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中国维族仇汉情结渊源——“王震思维”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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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族仇汉情结渊源——“王震思维”难求新疆稳定

牟传珩
新疆乌鲁木齐5日发生大规模暴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在刚刚结束的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披露，乌鲁木齐“7、5”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92人，到目前为止，这起事件造成了1721人受伤，其中重伤179人、危重66人。这次事件还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有331个店铺被砸被烧，被砸烧的汽车627辆。中国官方宣称事件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合谋，但深究其原因，则是汉维两族冲突长期积压的总爆发和中共治疆政策与大一统“自治区 ”制度的失败所致。

本文所指的“维族仇汉情结”，是指新疆维族一向仇视汉政权的情结。其实，维族仇视汉政权情结早有历史渊源。从清朝政府起，官兵就对维族进行强力镇压，一百年多来，新疆动乱断断续续，其间历经国民政府，延至中共建制后，新疆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也未消停。尤其是1949年10月，王震率领10万官兵进军新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汉军大生产活动。当时政府对新疆采用起大量汉人移民，进行政治、文化改造的红色殖民政策。尤为严重的是，王震在新疆发起极左“ 镇反斗争”，制订了所谓《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计划，激起了维族的强烈不满与反抗。

此据史料所载，1952年4月23日，由王震支持的中央新疆分局，曾将充满极左意识的《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电报发往中央西北局征求意见。但王震没等中央西北局的答复，就擅自布置实施起来。未料 5月7日，中央西北局复电，明确否定了王震的所谓“牧区改革”的意见，指示其应集中力量在农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游牧区暂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不搞减租镇反。然而，王震公然蔑视西北局意见。恰巧另一左王，时任中央新疆分局委员的邓力群从南疆回来，与王震的激进思维一拍即合。邓力群甚至主张不仅要没收地主的牧畜，还要没收宗教头目的土地，彻底摧毁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王震听后极为兴奋，当即表态“太好了，西北局不同意我们的计划，说明他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来新疆工作一段时间,肯定会同意我们的方案。”但，5月17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新疆分局指出：中共中央西北局5月7日对新疆若干工作方针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在新疆进行社会改革要“充分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然而，王震却顶风而上，命张邦英主持起草了《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

为此，1952年7月，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受命中央，亲赴新疆，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民族纠纷事件，稳定新疆政治形势。习仲勋在中央西北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要吸收了内蒙古牧区改革的经验教训，提出西北省区牧区的工作方针是：对牧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当时习仲勋的讲话是要在《新疆日报》上刊载的，如果全文照刊，王震的“镇反”行动就会被否定。于是，邓力群又出主意：“把习书记讲话中跟咱们新疆分局的指示有矛盾的地方删去，打省略号。”王震认为是个好主意，于是他们就撇开习仲勋的讲话与中央西北局指示，阴奉阳违，大肆推行其充满血腥味的极左“镇反斗争”。当时，王震、邓力群在新疆的极左，激起了不少人的反对，说他们不执行中央与西北局的民族政策，要到北京告御状，王震却说，我欢迎，我还派车送你们去，看看谁不执行民族政策。结果车到荒凉的地方，将这些代表全被拉下车“解决”了。

当中央西北局发现问题以后，习仲勋立即要求新疆分局叫停牧区的残酷“镇反”。但以王震、邓力群为首的中央新疆分局却坚持认为牧区“镇反”理由充分，西北局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这样，中央西北局和新疆分局之间电话、电报来来往往，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中央出面发电新疆分局，招王震进京。王震在北京遭到中共最高层的批评，随后王震被撤职。但当时新疆近似疯狂的极左“镇反斗争”，已导致许多人死亡和一千多牧主被逮捕。王震在新疆历时仅仅几个月的大规模残酷镇压维族斗争，已把想杀的都解决的差不多了。当地维人都对王震谈虎色变。直到如今，新疆吓唬小孩就说：再哭，王胡子来了！后来等中央的纠偏的命令下来为时已晚，维族人对中共政权的仇恨种子已深深埋下了。

