我只能简要地谈个人的看法。“六四”以后，以民主、法治、多元化为取向的政治改革进程被中止，中共统治集团推行是一条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民主与法治政体下的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非民主，非法治，一党专政，政商勾结，强取豪夺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译作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我在《疯狂的权贵资本主义》一文指出了它的八项基本特征：一、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二、设租寻租，政经结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三、打着党、国家、政府、改革、改制、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明火执仗地掠夺民有财产与国有财产；四、权势集团掌控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贪赃枉法，欺压民众；五、内外勾结，贪污腐败，挥霍无度；六、基层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七、社会两极化与贫富悬殊；八、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其后果正如《零八宪章》中指出的“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另一方面，从民间的视角看，过去的二十年同样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各种类型的NGO迅速成长，民间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公民维权运动蓬勃兴起，公共空间逐步扩大，加上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公民表达与民意传播效率大为提升，通过一系列的维权抗争事件，逐步形成强大的民间压力，迫使执政当局不断做出政策调整，以缓解社会矛盾。总体上看,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是一个民进官退的时期。
   
   执政当局在逐渐成长壮大的民间社会的压力下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制裁下，为了在国际上挽回面子，以利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在推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斥人权到逐渐接受人权话语、从实行人治到高谈法治的转变。中国政府在90年代签署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者直到现在仍未交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全国人大在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4月13日,中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同时，这20年里还通过了多部法律并修订了已有的刑法和民法，设立了司法考试和法官职业化的制度。但是这些改变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官主而无民主，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况依然如故，政治改革依然停滞不前。
   
   记：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下的畸形经济发展，撕裂了中国社会，已经给社会后续发展留下了严重的问题，中国今天事实已经到了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的危机高发期。面对这种状况，中国有识之士无不忧苦于心，多年来大家纷纷以各自的形式表达着这种忧虑与质疑，然而却无力扼阻中国社会的沦落，面对这种危险境况，去年中国大陆以您和刘晓波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独立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集体发出了对中国社会困境全局性解读的倡言，形成了历史性的《零八宪章》。请先生谈谈这份《零八宪章》对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建设性意义？
   
   张：如您所知，《零八宪章》的内容在自由民主国家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在我国，这些常识近百年来也为无数仁人志士所论述，所提倡，所传播，所践行。由于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特别悠长，专制的力量特别顽固，相对而言自由民主力量生长的历史比较短，中间走过不少弯路，也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磨难，因此至今发育得仍不够充分，积累得不够丰厚。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转型特别艰难，特别困苦，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要在中国得以实现尚需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至于说到《零八宪章》的意义，现在说还为时过早，只能说一些我们的愿望和构想。第一，是要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提出公民社会的（总体性的）愿景和建议；第二，是要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加以认同和努力追求的基本原则立场；第三，对待专制不能总是停留在道德批判与义愤声讨的水平上，而应提出理性和建设性的改变现状的具体目标和原则主张，供人们在实践中加以参照；第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预先为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提出立宪原则，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和轮廓，供各界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形成预案；第五，对于如何妥善解决社会政治转型中的疑难问题，尽可能降低转型的代价与成本，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
   
    记：《零八宪章》（珍藏本）通过先生与李晓蓉博士的辛勤工作由开放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请先生介绍一下该书的编辑出版情况？
   
    张：我因一直被软禁在家中，搜集、整理相关文献及与外界联系多有不便，幸赖李晓蓉博士热心帮助，由于她的精心筹划和认真编辑，加之香港开放出版社的金钟先生和蔡咏梅女士的鼎力支持，才使得《零八宪章》（珍藏本）一书得以于5月10日顺利面世。
   
   本书的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为什么签名？”，选编了12篇宪章签署人的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回答了参加联署签名的意义、思考和个人的心路历程；“签署人留言选编”则是从众多的签署人留言中辑录的精萃，充分展现出中国公民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渴求和不畏强暴、坚贞不屈、接力传承、前赴后继的高贵精神，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第二部分“评论与争鸣”，选编了9篇相关文章，或论或评,或弹或赞，亦有质疑与辩诘，意在鼓励不同意见的争鸣，尤其欢迎各方人士对宪章文本提出批评与指教。宪章不是封闭的文件，宪章运动也不是一言堂，它需要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真诚的批评意见，不断地充实与修正。第三部分“前波与后浪”，选编了10篇稿件，其中收录的金钟先生和我的答记者问阐述了宪章的由来、旨意和前景，意在起到开宗明义、正本清源的作用；几位宪章签署人记述接受警方传唤乃至抄家经历的生动文字，说明中国当下的人权现状与官方对外宣示的“伟大成就”之间实有天壤之别；牟传珩先生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最后一部分“附件”，内容弥足珍贵。收录了国际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亲自翻译的英文版《零八宪章》；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哈维尔的文章：“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零八宪章》的联署人面临政府的打压”和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刘军宁先生翻译的《七七宪章》中文版；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对《零八宪章》的声明；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部分《零八宪章》签署者声明；海外华人学者就国内各界发布的《零八宪章》的声明；《零八宪章》签署人名单（第一批到第十二批）。从传播的角度看，本书的问世对于扩大《零八宪章》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记：《零八宪章》无疑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传承，它与1989年春夏中国发生的那场影响世界的民主运动在精神上有哪些关系？
   
