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口下的丹东捕鱼词典 傍艇费 帮艇费 绑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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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口下的丹东捕鱼词典
傍艇费 帮艇费 绑艇费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邵世伟 实习生 张雪彦
发自：辽宁丹东、大连 2013-06-20 10:14:04 来源：南方周末
标签丹东渔民傍艇渔业资源朝鲜海域海上边界
编者按:去不去朝鲜水域打鱼，对丹东渔民而言，是生存还是破产的问题。而要去朝鲜海域打鱼，就必须交一笔费用给丹东的傍艇公司。业内人士说，目前丹东东港80％的渔船都参加了傍艇。

目前中朝并无官方海上边界。一些为躲避高额傍艇费而在民间“口口相传”的传统分界线打鱼的渔船，屡被朝方扣押。于是绑艇费出现。种种惊险或者悲伤的故事背后，是这一代中国渔民，日益艰难的海上生活。



“傍艇费”以及朝鲜绑架中国渔船事件背后，是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匮乏后丹东渔业的困局。支付给朝鲜军方的钱，也是在为过去几十年间的过度捕捞埋单。 （CFP/图）

到底是“帮”艇费还是“傍”艇费，丹东一带的渔民们也弄不清。但不管是“帮”还是“傍”，渔民们既厌恶这种在别人枪口下谋生的灰色味道，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傍艇”，渔船甚至无法生存。新老两代船主都曾试图告别危险的朝鲜海域，但现实就像一根绳子，把他们绑在东经124度线附近。

绑 艇

“我本以为经过去年的事情，朝鲜不会再这么干了。”

2013年6月1日。被朝方扣押16天的“辽普渔25222”回到大连。

朝鲜方面释放船员和船只是在5月21日零时。但回到中国海域的“辽普渔25222”号渔船仍继续留在海上打鱼。“如果没有收入，怎么给船员发工资呢？”船长姚国治告诉南方周末。幸运的是，近10天时间里，他们带回来了大约价值50万元人民币的海鲜。

2013年5月5日夜，已经下网的“辽普渔25222”号静静停泊在东经123度53分、北纬38度18分的海域上，远处的东经124度是渔民们公认的中朝海域分界线。船员都已入睡，直到长30米、宽5米的朝鲜巡逻船靠近时，驾驶室里的船长姚国治才发现。

姚国治被押到对方巡逻艇上，船员们则被赶到渔船前舱。朝鲜军人关闭卫星系统，删除航海记录，熟练地把“辽普渔25222号”开到关押地点——位于朝鲜西部大同口的椒岛。15天里，渔船被牢牢地和巡逻艇绑在一起，船员们被要求不准走出舱门一步。

5月6日傍晚，朝方翻译打电话给船主于学君索要赎金120万元。在此后的关押期间，赎金由120万元降至60万元，“交钱”是于学君和姚国治听到的最多的两个字。直到5月21日放船前，朝方还没有放弃向于学君提出赎金要求。

“我本以为经过去年的事情，朝鲜不会再这么干了。”船主于学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于学君所说的去年的事情，是一年前船主张德昌、孙财辉的遭遇。

2012年5月8日早7时许，就在“辽普渔25222”号出事不远的东经123度57分、北纬38度05分海区，“辽丹渔23979”、“辽丹渔23528”、“辽丹渔23536”三艘船相继被同一伙人强行押走，关押在朝鲜西岛。

扣船后，朝方向三艘船的船主张德昌、孙财辉提出了赎金要求，最初是每艘船40万元，随后又涨至每艘船90万元。

扣押期间的遭遇几乎一样，船员们都被限制人身自由并遭到殴打，船员只能靠鱼食填饱肚子，不得不在饮料瓶中方便。

多次努力无效后，三位来自大连的船主最终选择了在网上公开朝鲜扣船事件。最终在多方压力下，朝方放弃赎金，放归了渔船。

事实上，近年来被朝鲜扣押的中国渔船远不止这四艘。

2012年12月，正在东经123度52分、北纬38度10分海域作业的“辽丹渔23796”号突然与船主姜宝金失去了联系。一天后，姜宝金接到了由朝鲜打来的电话，“船长告诉我交10万元赎金”。而在2005年，姜宝金便曾遭遇过被朝鲜扣船勒索，当时对方向他索要了15万美金。

2011年，丹东人李昌学的渔船也在黄海北部海域被朝鲜扣押，并被索取赎金13万元。

甚至就在“辽普渔25222”被扣三天前的5月2日，“辽丹渔25395”号被朝鲜扣船并索取赎金15万元。

除了于学君、张德昌、孙财辉三人，大多数船主都选择了交付赎金。

2012年被扣船后，姜宝金准备了10万元现金，由一艘外贸钢壳船送往交易地点朝鲜椒岛。李昌学所在船的船主也托一艘接货船将赎金送往朝方扣船地。

事发之初，于学君三人都曾被要求联系一个归属地为辽宁丹东的号码，三人也曾试图通过私下解决。2012年5月船只被扣后，张德昌经由朋友介绍曾前往丹东东港某公司联系一位“有力人士”，希望通过他出面解决渔船被扣。“他说可以解决，但赎金不能少。”张德昌对南方周末说。

