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WALKER谈台湾问题（3）：“一边倒”的外交与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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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的外交与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

    1949年初，对中共而言，内战的形势不止是小好，而是大好！4月1日傅作义发表和平通电，解放军和平接受北平，标志着三大战役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的结束。自此，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兵锋直指南京。蒋校长在近150多万大军灰飞烟灭、而经济状况也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不得不宣布下野，把因为他当初坚持一党独裁、武力维护法统的决定所导致的雪崩局面交给李宗仁处理。德邻一上台，便开始谋求国共再度和谈。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开始正式谈判。张在登机起飞，飞往北平的前一刻，面对记者针对他此刻心情的提问，大有感触地回答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SKYWALKER注：此句引自《论语》，出自《诗经•小雅•小旻》
。国民党精英虽然平均军事能力一般，但文化修养的确还是不错的。另外，大陆电影《开国大典》中对张治中为和谈前后奔走一幕着墨颇多，大环节基本上都交代了。是影片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无论是对时局还是对他的心情，均是描述地贴切极了。

这次和谈努力，是历史在抗战结束后给予的第二次和平机会。如果这次和谈成功，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包括所谓的台湾问题都将不复存在。不过很可惜，和平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在SKYWALKER看来，这次和平努力的失败，中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彼时国民党在军事上一败涂地，在经济上狼狈不堪，在外交上一筹莫展，在内部派系斗争上，虽然死硬派仍然掌握大部分军权和秘密警察，时时算计东山再起，但实际上已经是油尽灯枯、惊弓之鸟，面临国民党内非蒋派和全国上下要求和平的压力，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守势。在这种局面下，只要中共和南京代表达成一个可供各方（包括所谓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接受的协议，和平达成的希望应该比上一次的国共和谈更具可能性。这也是历史交给当时胜利者的以表现他们胸怀广阔、构建现代政治先进文化的最佳时机。不过很可惜，当历史赋予中共表现机会的同时，我党的领导者们却没有展现相应的胸襟。他们的表现，和1945-1946年的蒋介石集团并无本质区别。两者均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丑恶的一面，即务必将对手赶尽杀绝的优良传统，一待胜券在手，是绝不会给对手以任何翻盘的空间和余地的。与此同时，中共也强硬地回绝了中间势力走“第三条道路”的要求。说来好笑的是，在共产党处于守势的时候，以民主党派为主力的中间势力基本深谙制衡之术，在重大关头大多和我党是保持一致的。但此时国共攻守异处，中间势力实际上却一古脑地倒向中共。在重庆和谈将要破裂之时，周恩来声泪俱下地对他的中间势力的朋友们说：“… …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允许你们存在？… … 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权延赤：《解读周恩来的四次痛哭》）他的第三势力的朋友们显然忘记了周公忠告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互换一下位置了。

不管怎样，历史还是按照它自有的逻辑和轨道发展了。4月21日，总前委开始渡江战役
。10月1日，中共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此时，解放军已经在大陆风卷残云，而国民党
的残余军事力量，分散在西南和华南一隅，以及台湾、海南岛等沿海岛屿，面临着解放军排山倒海般的军事压力。天下重新定于一的局面，很快即将再现。这样，现在中共所面临的首要之急，已经由从军事上解决敌人顽抗，转移到如何继承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争取国际承认上来了。外交政策路线的决定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SKYWALKER在这里想说的是，中共外交路线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国际两大强权已经展开
冷战的大环境下，究竟作出何种选择的问题，是“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问题，必须把它放在美苏争斗，以及国共美苏之间四方互动的角度来看。就像瑞典学者文安澜在其著作《冷战与革命》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冷战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在长时间内被大大低估了。近年来，国内外以杨奎松、沈志华、陈兼等为代表的华人学者也开始逐渐注意这个问题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SKYWALKER在下面的论述中将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共“一边倒”外交决定的前因后果及其对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的终极影响。我将更强调中共对这种外交路线的决定、以及在宣布这一方针后、朝鲜战争爆发前根据此路线的一系列决定，最终使美国决策系统不断缩小并弥补了国务院和军方在台湾问题上由来已久的分歧，从而造成了今日台湾问题的由来。其间的作用机制，就是在中共的一系列行为，不断向美国决策系统发送着不利于美国冷战战略的敌对信息，从而最终刺激、促成了美国台湾战略的大转变，使后者做出了作出了中共一直想竭力避免的决定和选择。