   张：毫无疑问，《零八宪章》是对人类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的传承，它既受到捷克《七七宪章》的启示，也受到英国1215年《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和台湾民主运动的教益。同时，它与本土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之前的“民主墙”运动）有着直接的精神纽带。《零八宪章》首批303名签署人大都直接参加过八九民运，《零八宪章》中的主要诉求在八九民运中大都曾经提出过，我本人也是由于“六四”才彻底认清了中共的独裁专制的本性，放弃幻想，从体制内进入民间投身争取自由民主和捍卫人权的事业。我一直认为民主化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接力传承，前赴后继的过程。后人之所以能取得一些进展，很大程度是由于先贤的探索实践，奉献牺牲，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就的。八九民运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发掘的宝贵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和发扬光大。
   
    记：支持中国落实《零八宪章》中的诉求，无疑需要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壮大。请先生谈谈从1989年至今二十年来，中国在公民社会发育上取得了哪些进步？
   
   张：过去二十年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私人领域（或称“私域”）逐步扩展。所谓私人领域是指私人自主从事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领域以及个人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领域，个人在这一领域中，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应享有充分的自由，其隐私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近30年来，由于经济市场化、企业民营化、文化多元化以及民间社会的重建，使得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具备，公民社会已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以清新的面目在私人领域大步迈进。
   
   二是民间社团迅速增长。民间社团的成员是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结成的团体，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赢利性的社团组织。据有关部分发布的统计资料，目前我国民间组织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2008年《社会发展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有38.2万，其中社团组织20多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万个，还有基金会1300多个。另据2008年10月10日召开的全国社会组织管理暨执法监察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在全国38.6万多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21.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4万个，基金会1392个；2007年度，各类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56.9万人，比上年增长7.4％；形成固定资产总值682亿元，比上年增长61.2％；收入合计13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11.3％；社会组织增加值为307.6亿元，比上年增长173.9％。据政治学学者俞可平估计，现在实际存在的各类民间组织的数量大约在300万个左右。如加上利用互联网设立的各种网友组织，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民间社团为公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提高了他们的参与能力和水平，也提升了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三是公共空间逐渐撑大。公共空间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范畴。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它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近些年，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各类论坛、沙龙、研讨会、讲座日益增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运动的热情也在逐步增长，公共空间呈现出逐渐撑大的势头。
   
   四是社会运动蓬勃兴起。社会运动是公民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指由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组织化和社会动员特征的集体行动。不要小看公民社会的力量，在绝大多数国家民主化与巩固民主的过程中，公民社会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实现民主。故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指出：“公民社会也许是惟一有效反对专制和极权统治的源泉。”
   
    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是否能妥善解决时下的难题，实现官方一再宣示的“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关键就看《零八宪章》提出的诸项原则和建议在中国社会落实的情况，请先生谈谈《零八宪章》将在未来怎样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
   
   张：我不是未来学家，也不敢妄言预测未来。《零八宪章》自去年12月9日公布以来，从我本人接触到的大量体制内外、社会各界的人士（包括中共高干和警察）来看，90%以上都表示认同和支持。另外的一些人也表示赞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对少数条文有不同意见。完全反对者，我一个也没遇见（只在网上看到一些毛左派的大批判文章，谢谢他们的重视与帮忙传播！）。尤其是许多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对宪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甚至为传播宪章勇于实践，义无反顾，不怕被传唤、被关押、被抄家，使我深感鼓舞！并从中看到人心所向，希望所在。更加坚定了毅然前行的信心！我深信，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自由民主，不落实人权保障，《零八宪章》的影响就一日不会消失，而且只会愈来愈大。
   
    原载《公民》2009年6月号[</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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