据南方周末调查，交付名为“傍艇费”的赎金的渔船大多为丹东东港船只。“他们都是傍艇的，也就是在朝鲜海域打鱼的。”张德昌说。

而坚持不交赎金的，则都不是傍艇的。而是声称在中朝模糊海域打鱼，而被朝鲜方面劫持的。



丹东东港码头渔民在拆卸渔船网具。因为中国水域渔业资源匮乏，这一带80%的渔船为谋生去朝鲜海域帮艇。 （CFP/图）

傍艇

“在丹东，不傍艇就是个赔。”

据多位知情人士介绍，“傍艇”始于丹东东港，意为“傍靠”朝鲜军方舰艇在朝鲜海域捕鱼。

“在丹东，不傍艇就是个赔。”经营渔船三十余年的辽东渔捕4086船主姜信敏说。

丹东东港位于中朝界河鸭绿江入海口处。这里是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海港，渔船自港口出海后只需微微向东偏航，不到一小时便会经鸭绿江口驶入西朝鲜湾。

据多位东港船主介绍，长期以来东港渔船便有前往朝鲜海域捕捞的习惯。而东港盛产的梭子蟹、油滚子等渔获更是只有在中朝海域交界处以及朝方领海才能捕到。

东港市星源码头、黄平码头多位海鲜收购商介绍，目前黄海北部中国境内渔业资源已濒临枯竭，朝鲜海区渔货已成为东港海产品的主要来源。“以皮皮虾为例，朝鲜捕获的价格要低至少一半，因为量大。”东港华美渔业谢女士介绍说。

不仅是海鲜市场，东港多处船员中介所负责人都向南方周末表示，如今船员上船都会选择在朝鲜海域“傍艇”的船只。

“朝鲜休渔晚，这样工作时间长，挣得也多一些。”东港赵三姐信息部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说。

资料显示，中朝两国曾于1972年签署了为期5年的《中朝渔业互助合作协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朝渔业合作协定过期后，东港地区的赴朝渔业捕捞便以民间“傍艇”为主。

“傍艇”，是由在朝鲜有关系的丹东人作为中间人，向赴朝鲜捕捞船只收取费用，并将这笔钱转交朝方以换取捕鱼权与保护。“傍艇”的意思是，小渔船傍靠朝鲜军艇在外捕鱼。

“中间人”们在朝鲜关系方各有不同，所组织傍艇的海域也毫无重叠，交纳傍艇费的船只，只能在中间人规定的海域进行捕捞。朝方对于这些渔船也少有刁难，最多是偶尔上船抢走些物资，不会进行扣船。

“现在被劫走的都是没有交傍艇费的船。”已经参加傍艇14年的船主张德才说。当然，也有与傍艇无关的船被劫走，他们多是为躲避高额的傍艇费而在“模糊海域”打鱼的渔船。在目前公开的官方文件中，找不到中国与朝鲜海上边界或临时边界的记录。中国社科院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心专家朴键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说，东经124度线通过渔民的捕鱼活动“口口相传”确定下来的。包括此次“辽普渔25222”号，都是在东经124度线以西被劫持的。

张德才回忆，自己刚刚参加傍艇时，整个东港地区组织傍艇的有二十几家，“都是在朝鲜那边有关系的。”由于这些组织者大多自己也拥有渔船，所以后期多数傍艇组织者便成立了捕捞公司，由公司出面组织傍艇。

早期的傍艇费也多种多样，既有按潮汐次数缴纳的，也有按渔获数量计算的，按月交的反而不多。

据李昌学介绍，早期傍艇不允许船只临时更换傍艇公司，甚至曾出现过船只更换傍艇公司后在海上遭遇恶意撞船的情况。

组织的混乱使得傍艇充满了变数，前船主黄勇在十年前参加傍艇时便遭遇过朝鲜扣船。那次黄勇已经缴纳了每月6000元的傍艇费，但渔船进入指定的椴岛以南海域（中国海图标注为461海域）作业不到1个月，便被扣了。

黄勇去找傍艇组织者，结果对方也没办法，“朝鲜换了中间人”。

涉险之旅

为赴朝鲜捕鱼，没拿到名额的船只开始造假。

直到2007年以后，东港地区的傍艇才逐渐被几家垄断。据张德才及多位知情人士介绍，目前东港地区主要组织傍艇的有六家，分别是宋琦（宋老六）的辽宁宝华集团，迟学平（迟大平）的昌平实业，杨传革（老杨革）的润增捕捞，以及老森保、高强、康义三家。

据船主张智才介绍，一番洗牌后，东港地区仅存的6家“傍艇”组织者基本承包了大半朝鲜西部海域，傍艇也随之变得组织化、项目化。傍艇费的收取也开始有专门的细化分类。时间上分为月度傍艇与季度傍艇，种类上则以船只作业种类区分，如拖网、挂网等渔船傍艇价格便各有不同。