其实，王震究竟在新疆杀了多少人，至今说不清？网上不少歌颂王震在新疆大开杀戒的文章说，当年如果哪个维族村子收留了杀害解放军战士的叛乱分子，王震马上令人包围整个村子，限时交出杀害解放军的人，否则按1：5处死该村的男人，曾经有个村子因为在抓人时抵抗，结果被大炮轰平。王震以“镇压反叛”的名义，杀得村村见血，这便导致了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当地人说，王震的“将军”名声根本不是在战场上得来的，因为他在战场上从没有什么建树，而是在新疆“镇反”的残酷运动中得来的。

然而，如此形成对立的是，一些进入新疆的汉人却认为王震镇压有功。甚至现在仍有少数极端民主主义汉人，利用网络舆论呼吁再用王震式的手法统治新疆。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对立，从来就是维汉冲突与分裂的历史根源。这种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其实比要求民族独立更为本质。

此外，中共对维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打压和传统意识上的大汉族主义一直都在新疆扩张，并已经造成汉维经济差距与政治差距。这一系列问题，都导致了维吾尔人深感民族之忧，同时也激起了民族间的对立情绪。我们从历史资料的对比中可见，1949年，中共解放军进入新疆后采取的“生产建设兵团”模式及其移民，导致汉人人口猛增，现已超过维吾尔族，加以汉人占尽新疆的政治、经济资源优势，维族人心中更加不满。1955年中共撤销省建制，改为大一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至60年代新疆同其它省份自治区一样，经济发展落后，社会贫困。中国经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之后，由于汉人同维吾尔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经济获益贫富不均现象，民族矛盾日趋突出。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机构公布的数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口的比例为76%。改革开放之后维吾尔人口在新疆地区的比例下降至46%。而汉人比例却从1949年时的6%升至40%。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在新疆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虽然新疆的面积相当于60个江苏省或40个台湾，而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全国25个贫困县，有20个都在新疆。

历史上由于维族曾在新疆人口占了的大多数，当地维吾尔人心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点“大维族思想”，也可以说成是“大突厥主义思想”。他们同样蔑称汉族人为“黑塔伊”。如今的新疆维族在当地沦为“少数民族”，且又亲眼目睹了大大小小的汉人官员在那里升官发财。那里的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工厂学校的职务名额，90％以上被其亲属和汉人所占有。而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只能被边缘化，从事一些所谓的“自然经济”，即种地、放羊和卖烤肉等。于是，维族人“仇视汉政权”的情结便代代传承着。前个时期新疆连续发生了多宗突袭解放军卫兵的事件，可见维族“仇视汉政权”的情结从未停止过。

此据媒体报道，目前因“7．5”事件，官方在新疆又要推行高压政策，为了防止维吾尔人抗争性活动，在新疆各地都加强对维吾尔人的监控和镇压，由城市到农村都有武装人员到处巡逻，以“大走访 ”名义，对每家每户进行清查。此外，当局还对宗教活动严加监控，所有清真寺在正常宗教活动时，都有政府安排人员全程监控，导致当地形势非常紧张。记得几年前，中国政府拆掉了喀什一座古老的清真寺周围的市场，激怒了维吾尔人。今年，整个古城已被夷为平地，维族人的怒火可谓一触即发。

7月7日党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口气强硬的评论员文章《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坚决维护社会稳定》。文章称“7．5”事件：“这是一起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事件。这种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要迅速行动起来，以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去年拉萨“3．14”事件时，官方就指称是达赖集团策动的，国际社会广泛质疑为什么达赖能一呼百应，有那么多藏人上街表达不满？此次“7．5”事件官方又指称是“世维大会”的煽动，网络媒体更是发问，为什么热比娅一煽动就能在新疆造成这么多群众参与暴乱？

在本文看来，“7．5”事件之所以会发生，问题还是出在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宪法意义上的“ 民族自治”。诚然维族中有极端宗教势力与民族分裂主张，但为什么他们能形成气候，责任只能用官方的民族政策失败来解释。如果官方今后还要沿用对维族大镇压的“王震思维”来换取新疆的稳定，后果只能适得其反，一定会激起维族世界更加广泛的反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道理其实很直白。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aturday, July 1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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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族仇汉情结渊源——“王震思维”难求新疆稳定