从抗战、到国共和谈、再到内战爆发，中共除了和国民党打交道以外，和美国和苏联也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的互动，不仅仅对当前各方关系具有直接影响，同时也对各方对另外一方针对己方的立场和态度这一战略认识形成影响，从而对今后各方的战略互动形成影响。就中共和美国的关系而言，毛对美国的认识和判断的基础实际上早在其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毛选》第3卷）中就提纲挈领地提出了，即“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此后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证明毛及以其为代表的中共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正是按照其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表达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的确，从抗战后争取美国援助、到在国共和谈中接受美国调停、再到冷眼旁观内战中美国的中国政策，中共对美国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期望、中立，失望，和敌视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和中共在国共内斗中势力相对大小以及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以及态度都直接相关。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以及中共在内战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1948年4月美国通过有限支持国民政府的《援华法案》之后，中共对美的强硬态度也越来越明显。此时中共已经基本断定，美国“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
已经“犯下绝大的错误。”1949年3月，随着内战形势基本上大局已定，毛开始具体化
他针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外交方针，其基本出发点为：“… …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
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 …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
，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 …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
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选》第4卷）。6月15日，毛还在说“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选》第4卷），而6月30日，甚至在开国大典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却进一步迫不及待地公开宣布要“一边倒”（即倒向苏联集团）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选》第4卷。另注：早在48年11月，刘少奇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实际上“一边倒”政策就已经呼之欲出了）。显然，在所有指标中，毛最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共VS国民党的态度。

在这样的认识和方针的指导下，1948年11月-1949年11月，中共在沈阳拘留美国驻沈阳
领事华德（Ward）近一年之久，最终宣布为美国间谍并驱逐出境，同时拒不承认并没收领事馆资产，史称“华德事件”（SKYWALKER注：我党在数十年后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终于学乖了一些，没有再莽撞地直接宣布间谍飞机不是美国资产）。49年8月，在美国政府发表著名的《白皮书》后，毛不顾《白皮书》实际上浓厚的贬蒋色彩，连续发表数篇雄文（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别了，司徒雷登》），充分发挥他那嘴尖皮厚的特长，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赏了杜鲁门和以艾奇逊（48年1月接替马歇尔任国务卿）为首的国务院系统一记响亮的耳光。实际上，在此之前，即6月30日，中共中央给黄华发出指示，要求终止和司徒雷登的谈判，第二天即7月1日，美国国务院亦同时指示司徒中止谈判。至此，双方直接接触的管道就已经关闭。8月2日，可怜的司徒在大半辈子为中美关系奔走无效之后，面对现实政治的残酷无情，和马歇尔一样，亦只好“夹起皮包走路了”。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能断言，如果美国改变对国民党的支持，甚至放弃对国民党的承认而转而承认中共，中共就会放弃“一边倒”的政策呢？尽管历史不能假设，SKYWALKER的回答是可能性极小。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固然非常重要，但这亦只是关键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关键因素。事实上，苏联对中共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构成了中共“一边倒”政策的另一个决定因素。因此，必须考虑苏联问题。

