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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国家,我要让她更自由。——胡适
我的国家———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第一、“统一”加“民主”,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分裂”加彻底的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甚至黑帮资本主义。我说的分裂是实质上的不是名义上的,就像民国初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有一个基本观点,一些热情鼓吹联邦制的知识分子,正好在促使国家分裂的方面,跟他们所痛恨的贪腐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合流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以为“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结果他们犯了他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今天的知识分子看来还在犯。
第一、联邦制不等于民主制。联邦制有多种,美利坚是联邦制,俄罗斯是联邦制,不列颠是联邦制,德意志也是联邦制。他们的区别千差万别,打算要哪种?联邦制,究其基本含义,是中央和地方,建立宪政的架构,合理的分权。民主制的基本含义是政府由人民授权,人民选举产生代议机构议会,直接或间接选举主要领导人。其中的差别是明显的,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要联邦制就能得到民主吗?还有,那份宪章,一方面要求在RPC的宪法的框架下落实民主权利,要求人大批准人权公约;另一方面,又要搞联邦共和,那就是要推翻RPC,因为RPC不是联邦制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第二、历史证明贪腐集团最后会选择搞垮国家来逃避清算和继续掌权。苏联怎么解体的?“高层的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与黑社会、富翁、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结盟。他们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大卫·科兹在清华大学的讲演录)99年前,真的是我目前所在的武昌的枪声,攻下一座总督府,就能终结清王朝吗?这是神话!终结清王朝的是一个政治过程,是强人慈禧死后,新掌权的摄政王缺乏威望,各省旧官僚乘革命党起义的机会,奉军事强人袁世凯为领袖,把国家瓦解掉,这些旧官僚既可逃避清算又可继续掌权,何乐而不为?直到1927年北伐成功之前,国民党只是他们的利用的对象。最后这些旧官僚和北洋军阀都失败了?为什么?主要的不是政治原因,是他们运气不好,正好碰到新一轮军事革命的时期,碰到现代军队取代旧式军队的时期,蒋介石的成功,本质上是抓住了这轮军事变革的机会,建立起一支小而精现代军队打败了北洋军阀的大量旧式军队。如果这轮军事革命迟一二十年,中国还有统一的机会吗?也许1930年代就被日本征服了吧。
第三、解剖一只麻雀:湖北省委常委班子和副省长班子。网上可以查询到,这两个实权班子的成员,80%都是本省人或者长期在本省在本省工作(不仅湖北,绝大多数省份都是如此),其门人亲信掌握着各省直部门,全省各地市,包括县委书记县长等县级主要领导,他们是这个省的实际掌权者。他们虽然各有矛盾,部分人和中央的派系也有一些联系,但是,一旦出现了联邦制的条件,这些人会迅速团结起来,结成政治集团,各省还会同气连枝。而且,即使联邦制的设计者让各地市分省级的权,各地市一级没有独立而有力的利益集团,是无法实现的。结果就是,中央向省级分权,省级不再向下分权,国家就实质上瓦解掉了。
第四、为什么以太子党为核心的中央级特殊利益集团也会支持把国家搞垮的方案呢?我曾经迷惑于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其一、中央级的特殊利益集团包括其亲信马仔们在国企改制、证劵市场(如王益)、土地开发,工程建设等等,几乎包含各行各业,依靠权力大发其财,积累了以十万亿计的不义之财,他们迫切的需要洗白,需要逃避清算。近几年的大案,陈良宇黄光裕王益许宗衡等案,更加剧了他们的危机感。把国家搞垮是最好的逃避清算之道,已为清朝和苏联所证明。其二、特殊利益集团有三个有利条件可以在松散的联邦制条件下继续控制这个国家。首先、太子党牢牢控制着军队中上层,这始终是有力的威慑;其次,俞在山东湖北,习在浙江福建,薄在辽宁重庆,李长春张德江在广东,上海就更不用说,都有大量的旧部亲信,诸侯们会获得更大独立性,但不会完全脱离旧主。再次、特殊利益集团掌握着拥有数十万亿资产的庞然大物——央企。依靠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要津省份的旧部,将这些省份结盟,加上央企庞大的经济资源调配,以太子党为核心中央级特殊利益集团完全可以继续成为新的松散联邦制中国的统治者。
第五、右派知识分子的作用。自由派一向瞧不起体制内维护体制说话的知识分子,取了不少难听的名字,就不一一提了。当然,我也瞧不起那些体制内的孬种,八九年之后被阉是次要的,自阉是主要的。他们已经是自觉自愿的跟体制站在同一战线上,他们的发言都经过自我审查,自觉地符合体制的利益,他们大多数已经形成一种依附性的人格,被自由派鄙视毫不奇怪。还有更重要的,自由派不关注的,自由派更关注意气之争,文人相轻嘛。十年来规模巨大的教育产业化,高校乱象,中小学乱收费,体制内知识分子起到什么作用没有?特别是中小学乱收费,教师至少是帮凶。社会对教师包括高校教师的风评之差,百年来未有,体制内知识分子没有责任吗?一切都推给共产党吗?说不过去吧。孬种!孬种!!孬种!!!