牟传珩
新疆乌鲁木齐5日发生大规模暴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在刚刚结束的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披露，乌鲁木齐“7、5”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92人，到目前为止，这起事件造成了1721人受伤，其中重伤179人、危重66人。这次事件还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有331个店铺被砸被烧，被砸烧的汽车627辆。中国官方宣称事件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合谋，但深究其原因，则是汉维两族冲突长期积压的总爆发和中共治疆政策与大一统“自治区 ”制度的失败所致。

本文所指的“维族仇汉情结”，是指新疆维族一向仇视汉政权的情结。其实，维族仇视汉政权情结早有历史渊源。从清朝政府起，官兵就对维族进行强力镇压，一百年多来，新疆动乱断断续续，其间历经国民政府，延至中共建制后，新疆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也未消停。尤其是1949年10月，王震率领10万官兵进军新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汉军大生产活动。当时政府对新疆采用起大量汉人移民，进行政治、文化改造的红色殖民政策。尤为严重的是，王震在新疆发起极左“ 镇反斗争”，制订了所谓《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计划，激起了维族的强烈不满与反抗。

此据史料所载，1952年4月23日，由王震支持的中央新疆分局，曾将充满极左意识的《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电报发往中央西北局征求意见。但王震没等中央西北局的答复，就擅自布置实施起来。未料 5月7日，中央西北局复电，明确否定了王震的所谓“牧区改革”的意见，指示其应集中力量在农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游牧区暂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不搞减租镇反。然而，王震公然蔑视西北局意见。恰巧另一左王，时任中央新疆分局委员的邓力群从南疆回来，与王震的激进思维一拍即合。邓力群甚至主张不仅要没收地主的牧畜，还要没收宗教头目的土地，彻底摧毁宗教势力的经济基础。王震听后极为兴奋，当即表态“太好了，西北局不同意我们的计划，说明他们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如果他们来新疆工作一段时间,肯定会同意我们的方案。”但，5月17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新疆分局指出：中共中央西北局5月7日对新疆若干工作方针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在新疆进行社会改革要“充分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然而，王震却顶风而上，命张邦英主持起草了《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

为此，1952年7月，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受命中央，亲赴新疆，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民族纠纷事件，稳定新疆政治形势。习仲勋在中央西北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要吸收了内蒙古牧区改革的经验教训，提出西北省区牧区的工作方针是：对牧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当时习仲勋的讲话是要在《新疆日报》上刊载的，如果全文照刊，王震的“镇反”行动就会被否定。于是，邓力群又出主意：“把习书记讲话中跟咱们新疆分局的指示有矛盾的地方删去，打省略号。”王震认为是个好主意，于是他们就撇开习仲勋的讲话与中央西北局指示，阴奉阳违，大肆推行其充满血腥味的极左“镇反斗争”。当时，王震、邓力群在新疆的极左，激起了不少人的反对，说他们不执行中央与西北局的民族政策，要到北京告御状，王震却说，我欢迎，我还派车送你们去，看看谁不执行民族政策。结果车到荒凉的地方，将这些代表全被拉下车“解决”了。

当中央西北局发现问题以后，习仲勋立即要求新疆分局叫停牧区的残酷“镇反”。但以王震、邓力群为首的中央新疆分局却坚持认为牧区“镇反”理由充分，西北局不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这样，中央西北局和新疆分局之间电话、电报来来往往，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中央出面发电新疆分局，招王震进京。王震在北京遭到中共最高层的批评，随后王震被撤职。但当时新疆近似疯狂的极左“镇反斗争”，已导致许多人死亡和一千多牧主被逮捕。王震在新疆历时仅仅几个月的大规模残酷镇压维族斗争，已把想杀的都解决的差不多了。当地维人都对王震谈虎色变。直到如今，新疆吓唬小孩就说：再哭，王胡子来了！后来等中央的纠偏的命令下来为时已晚，维族人对中共政权的仇恨种子已深深埋下了。

