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北洋时期的“五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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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认为北洋政治是“专制”和“政党政治”，故主张以全民性的“国民政治”取代之，因为后者能够体现国民意志而前者不可以。陈独秀文人出身，从知识结构上看，长于文史而不擅法政。他不知道，就现代政制而言，只要是议会框架中两党互为反对的政党政治，就不可能形成专制。相反，倒是陈偏好的那种广场式的国民政治，看似民主，倒有可能通向专制，甚至极权。

《新青年》创办时期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为中国是否参与欧战，国务总理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意见相左。段本人是主战派，但他的主张必须通过黎，也必须在议会中通过。就段的个性言，他并非不专制或不想专制，但是，那个分权的制度框架限制了他。当时段的陆军次长这样怂恿：没什么大不了的，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武夫当国，习惯用枪杆子说话。但，段氏权衡利弊，还是不敢在制度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采纳文人的主张：“ 按轨道办事”。段本是北洋军头中最专制的一个，但，只要制度不专制，就能对专制的个人形成遏制。

民初议会由两党构成，国民党和进步党。段氏参战，本来就是进步党（时改称研究系）的主张；但问题是国民党反对，它同时又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拥有最多议席。段祺瑞既绕不开国会，又志在必得，于是就玩起了所谓国民意志的把戏，企图以“民意”来逼议员主要是国民党的议员。国会表决前一两天，北京突然出现了什么“五族公民”“北京学界”“北京市民”之类的请愿队伍，拿着小旗在国会附近聚集。到5月10号正式表决那天下午，这些公民团体大约有数千人将国会团团包围。看见议员进场，他们就强行塞上他们的请愿书和警告信。如果有议员不接受，拉下车就打。他们不但向议长要求列席旁听，遭拒绝后，还直接威胁国会，必须当场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就不准议员离院。

这些“公民团”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除了一些穿便衣的军人和警察外，大都是从各处召聚而来的乞丐、杠夫和游民。他们在国会门前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广场，一会儿大声叫骂，一会儿拍手狂欢，场面乱成一片。显然，这是一种被权力操纵的民意，不过民意本身就往往容易被操纵、煽动和代表。像对德宣战这类问题，因其专业性，本当由职业性的议员辩论定夺。诉诸民意，直接搞国民政治，即使没有操纵，此案设若摆在一个杠夫面前，他又会有什么负责任的成见。但，这次议员显然被段祺瑞激怒了，他们一致决定不解决这个突发事件，就不讨论宣战问题。他们同时要求国务总理段祺瑞到场，接受议员问责：北京秩序是否还能维持。

僵持到晚上7点多钟，段祺瑞才不得已姗姗而来。面对议员，他的解释是：人民到国会来进行和平请愿，不应当以武力强迫解散，这样会引发军民冲突和流血。问题是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和平请愿，而是暴力胁迫。且不说进门前已有议员被打，此刻已是晚上9点多，议员坚持不投票，因此外面的公民团不断向院内投掷砖瓦，用以形成威慑。警察虽然在场，却逍遥袖手作壁上观。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最后，由于一块飞石砸中了到会采访的日本记者，段怕引发外交事端，才下令用骑兵将公民团驱散。此刻，被解围了的议员已经身心俱疲，再也不肯讨论宣战问题。结果，当天会议会而不议，便宣告结束。段祺瑞终于没有在议会里达到他的目的。

非常喜剧的一幕是，不日，北京《醒华报》登出一封“公民”来信，披露那天幕后的一些情形。这位署名来信者，自称从安徽到北京，一直谋差未成。闲无事，便由同乡的陆军部秘书介绍加入公民团。说好那天中午12点去包围国会，按钟点给钱。每小时大洋五毛，散时即付。该人那天准时到场，直到晚上八点半离开。他算了一下，一共八个半小时，计价应为四块两毛五。但，那天散伙时他没拿到钱，第二天上门去要，那位陆军部同乡不但“吝而不予”、“避而不见”，还派人出来对他“大言恐吓”（主要是怕事情泄露）。此人越想越气，索性登报揭发。于是，天下人都知道那天的公民团原来是被收买了的“五毛党”。

“五毛党”之被揭露，盖在于由《新青年》视为专制的北洋，其实是一个新闻自由的时代。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北京很羡慕地对胡适说：中国作家享受的言论自由要比日本人大得多。胡适回答：“他们……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其实，这不在于作为统治者的“他们”，关键在于当时那一套政党政治、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的制度。不过，一心想终结北洋专制的《新青年》，从鼓动民意的角度，呼唤国民运动乃至国民革命。于是，伴随北洋的终结，“政党政治 ”亦随之终结，代之而起的，才真正是制度性专制的国民党“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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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认为北洋政治是“专制”和“政党政治”，故主张以全民性的“国民政治”取代之，因为后者能够体现国民意志而前者不可以。陈独秀文人出身，从知识结构上看，长于文史而不擅法政。他不知道，就现代政制而言，只要是议会框架中两党互为反对的政党政治，就不可能形成专制。相反，倒是陈偏好的那种广场式的国民政治，看似民主，倒有可能通向专制，甚至极权。

