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骼事件中令我失望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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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main-content class=item-content>[<div style="LINE-HEIGHT: 160%; FONT-SIZE: 14px">骨骼事件中令我失望的知识分子

谷歌败退中国大陆，民间反应，哀悼者称快者不一而足，官方反应则一如既往地整齐划一：欢呼帝国主义经济渗透文化侵略遭到可耻失败，大有当年别了司徒雷登之势，只是加了个“表示遗憾”之类的言辞，装一装深沉。这类言论中的民族、民粹主义泡沫忽略不计，单说持此论者看起来最清醒最言之成理的一条观点：外国（跨国）企业不可在驻在国寻求超乎法律的特权。

这个观点本身是绝对正确的，也是国际通例，比如前一段看足球，忘了是皇马还是哪个队，胸前的广告是博彩公司的，结果到了另一个禁止博彩广告的国家打客场，就得乖乖换上不带广告的球衣裸奔。同理，我国的法律禁止贩毒、贩卖人口，如果谷歌在中国挑战这些法律，我也会抵制他们，如果有去他们门口抗议示威的，我也可能会参加（挑头我肯定不会）。但是谷歌“挑战”，或者说不能接受的是哪条法呢？是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传闻中的盗窃Gmail信箱事件未经证实，姑且不论）。

确切地说，既然是全国实施的制度，那么谷歌连这条也应该遵守，但这话在不在理也应该由国家机器来说，知识分子随声附和之前，应该考虑清楚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法律环境

我朝——请原谅我用这个戏谑的称谓，但看看现在庙堂上凭血缘关系身居高位的门阀势力，确乎有点王朝社会里“高门无下品”的意思了——的法律环境是何等样的呢？打江山时候的合法性问题就不提了，坐上江山之后60年不民选，只是单方面擅自宣称代表这代表那，这种情况下打出来的法统是不是过了有效期，这里也暂且不论，就说当下的法律执行环节的情况。

或者再简短点，就说本世纪的，从孙志刚算起，黑砖窑、俯卧撑、“躲猫猫”、杨嘉、“石首”、毒奶粉、邓玉姣、70码、唐福珍、“喝开水”……这些年来这类权力机关涉嫌违法，或涉嫌包庇违法者的恶性事件，我这样埋首故纸从不看社会新闻的都能随手列举出这么多，这还是爆出来的，被压下去的更不知凡几，要全列出来恐怕得写好几个G。

至于不那么恶性的，领导看个病要包医院，看个电影要包场，压个马路都要封大街，违章停车被警察询问，不掏驾照却掏人大代表证……小民看不见的特权更不可胜数。像这样凭借公职对社会资源的非法占有，其对法律和公众的负面影响，要比1亿个谷歌都严重。

所以，强调法律原则的，如果是官方身份，何不检醒一下，以自己（此处自己一词指其所在的利益集团）“逍遥法外”的一贯表现，要求别人“有法必依”时，凭什么理直气壮？如果是非官方的知识分子，何不看清楚，违法、枉法的最大毒瘤为谁？如果说谷歌违了法，那好，窃钩者诛也就诛了，那么窃国者呢？我们就任其诸侯？在贯彻法律、维护法律尊严方面，何不“让领导先走”？

第二，法律的合法性

我没受过法学训练，也没自学过相关知识，“法律的合法性”这个自创的提法，怕是要贻笑方家。

但我确实听说过，《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中国《宪法》司法权所及的范围内，不能有任何法律法规政策条例之类的东西，与《宪法》相抵触。这样的表述，根据我的理解，就是说，《宪法》上规定我可以做的，你不可阻止我做，否则就是你违法，不管你是政府还是谁；这样的表述，根据我三十年使用汉语的经验，我想不出还有别的理解方法。

但现实是，权力者不但滥用干涉法律、超然于法律的特权，还滥用法律解释权。行使《宪法》赋予的集会自由权，必会被说成非法集会；行使《宪法》赋予的游行自由权，必会被说成非法游行；行使《宪法》赋予的出版自由权，必会被告知“领导有‘不让你出版的自由权’”（韩寒语），听说，过一段行使《宪法》赋予的信访权，也要被按非法信访论处了。