熟悉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党史的人都知道，苏联对我党的影响有多大。抗战之前我们暂且不提，抗战之后，从斯大林对毛参加重庆和谈的催促和指示，到在东北帮助中共和国民党竞争抢占要地并直接提供军火支持（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曾有一份详细的向中共提交军火数量的清单，参见《中华民国史》第3卷第6编P655-56），到向中共提出第二次国共和谈中应采取的谋略，再到在解放战争中苏联向中共所提供的经济援助（斯大林的原话是“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以及在运输和工程技术上所提供的直接支持，无不说明中共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早已经是“理不断，剪还乱”了。这种关系，早已经对中共的外交方针发生理论和现实的影响。早在1946-1947年间，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讲话和文章，就提出了所谓的“中间地带理论”，从美苏冲突的角度，把中国看成是反对美国，从而帮助缓冲美苏冲突的重要“中间地带”之一。1947年9月欧洲9个苏联集团国家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发布《关于国际局势的宣言》，宣布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12月底毛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做《目前的形式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高度评价共产党情报局的宣言，宣布自己处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49年1月斯大林派出米高扬，秘访延安西柏坡，和毛在蒙古问题、苏联在东北的特权问题、新疆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基本确定了两国结盟的初步共识。3月13日毛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毛选》，第5卷）。49年6月，刘少奇率团秘访莫斯科，同时，毛正式公开“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换言之，按毛的设想，与苏联结成牢固的盟友关系，早已经是优先之选。而对于争
取美国的外交承认和支持，毛虽然重视，但实际上并无多大的热情，他甚至表示“尽管美国人想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急于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即使在新政权正式成立后也不必急于考虑（和美国建交问题）”。这样，在中共和美国试探性的交往中，双方都因各种原因若即脱离，毫无热情，也就并不奇怪了。有人仅仅根据美国国务院对司徒的结束接触的指示即断定是美国首先关闭谈判大门，且不说时间上就不对，即使从动机上来看，也不存在谁更受委屈的问题。看清这一点，对认识中共和美国接触期间就谈判承认条件上所进行的争执性质，也是颇有助益的。第一，传统的看法是，中共不能接受美国关于无法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和援助的解释。这一点，实际上并不能成立。此时苏联亦至少在官方上仍维持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另外，即使在大陆，新政府并未成立，国民党政权仍盘踞相当地区，美国人从国际法上所作出的辩解不管动机如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两者在此问题上实际上不是达不成一致，而是我党自己早已经有了结论了；第二，司徒提出，美国最担心的是共产主义的问题，希望中国未来的政府是一个能吸收包括民主党派和自由分子在内的真正的联合政府。对此，我党的解读是美国仍在干涉中国内政，是“孙猴子想钻到如来佛肚子里捣乱”，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这一点，更是滑稽。美国的政策是前后一致的，不要说即使在内战期间，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也是指出需要国民党实施真正的政治改革为前提的，即使在国民党占据优势的时候，美国也是主张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因此要有也是“阳谋”，何来阴谋一说。实际上，我党对此早在重庆谈判时就是心知肚明，且大表欢迎的。只不过现在时来运转，我党已经枪杆子夺取政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序幕即将拉开。任何与共产党分享最高权力，从而在实质上可能会挑战我党绝对领导地位和权威的做法都会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第三，关于如何对待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华权利的问题。我党认为一切国民党时期签订的条约均是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内战期间国民党和美国签署的《中美商约》），因为任何在此基础上的外国在华权益均不能得到承认。这一点，也站不住脚。我们即将看到，我党对苏联完全是另一个口径。实际上，国民党与苏联签订的一个最大的不平等条约，即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就在稍后毛和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同盟友好条约》有限修改的基础上基本上继承下来了。另外，究竟如何对待外国在华权益的问题，也应该在谈判中解决，而不是一刀切地宣布一个前提条件，事实上主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总之，事后来看，中共和美国试探性接触完全是一个先有结论，再开始谈判的逆向过程，没有任何结果乃题中之意，有结果反而会是咄咄怪事了。

至此，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通过与中共一系列的交往，美国基本上对中共也有了更深的认识。1957年艾奇逊给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摩根索通信（澳大利亚学者David Mclean对此有具体介绍和分析，中文版具体内容可参见《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针对后者批评他屈从于意识形态的压力，不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考虑对中共承认问题，艾奇逊回击了这一说法。在艾奇逊的回信中，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即美国对中共意图的研判，是通过中共的具体针对美国的行动，而不仅仅是他们在外交方针上的宣布来考虑的。换言之，宣言是表象，行动才是发信号的可信机制。从华德事件到司徒与中共谈判，艾奇逊强调是中共的一系列行动表明他们不想得到美国的承认。应该说，艾奇逊的这一判断和毛的主观意图其实是相当吻合的。