其实，王震究竟在新疆杀了多少人，至今说不清？网上不少歌颂王震在新疆大开杀戒的文章说，当年如果哪个维族村子收留了杀害解放军战士的叛乱分子，王震马上令人包围整个村子，限时交出杀害解放军的人，否则按1：5处死该村的男人，曾经有个村子因为在抓人时抵抗，结果被大炮轰平。王震以“镇压反叛”的名义，杀得村村见血，这便导致了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当地人说，王震的“将军”名声根本不是在战场上得来的，因为他在战场上从没有什么建树，而是在新疆“镇反”的残酷运动中得来的。

然而，如此形成对立的是，一些进入新疆的汉人却认为王震镇压有功。甚至现在仍有少数极端民主主义汉人，利用网络舆论呼吁再用王震式的手法统治新疆。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对立，从来就是维汉冲突与分裂的历史根源。这种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其实比要求民族独立更为本质。

此外，中共对维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打压和传统意识上的大汉族主义一直都在新疆扩张，并已经造成汉维经济差距与政治差距。这一系列问题，都导致了维吾尔人深感民族之忧，同时也激起了民族间的对立情绪。我们从历史资料的对比中可见，1949年，中共解放军进入新疆后采取的“生产建设兵团”模式及其移民，导致汉人人口猛增，现已超过维吾尔族，加以汉人占尽新疆的政治、经济资源优势，维族人心中更加不满。1955年中共撤销省建制，改为大一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至60年代新疆同其它省份自治区一样，经济发展落后，社会贫困。中国经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之后，由于汉人同维吾尔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经济获益贫富不均现象，民族矛盾日趋突出。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机构公布的数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口的比例为76%。改革开放之后维吾尔人口在新疆地区的比例下降至46%。而汉人比例却从1949年时的6%升至40%。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在新疆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虽然新疆的面积相当于60个江苏省或40个台湾，而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全国25个贫困县，有20个都在新疆。

历史上由于维族曾在新疆人口占了的大多数，当地维吾尔人心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点“大维族思想”，也可以说成是“大突厥主义思想”。他们同样蔑称汉族人为“黑塔伊”。如今的新疆维族在当地沦为“少数民族”，且又亲眼目睹了大大小小的汉人官员在那里升官发财。那里的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工厂学校的职务名额，90％以上被其亲属和汉人所占有。而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只能被边缘化，从事一些所谓的“自然经济”，即种地、放羊和卖烤肉等。于是，维族人“仇视汉政权”的情结便代代传承着。前个时期新疆连续发生了多宗突袭解放军卫兵的事件，可见维族“仇视汉政权”的情结从未停止过。

此据媒体报道，目前因“7．5”事件，官方在新疆又要推行高压政策，为了防止维吾尔人抗争性活动，在新疆各地都加强对维吾尔人的监控和镇压，由城市到农村都有武装人员到处巡逻，以“大走访 ”名义，对每家每户进行清查。此外，当局还对宗教活动严加监控，所有清真寺在正常宗教活动时，都有政府安排人员全程监控，导致当地形势非常紧张。记得几年前，中国政府拆掉了喀什一座古老的清真寺周围的市场，激怒了维吾尔人。今年，整个古城已被夷为平地，维族人的怒火可谓一触即发。

7月7日党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口气强硬的评论员文章《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坚决维护社会稳定》。文章称“7．5”事件：“这是一起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事件。这种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要迅速行动起来，以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去年拉萨“3．14”事件时，官方就指称是达赖集团策动的，国际社会广泛质疑为什么达赖能一呼百应，有那么多藏人上街表达不满？此次“7．5”事件官方又指称是“世维大会”的煽动，网络媒体更是发问，为什么热比娅一煽动就能在新疆造成这么多群众参与暴乱？

在本文看来，“7．5”事件之所以会发生，问题还是出在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宪法意义上的“ 民族自治”。诚然维族中有极端宗教势力与民族分裂主张，但为什么他们能形成气候，责任只能用官方的民族政策失败来解释。如果官方今后还要沿用对维族大镇压的“王震思维”来换取新疆的稳定，后果只能适得其反，一定会激起维族世界更加广泛的反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道理其实很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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