李敖05年在北大演讲说,他放弃自由主义,我佩服他的远见,因为自由主义太难了。看看海外的自由派(民运),国内的自由派,媒体的自由派(长平秋风),颠三倒四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茅于轼陈志武),还有民粹主义的郎咸平,这个国家的思想界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自由派有一种道德优越感,反体制骂共产党就是道德高尚的,名气大点的言语还克制一点。看看还没学会规矩讲话的小右派愤青袁腾飞,都三十八岁就这水平。自由派本质上是用自恋掩饰自卑,说的好听点就是顾准说的精英自由主义,说的不好听就是伪自由主义。跟明朝那些越挨皇帝板子越高尚的士大夫有得一拼,最后汉族被异族征服,士大夫阶级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从来就是这些书生误国。蒋廷黻就认为:“中国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
还有颠三倒四的经济学家,自由派的张维迎茅于轼陈志武,民粹主义的郎咸平。张维迎不是参加了所谓的“新西山会议”吗?贺卫方先生在会上说他赞成共产党公开分为两派,我也赞成,既然中共的保守派特殊利益集团派这么强大,那就干脆分家嘛,自己站出来号召人民支持,干嘛非要跟改革派胡温捆绑在一起,大家都累。我理解,贺先生主要思想是要为国家建立真正的宪政探索道路,可行又走得通的道路,他是务实的温和的,我很尊重他。张维迎则不同,什么“冰棍论”、“官员受损论”、“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缺乏基本的人性,张的基本是立场是官僚资本主义。茅于轼又有不同,茅签了08宪章,居然没人管他,也算奇事。茅是代表民间大资本家利益的,什么大学应该高学费,国有资产人人分。陈志武也是一向奉行分钱论的,还有减税,大致是9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开给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陈虽然是华人,毕竟是美国人。茅和陈,还有那个任志强,长期鼓吹取消18亿亩红线,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温家宝决定把18亿亩红线改成17亿亩,结果会怎么样?各级官员会迅速大跃进,把红线压成16亿甚至15亿,短时间酿出无数拆迁血案,对不起,所有责任都由你温家宝承担。他们不明白这个政治现实吗?是真傻还是装傻,我看是装傻,这是乱国之论,其心可诛。还有郎咸平是民粹主义,不过他很特别,不是针对真正的底层,而是针对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十年来的高教大跃进生产了数千万的混日子大学生,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者。
光怪陆离的思想界,处于混乱迷茫中的国家和人民。海外民运已经达成了要搞联邦制的统一纲领08宪章,如果有一天,特殊利益集团决定要搞联邦制,承诺搞了联邦制给人民分钱,还加大社保医保教育投入,国内自由派也告诉人民搞了联邦制就能得到民主,民主也确实开始在不损害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前提下逐步推行。所有人都得到好处,包括人民也得到好处,唯一损害的是这个国家。是这个国家从新成为世界第一流先进民主国家,第一流大国的前途。
第六、特殊利益集团早已卖国向欧美输送利益交换支持。多年以来,以高盛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在国内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上市之后以数倍十倍的套现,而出海投资投一个亏一个,投黑石巨亏,坊间普遍认为是利益输送,而公开媒体层面无人敢于谈论,其背后政治高压可以想见。
每一个糊涂的自由派,我请他记住奥巴马的一句话:10多亿中国人如果富裕起来会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这句话我永远无法同意,因为我一出生就是中国人,这是我无法选择的忠诚。
以上是我的破论,我还有立论,合适的时候再写。我只先说一句,我今年二十七岁,不是三十七岁,到我的晚年,我可以赞成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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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幼儿园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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