艾奇逊谈到的另外一点和中共在1949年与苏联的进一步动作密切相关。实际上，自中共和美国的公开接触渠道关闭之后，美国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可爱的想法，那就是中共和苏联虽然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两者仍然不能划等号。毛是铁托式的民族主义者，不会对莫斯科惟命是从。因此，在中苏之间打下楔子，分化中苏关系，使中共在未来的美苏冷战中对苏联保持距离是可能的。这种思想，继续主导了美国的对华决策并反映在对台湾政策当中（我们即将谈到这一点）。不过，这种看法，在1949年连续受到重大冲击。首先是49年7月当刘少奇在莫斯科秘密访问时，斯大林明确提出两党分工负责，亚洲各国共产党应由中国党来指导和帮助。让中国党来指导帮助亚洲党，说透了，也就是让中国党运用自己成功的经验来推动亚洲其他各国共产党早日走上革命的道路。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理事会的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坚持必须向亚洲各国提出武装斗争的方针。尽管刘的提议受到与会他国代表的异议，斯大林对刘少奇的作法却予以鼓励，其报告被认为"是正确的，及时的，建议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见杨奎松：《斯大林为什么支持朝鲜战争？－读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文）。这一公开发出的输出革命的信息，对美国冲击是不言而喻的。紧接着，12月16日毛泽东开始访问苏联，并于1950年2月（此时离朝鲜战争爆发已经不到4个月了）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苏联最大的成果，在于明确获得了中共对外蒙古独立现状的承认。而苏联亦以放弃一些旧特权为代价，换得了一些新特权，以致在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开始不断批评斯大林通过条约所规定的新特权把新疆和东北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半殖民地），正式确立了两国间的盟友关系。至此，美国人不得不把中国和苏联同等对待了。
    在中苏谈判时，发生了一个与中美苏均相关的一个小插曲。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因为在条约具体条件上与斯大林发生分歧，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嘲讽毛是“中国的普加乔夫”，“一个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的聪明人”，于是毛泽东把自己关在克里默林宫生闷气。这导致外界议论纷纷，有传言甚至说毛在莫斯科被软禁。受这一情况的刺激，不明就里的艾奇逊在1月12日发表演说，继续对中国发出诱惑。他对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做了说明，并苏联正在把中国的包括外蒙在内的北部领土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为此，艾奇逊还正式宣布台湾和朝鲜半岛不在美国承诺的防御圈内。对美国这种痴心不改、争取中国的试探，斯大林这老奸巨猾的权谋大师（老毛和他比，毕竟还是差了点火候），在万分焦急的同时，也决定好好利用这一机会，再度挑动毛与美决裂的决心。五天之后，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拜会毛泽东，要求北京和苏联政府一致行动，驳斥艾奇逊的谎言。而毛泽东向莫洛托夫透露，最近美国方面通过不同渠道试图与中国谈判，可是中国为了争取时间先办好国内的事情，采用了各种策略“推迟被美国承认的时间”。最后，毛亲自起草了一个对艾奇逊演说的驳斥，交给胡乔木以新闻出版署的名义对外发表。这一事件，对中美苏三方互相利用、勾心斗角的态势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它所发出的信息是真实的，即不管美国再如何动作，中苏结盟的事实已经无法动摇了。至此，美国争取中国脱离苏联阵营的努力完全落空。
如果说，中苏结盟只是在战略上清晰并强化了美国对中共政权性质的认识，紧接其后爆发的朝鲜战争更进一步使美国深信这是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在东亚向美国蓄谋发起的挑战。1月17日，还在中苏谈判期间，金日成对苏联使馆参赞表示，一想到朝鲜半岛还没有实现统一，他就几乎夜不能寐（SKYWALKER注：政治人物似乎都喜欢晚上睡不好觉。成克杰也说，一想到广西还有数百万人没有脱贫，他就睡不好觉）。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金日成进一步极力游说斯大林支持他武装统一朝鲜的计划并最终获得斯大林的同意。
不过这时斯大林加了一个附加条件，他要求金日成向毛泽东通报这一情况，只有在毛泽东也首肯的情况下，金日成的要求才会被最终接受。于是，夜不能寐的金日成于5月13日秘密访问北京，告诉毛情况的最新发展，并请求毛的同意。毛的最终决定，将成为影响日后一系列事件发展，包括台湾问题来由的关键。可惜，尽管毛早已把台湾问题列入国内问题的首要位置，且此前他曾对金日成不止一次地表示，只有当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之后，才能帮助朝鲜统一问题，但神差鬼使的是这次毛还是同意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为朝鲜战争的发动打开了最终的大门。