没办法，“解释权归本店所有”，霸王条款都是跟这儿学的吧？

李敖来北京演讲时说他研究过，中国的《宪法》是所有宪法中赋予公民权力最多的。但这些权力还都停留在纸面上。这么搞，搞得《宪法》就像方便面，我始终认为，在中国，方便面是最能代表宪法精神的东西，方便面包装袋上，山珍海味，什么都有，打开之后最多有点压缩的肉屑菜末，方便面与《宪法》的神似之处就在于此。

在行政干预面前，根本大法于是成为无用之物，根要适应枝干。《宪法》在那些衍生于他的次级法面前抬不起头，《宪法》很无奈，《宪法》说：“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传说。”

回到谷歌这事，我们编《宪法》那会还没互联网也没谷歌，后来几次修宪，净关注接班人问题、路线问题什么的了，好像确实没提到要给公民网络自由权。但是，似乎也没禁止，而且，网络自由的意义在于传播信息、表达思想以及共享资源，这在精神上与《宪法》赋予（但事实上没有）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一致的，也是现在这个时代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力。法律暂时没给的权力，比如网络自由，我个人可以暂时先不要，但这个权力是早晚必须给公众的，法律要尽快完善，尽快给，法律不能只为了方便权力者侵吞国有资产而修改。

所以，在谷歌事件中强调法律的知识分子没错，但如果只提其“违法”，那是没把话说全，对思辨能力不足的受众，是不负责任的。古时候的知识分子讲究为生民请命，想来今人也该在这方面致力一二，比起给官家当“护法使者”，这应该更有价值。

第三，媒体、知识分子应当何以自处

我朝也天天说着要建设法治社会，但其实是天天想着法儿治社会。这点我们多有察觉，却只能徒呼奈何，何故？

又说到了当年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里面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在美国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那就是美国人民。大意，我没查原文。

要不说毛主席就是明鉴万里，在美国，有力量的确实是人民。但美国人民虽比中国人民高点壮点，也没有三头六臂，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同样是血肉之躯蝼蚁之民，他们是如何有力量的呢？这其中的关窍毛主席藏下了没说。

这固然是很深的问题，但简要言之，可以说是因为美国（西方）的权力结构是多元化的，也是相对透明的（没有绝对透明）。实现这些，制度方面靠的除了三权分立，还有被称为“第四权”的媒体监督。

昔吾朝之肇造也，有儒人黄炎培等谒太祖于潜邸，问道曰：“一国家一政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我朝何以跳出王朝兴衰轮回？”答曰：“让人民监督政府”。

人民又如何能监督红墙白宫壁垒森严的政府？他老人家没说，也难怪，猫教老虎，确需留一手。但这秘诀说穿了也没什么，正是自由的媒体，让“人民监督政府”成为可能，是媒体把权力者裸承在公众面前。

我朝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媒体圈的知识分子，我觉得希罗多德《历史》里说爱奥尼亚人的一段话简直可以作为写照，“如果把他们看作自由人，他们就是世界上最懦弱的人；如果把他们看作奴隶，他们就是世界上最驯顺的奴隶”。包括我在内，每当司礼监的上谕颁发下来，我就深深体味到希翁透过两千多年时空投来的鄙夷。

我朝媒体人的失位，使得权力可以不受监督地自行其是，贻害包括媒体人自己在内的社会公众，这是媒体人的失职。

谷歌是企业，不是圣人，其逐利属性是第一位，这毫无疑问，其退出或许主要也是从商业层面考虑，但作为网络媒体，在承担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这一方面，谷歌足堪令国内同侪汗颜。有些时候，谷歌对我们家丑外扬，我也不免民族主义虚火上撞，但仔细想想，正是我们国内媒体人的不争气，才造就了谷歌的鹤立鸡群，也正是行之有效的媒体监督，才能保证家丑不会一幢一幢地冒将出来，所以，不是谷歌爆出的东西太多，而是像谷歌这样能够爆出东西的媒体太少。如果国内的同类网站能有谷歌的水准（不说技术上的），那谷歌他爱走就走，鬼才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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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if I knew that tomorrow the world would go to pieces, I would still plant my apple 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