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替：革命的推特、维稳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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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替写的不是专栏的文字
革命的推特、维稳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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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第43期香港《阳光时务周刊》】

2011年阿拉伯之春，社交媒体如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在推翻突尼斯、埃及独裁政权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决定作用的话。所以全世界都把目光上转向了全球最大的非民主国家中国，和全球用户最多的社交媒体“微博”，大部分相关研究和报道，都在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微博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作用到底会是如何？

简单地回答：只要中国政权不发生质变，微博不被新技术取代，它就一直在帮助中国政府把信息控制权集中到中央，对中国民主化的作用不但复杂，而且很可能会是负面。

推特虽然诞生于2006年，但真正进入中国网友视界，是2009年2月的央视大火。很快大家发现，推特上每一条推的140字限制，简直就是在给中国人开后门：140个字母的英文大约20个单词，也就是一句话，而140个字的中文是完整一段话，不但可以完全涵盖新闻报道五元素，还可以当成BBS来简单讨论事情。根据统计，中文在推特上的信息有效性是英文的3.6倍。很快，推特和中国的第一个高度克隆产品“饭否”，被中国网友当成新闻工具。例如，当年7月发生新疆骚乱时，推特用户郭怡广（@kaiserkuo）和我联手第一个把消息在新华社之前用英文在推特上发了出去。

也因为新疆骚乱，饭否被关（之前6月推特已经被“中华防火墙”GFW封锁）。8月，新浪推出“微博”，除了克隆推特基本功能之外，还创新地增加了评论区、自动显示图片，后来还把新浪博客的名人策略移植到了微博上，有了所谓的大V用户。当时负责微博的新浪副总裁陈彤本身就是管理四通利方BBS起家，经营新浪新闻门户和新浪博客风生水起，他把BBS、门户、博客的所有中国用户喜欢的特点都一股脑放在了微博上。

对推特更大的打击是2011年2月-6月的茉莉花镇压，全国上百人因为推特上所谓的2月20日茉莉花街头运动被拘，特别是艾未未事件，对整个推特中文圈产生了“寒蝉效应”，很多和体制有关的用户心生退意，舍弃推特，全心投入微博。同时，推特本身的安全升级和GFW不断高耸，让中国用户上推难度大幅度增加。

一边各种天时地利人和，一边各种打压和麻烦，很快全民上微博，结果就是今天，单新浪微博就号称3亿用户，而依然被封的推特，中文用户估计只有30万人以上，后者只有前者的千分之一。这三亿用户的微博，也的确成为中国民众言论自由实践的训练平台，揭黑不断，官不聊生。

不过，任何人由此对微博在中国作用产生了乐观估计，认为最终会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那就错了。因为虽然原始克隆自推特，微博和推特却因结构上的不同，对社会政治的作用，有了天差地别。

推特、脸书、Youtube这些社会媒体，之所以能推动阿拉伯革命，关键在于两个因素：分散（De-centralized）信息产生机制和服务器独立于政权之外。Web 2.0的用户产生内容（UGC）这样的分散信息产生机制，让每一个埃及网友都成为记者和新闻官，而这些服务器一直放在信息自由的美国西岸，导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没办法控制这些网友的关系和信息。国家地理边界，因为这些Web 2.0服务，在虚拟空间拉开了一个大豁口，而这些服务器在海外的Web2.0服务，就成为一个“信息自由租界”，本国公民可以在此虚拟聚合、讨论和组织，政权之手鞭长莫及。

微博却是不折不扣另外的东西。它虽然有分散信息产生机制，每个微博用户的确也像一个记者和新闻官，但微博服务器却是位于北京，被中国中央政府牢牢控制，不但对信息管理有牲杀大权，而且甚至有计算机接口可以直接操作服务器。

互联网世界的权力斗争，本质上是服务器控制权之争。控制了3亿微博用户的服务器，就是控制了中国所有微博用户的所有信息和关系。这等于假设把维基解密的服务器放在白宫办公室里面，那样阿桑奇再厉害，也没办法对美国政府有任何造次。用网络分析、数据挖掘、地理标记这些计算机技术，中国中央政府不但能根据彼此互动情况准确画出全国异议人士的关系网，而且能通过关键字监控和语义分析，提前预测可能会发生的公民行动，乃至用户的意识形态倾向，通知各地公安机构，及早进行网格化布控，把对政权的威胁消灭在摇篮里。服务器放在言论自由法治国家的推特，是革命的工具，但服务器放在不民主国家的微博，却是《1984》的第一次实践。

但这不是微博故事的全部。微博服务器，是被“中国中央政府”控制，所以，互联网进入中国后第一次，地方政府官员完全没办法删除批评自身的帖子，必须有求与中央。在中国，有事发生，删贴是常规，不删贴才是政治异动。2012年2月王立军叛逃时，重庆市当然希望删除微博上所有关于王立军甚至薄熙来的传闻，而采用“休假式治疗”的官方解释。但此刻政治斗争已经产生，负责舆论和互联网管理的宣传官员乐于围观，在之后两个月内，微博成了击毁薄熙来重庆派系的言论市场，流言四起，成了薄熙来王国覆滅的重大推力。

不仅是地方政府，连一些不听话的部委也被中央微博监管机构抛弃。2011年7月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五天之内没有任何删除命令，新浪微博用户对此事的讨论超过了1000万条，动员了几乎全部媒体对铁道部展开彻底批评，一直到温家宝去现场视察，禁令才到。这显然对前部长刘志军的处理有关，铁道部这样的独立王国，如果要打散，舆论的支持是必须的政治安排。

和薄熙来与刘志军相比，“带表哥”、“房哥”、“房姐”那样的地方官员，自然更没资格获得中央微博舆论管理机构的奥援，在亿万网友的攻击下，如待宰羔羊。微博，正如十年多前的央视《焦点访谈》，成了中央治理地方、镇压派系的最佳舆论工具，简单说，微博就是央视2.0，而网友进入了一个几乎可以自由批评地方官员的时代。

如果说1994年朱镕基税制改革，是实践陈云的主张“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的话，那么2009年后的微博管理，是“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信息控制权威作基础”，从此，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影响全国舆论，中国的舆论控制，比2009年之前更加“中央集中化（Centralized）”，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是共产党政权控制地方的高级维稳工具。

简单说，删微博，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做。地方政府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只能通过三个方法，第一是建立现代信息发布机制，雇佣专业上被成为Spin Doctor的“微博发言人”；第二，被迫接受压力，道歉，并且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和透明化努力；第三，如果地方领导人没有深厚中南海关系，就得雇佣专业上被成为Lobbyist的中央代理人，说服中央微博舆论管理机构删贴。《新世纪周刊》揭露的一些所谓“非法删贴”现象，就是这些中央代理人的生意，这个产业，每年都是数亿人民币。

微博不是公民社会的福音。信息发布分散化造就了微博成为国民言论自由训练场，但信息控制精密化、中央集中化造成了公民社会空间缩小。政治改革转型，大都伴随着地方分权（Devolution）的过程，即便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从安徽农村和沿海城市开始，公民社会的成长，往往是对这些分权造成权力空隙的利用。但今天的中国，微博覆盖了全部舆论场，而能被审查通过的市民运动，也就是类似名人发起的慈善活动、以及针对地方政府的邻避环保运动。这种不会积累公民社会组织能力、不会损伤中央权威并且一切在中央可控之下的活动，能推动中国社会的程度也非常有限。

微博的中国，是信息过载、愤怒漫溢，但行动受限、也无法组织的三亿网民。他们是活火山，随时会爆发，但却会毫无章法。这造就了一个危险并且无法完全预测的中国社会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