长久以来，国内的历史学家对毛最终选择的解释是，毛不可能拒绝已经由斯大林和金日成共同商定了的事情。在SKYWALKER看来，这种解释根本站不住脚。从历史上看，如果说在中共势力弱小，必须仰仗莫斯科鼻息以生存的时候，中共的确深受莫斯科的影响。但一旦我党实力上升到可以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候，毛是绝不会对莫斯科的声音简单地拱手称臣的。一个例子是，在49年1月斯大林有关如何建立联合政府问题提出了建议，但被毛泽东利索地在与米高扬的西柏坡会谈中否定。另一个例子就是在第二次国共和谈期间，毛泽东向斯大林发电报，询问斯大林对和谈的建议。斯大林的本意是，在中共占尽上风的情况下，不应该拒绝和平提议，因为这样会在政治上被动。因此，应提出对方不能接受的条件使其拒绝，这样，和谈破裂的责任就可以不必由中共来承担（斯大林算计得多好呀！）。但在通信期间因为一些技术原因，毛误解了斯大林的建议，以为斯大林要求他放弃打过长江去的机会，严词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只是后来误会消除，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见《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马贵凡译）。这些事实说明，在毛羽翼已丰的情况下，任何他认为对己不利的想法，哪怕是来自斯大林的亲自建议，也可以毫不犹豫地给予否定。所以，那种认为因为斯大林和金日成如何如何，导致毛无法拒绝的解释，是没有道理的。SKYWALKER认为，毛之所以在台湾问题未解决的时候，仍然答应金日成的计划，一是因为他按照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既然美国没有干预中国内战，而中国的战略地位比朝鲜又重要得多，那么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会在朝鲜半岛上实行军事干涉；二是，他过于相信了艾奇逊关于把台湾排除出美国防御体系宣言的约束力，没有想到这是美国为争取中国不投入苏联集团的条件之一。如今，冷战的敌—友划分已经在美国决策者眼中成型，中苏实际上已经被美国看作是一丘之貉，这样，以前美国作出决策的前提出发点实际上自然就不存在了。更糟糕的是，毛此时对美国军方、国会和国务院系统关于台湾问题时下正在进行的白热化讨论和争执完全两眼一抹黑，根本没有看到他最近一系列的举动已经强力支援了美国强硬派对谨慎派的压倒性优势，从而迫使美国的既定政策将会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来了个戏剧性的转变。总之，毛的这一决定将彻底断送他一统天下的计划。他不久就将亲自品尝到自己错误决定所酝酿的苦果。

在罗哩罗嗦交待了一大通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中美苏三方的战略互动的背景以后，现在终于是该时候来梳理一下美国在此期间的对台政策演化，以及朝鲜战争所带来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效应了。