《新青年》创办时期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为中国是否参与欧战，国务总理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意见相左。段本人是主战派，但他的主张必须通过黎，也必须在议会中通过。就段的个性言，他并非不专制或不想专制，但是，那个分权的制度框架限制了他。当时段的陆军次长这样怂恿：没什么大不了的，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武夫当国，习惯用枪杆子说话。但，段氏权衡利弊，还是不敢在制度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采纳文人的主张：“ 按轨道办事”。段本是北洋军头中最专制的一个，但，只要制度不专制，就能对专制的个人形成遏制。

民初议会由两党构成，国民党和进步党。段氏参战，本来就是进步党（时改称研究系）的主张；但问题是国民党反对，它同时又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拥有最多议席。段祺瑞既绕不开国会，又志在必得，于是就玩起了所谓国民意志的把戏，企图以“民意”来逼议员主要是国民党的议员。国会表决前一两天，北京突然出现了什么“五族公民”“北京学界”“北京市民”之类的请愿队伍，拿着小旗在国会附近聚集。到5月10号正式表决那天下午，这些公民团体大约有数千人将国会团团包围。看见议员进场，他们就强行塞上他们的请愿书和警告信。如果有议员不接受，拉下车就打。他们不但向议长要求列席旁听，遭拒绝后，还直接威胁国会，必须当场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就不准议员离院。

这些“公民团”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除了一些穿便衣的军人和警察外，大都是从各处召聚而来的乞丐、杠夫和游民。他们在国会门前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广场，一会儿大声叫骂，一会儿拍手狂欢，场面乱成一片。显然，这是一种被权力操纵的民意，不过民意本身就往往容易被操纵、煽动和代表。像对德宣战这类问题，因其专业性，本当由职业性的议员辩论定夺。诉诸民意，直接搞国民政治，即使没有操纵，此案设若摆在一个杠夫面前，他又会有什么负责任的成见。但，这次议员显然被段祺瑞激怒了，他们一致决定不解决这个突发事件，就不讨论宣战问题。他们同时要求国务总理段祺瑞到场，接受议员问责：北京秩序是否还能维持。

僵持到晚上7点多钟，段祺瑞才不得已姗姗而来。面对议员，他的解释是：人民到国会来进行和平请愿，不应当以武力强迫解散，这样会引发军民冲突和流血。问题是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和平请愿，而是暴力胁迫。且不说进门前已有议员被打，此刻已是晚上9点多，议员坚持不投票，因此外面的公民团不断向院内投掷砖瓦，用以形成威慑。警察虽然在场，却逍遥袖手作壁上观。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最后，由于一块飞石砸中了到会采访的日本记者，段怕引发外交事端，才下令用骑兵将公民团驱散。此刻，被解围了的议员已经身心俱疲，再也不肯讨论宣战问题。结果，当天会议会而不议，便宣告结束。段祺瑞终于没有在议会里达到他的目的。

非常喜剧的一幕是，不日，北京《醒华报》登出一封“公民”来信，披露那天幕后的一些情形。这位署名来信者，自称从安徽到北京，一直谋差未成。闲无事，便由同乡的陆军部秘书介绍加入公民团。说好那天中午12点去包围国会，按钟点给钱。每小时大洋五毛，散时即付。该人那天准时到场，直到晚上八点半离开。他算了一下，一共八个半小时，计价应为四块两毛五。但，那天散伙时他没拿到钱，第二天上门去要，那位陆军部同乡不但“吝而不予”、“避而不见”，还派人出来对他“大言恐吓”（主要是怕事情泄露）。此人越想越气，索性登报揭发。于是，天下人都知道那天的公民团原来是被收买了的“五毛党”。

“五毛党”之被揭露，盖在于由《新青年》视为专制的北洋，其实是一个新闻自由的时代。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北京很羡慕地对胡适说：中国作家享受的言论自由要比日本人大得多。胡适回答：“他们……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其实，这不在于作为统治者的“他们”，关键在于当时那一套政党政治、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的制度。不过，一心想终结北洋专制的《新青年》，从鼓动民意的角度，呼唤国民运动乃至国民革命。于是，伴随北洋的终结，“政党政治 ”亦随之终结，代之而起的，才真正是制度性专制的国民党“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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