事实上，美国军方以及国务院系统在有关台湾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执和裂痕（具体内容可参见沈志华：《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一文）。简单地说，早在二战刚刚结束不久的1948年起，军方系统就强烈主张美国插手甚至接手台湾，作为在亚洲的冷战基地之一。而艾奇逊主持下的国务院系统则持相反意见，主张放弃台湾于不顾，认为台湾落入中共之手只是迟早的事情，而美国不应该介入中国的内战，而应及早脱身。军方和国务院的意见分歧之大，有时竟到了各说各话的地步。终于，国务院和军方在49年12月就有关台湾问题召开联席会议，进行了一次直接交锋。会上艾奇逊再次表达了他的观点：“… …台湾对于美国的 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因此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 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苏联当做唯一的伟大盟友。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从6 年到12年而不要从6 个月到12个月来看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杜鲁门支持了国务院的观点。随后艾奇逊发表了不把台湾纳入美国防御体系的声明，这是他在台湾问题上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但是，声明的发表并不能阻断来自军方和国会的持续压力。事实上，这一压力仍然在不断提高，迫使杜鲁门在发表公开声明时对原件作出了两样修改：把"无意将台湾同中国分开"这句话删掉；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 地"这句话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样。为美国日后视需要改变台湾政策打下了伏笔。即使如此，军方的不满仍然在上升，继续对既定政策公开或不公开地予以挑战。先是在国防部里，从4 月至6 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主张推翻杜鲁门1 月5 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苏联已经安全接管了共产党中国"。5 月25日，即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国防部长约翰逊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总统同意向台湾派出一个观察组，以掌握关于如何才能防止台湾落入敌对国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
    与此同时，艾奇逊的国务院系统也后院起火。刚刚出任国务院顾问的极端反共的杜勒斯也提出了改变对台政策的问题，于5月18日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由 于共产党控制了中国，而中国又与苏联结盟，世界上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并且朝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 的方向倾斜… …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美国应该迅速采取一种能够显示我 们信心和决心的全新与强硬的立场。杜勒斯认为，在台湾采取这一立场是最有利的，他说："如果美国宣布要使台 湾保持中立，既不容许它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容许它被用作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这 一决策坚持下去，除非苏联发动公开的战争”。杜勒斯还在国务院中找到了不少分量不轻的支持者。此时，艾奇逊的有关台湾的既定政策在强大的压力下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可以看出，从台湾问题来看，艾奇逊对其所代表的国务院提出的对台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有力的辩护，就是中国和苏联性质不同，应该在冷战中把它们区别对待，不要因为美国的举动把中国推入苏联集团的怀抱。实际上，艾奇逊台湾政策最大的支持者，不是杜鲁门，而应该是那位把他和杜鲁门看作是帝国主义阴谋代表的毛。但恰恰是毛，除了不断对艾奇逊冷嘲热讽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增加艾奇逊对军方压力的反击。相反，毛的一系列举动，尤其是中苏盟约的签订，坐实了美国强硬派中苏勾结的指控，给艾奇逊的反对派提供了强大的弹药。好像是嫌自己在打压艾奇逊方面做得不够，毛在朝鲜问题上进一步放水，终于使朝鲜战争的爆发成为压垮艾奇逊政策的最后一颗稻草。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召开会议。在会议上，军方不谈朝鲜，而大谈台湾的重要性，布莱德利还当场宣布了老军头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此刻的艾奇逊，已经无力再坚持自己的台湾政策，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他反而提出了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的建议。我想，艾奇逊在作出这一建议的时候，心中也未尝不感到轻松，或许他也会感谢朝鲜战争终于给他自己一个绝好的台阶吧。毕竟，这样顺坡下驴的机会不是能够经常遇到的。艾奇逊的建议被采纳，美军出现在台湾海峡，从此台湾问题正式浮现，注定将在今后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成为中美关系的试金石和毒瘤。

那么，总结这段历史，我们究竟能在台湾问题上得到什么历史教训呢？本来，
SKYWALKER的原计划是在此之后继续回顾从1951年以来围绕中美台爆发的3次台海危机，在此基础上继续总结中美的应对和反应，再提出所谓的经验教训。不过，考虑到时间、精力有限，再加上这些新的信息实际上也只是对现有信息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因此我已经不打算再继续写下去，而直接在这里从1950年跳到现在的“公投危机”，谈谈我总结的历史经验，尽管这实际上并不符合我一贯的写作习惯。SKYWALKER的看法是：

    1、不管美国如何介入大陆-台湾之间的争端，它的模糊策略是否能起作用，取决于他相对大陆的实力优势以及他给双方传达的公正与否的信息。前者决定它的威慑是否会起到作用，后者决定他的调停是否可以被对方鉴定为公正而予以接受。任何对这两个条件的背离，都会对美国的模糊政策带来致命的后果；
    2、美国的决策系统，不是铁板一块。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国务院对政治的考虑更
多，而军方对军事的考虑更多，有时再加上国会，它对意识形态的考虑更多。这是为什么赖斯刚发表反对入联公投的讲话不久，而国防部长盖茨就宣布他对台海军事安全并不担心这一看似双簧的内在原因。这种美国决策系统内部政权夺势的争斗，大陆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把握。对大陆而言，阻力最小、见效更快的是加大国务院系统的声音，增强他们相对军方的优势；于此同时，加大对美国国会和军方的沟通，争取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对大陆的敌意。总之，大陆应该大力加强对美国政治和决策体制的研究，万不可像毛一样，盲人瞎马，嘴上建立统一战线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干的却是削弱朋友，加强敌人的事情。不过，留给大陆的时间也许不是很多了。
    3、在冷战中，美国对华战略实际上从属于美国的整个冷战战略，对华政策实际上
无时无刻不是和美国的对苏政策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以及大陆在抛弃毛路线后综合实力的迅速上升，有关中国朋友—敌人的争论在美国决策界的争论持续升温。就像1948-50年中苏是否性质相同对美国决策者的影响一样，目前对中国的定位如何，将最终决定美国在台海有事时进行最后抉择的决心和意志。
    4、因此，大陆的对美优先策略，应该是促使美国的决策者相信，中国和美国即使
不是天然盟友，也绝对不是必然敌人。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国就不会对美国的现有核心利益进行挑战。如何把这一信号准确而及时地传达给美国决策者，并促使他们相信这是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对中国至关重要。目前中国做得最多的似乎是不断加强中美的经济联系，但经济联系只是基础性工作，并不能说明一切。中国需要对美国进行明确的政治表态，表达她未来解决台湾问题后对国际格局、军事部署和战略力量投射的基本看法和承诺。其核心是消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忧惧。一个可以考虑的做法是承诺在解决台湾问题后，中国将在军备上实施主动控制，不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另外，建立中美决策者之间的联系热线，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借鉴美国启用核武器的机制，一旦战事爆发，美国决策者很可能只有很少的时间（在核反应机制中只有10分钟）决定反应模式。这段时间对中国至关重要，因为是否能和美国最高决策者直接沟通，削弱甚至打消他们武装介入的形式和力度，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统一大业的结局。因此，建立两国各层次甚至是最高级别的热线联系已经是刻不容缓。
    5、中国承诺的可信赖性，不仅仅取决于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在解决台湾问题后在台湾实行的政策。鉴于大陆早已承诺给予台相对香港、澳门更优惠的政策，因此以前的承诺，即使在大陆不得已使用非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后，仍然应该有效。这样，不仅可以极大地减小来自台湾内部的阻力，也将最大限度地向外界发出大陆信守承诺的信号。
    6、如果中国不能成功消除美国的疑虑和戒心，那么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国在
未来可能武装干涉台海时可供调动的资源和支持。从美国内部来说，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决定了 它不可能不经本国人民的同意，在台湾海峡这样一个地方长时间地与一个向中国这样的大国直接武装对抗而付出巨大代价（当然前提是中国有能力让美国付出这样的代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决策者的对中国的认知当然重要，而如何影响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认知也同样重要。如何改善中国在美国人民中的形象，使大部分美国人相信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是中国的决策者责无旁贷的努力方向；从美国外部来说，中国应该争取保证美国的潜在军事盟友（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甚至印度）保持中立，这一点，中国目前似乎做得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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