2008年6月，张智才的挂网蟹子船参加了宋琦所在宝华集团所组织的“联合捕捞”，时间一个月，收费为2万元。2万元交到公司后，张智才被要求手拿一张中朝双语的证书拍照，几天后，附有照片的塑封联合捕捞证被送到张智才手上。

傍艇公司的人告诉张智才，再遇到朝鲜船时只要出示证书便可。随后，组织者又交给张智才一面朝鲜国旗和一块同样是中朝双语的铁牌，要求他出海时悬挂朝方国旗并将铁牌钉在船头驾驶舱下方。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独立海域。自己的海域周围，会有巡逻船往来，驱赶不是自己傍艇公司的渔船。六家公司当中，宋琦的实力最强，所承包地区有大量油滚子、黄花鱼、梭子蟹，是最受追捧的傍艇公司。杨传革的润增捕捞稍逊，但承包地区同样有大量的梭子蟹。

随着近年来黄海北部污染的日益加重，加之过度捕捞，在丹东附近海域捕鱼变得更加困难，越来越多的船只开始加入傍艇行列。据辽东渔捕4086船主姜信敏介绍，如今在东港地区80％的作业船都参加了傍艇。

要傍艇也并不容易，张智才介绍傍艇公司每年从朝鲜方面拿到的名额都是有限的，“一般最多也就200艘船”。

2011年，由于申请船只过多，有傍艇公司为限制船数将傍艇费提高至一次缴纳近30万元的季度费，停止了按月缴纳傍艇费。张智才也曾帮朋友办傍艇，“人多得都要排队等”。

为赴朝鲜捕鱼，没拿到名额的船只开始造假。五十多岁的陶成已经在东港地区干了20年刷写船号生意了，从2008年起，有船主找到他希望能造一块中朝双语的铁牌，“要和傍艇的一样的”。

据陶成介绍，造假的多是混入三家大公司之外的傍艇船队，这些船只只有铁牌和朝鲜国旗，船上并没有“联合捕捞证”。

“就算造假，也都是托了关系的。”姜信敏记得每次出海傍艇，船只总数都会比限额多上几十艘。

船长张成良的钢壳捕捞船已经连续2年未能傍艇了，但不在朝鲜海域捕捞便只能赔钱。2012年6月，船主给张成良弄来铁牌和朝鲜国旗让他挂在船上。

出海不到10天，朝鲜巡逻艇便登上张成良的渔船。手拿枪支棍棒的朝鲜人什么话都没说，上来就把张成良和船员打翻在地，随后开始搜刮船上物资。等到巡逻艇离开时，渔船已被洗劫一空，“连内裤和黄碟都不放过”。

回港后，张成良才得知船主并未参加傍艇，只是托关系混进了船队。“这都是被逼出来的办法。”张成良说。

实际上朝鲜方面对中国渔船的扣押，也是从傍艇船队中的“冒牌货”开始的。但很快，他们便盯上了中朝模糊海域上的中国渔船。因为扣过去，就有罚金。

没人承认的游戏

傍艇公司说傍艇是政府组织的。但政府说“并不知情”。

2012年、2013年两次发生中国渔船被朝方扣押事件时，都曾有传言称船主被要求汇款到丹东一宋姓人士账户，并有人称该宋姓人士便是宝华集团董事长宋琦。

“这事就是宋老六干的。”传言遍布网络。

2013年6月2日，宋琦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称：“这些都是瞎说的。我们不干违法的事情，这些事（联合捕捞）都是有政府组织的。”

辽宁宝华集团副总经理由能波介绍称，宝华集团是在2007年开始与朝鲜胜利会社合作开发朝鲜西海渔业，由胜利会社负责船只在朝安全以及朝方的沟通协调，宝华负责组织中方船只。双方合作的主要作业地点位于鸭绿江口一带，“2009年我们得到了丹东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该项目的正式承认”。

由能波介绍，东港目前正式参与联合捕捞项目（也就是民间的所谓傍艇）的公司有三家，包括宝华实业集团、昌平实业集团以及润增捕捞，另外还有一部分社会力量仍在组织傍艇。“这次说我们绑架船只的，应该就是这部分人。”

由能波承认有部分船主在船只被扣后曾找到宝华集团，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能帮的我们多少帮点，毕竟有这个能力”。

但除了宝华集团外，另外两家被指组织傍艇的公司——昌平实业集团、润增捕捞公司的工作人员则均对南方周末表示对该项目并不知情。

同样否认的还有丹东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李立元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丹东市政府对此项目并不知情，这些都是民间自发组织的。”

继续玩，或者破产

给中国人交钱或者给朝鲜人交钱，都是钱。

尽管大多数公司不承认组织傍艇，政府也声称“不知情”，但傍艇的游戏，目前看来还得继续玩下去。

东港渔船也曾尝试前往其他地区捕鱼，但效果远不及朝鲜海域。

2012年，姜宝金曾让船只到更为安全的海洋岛一带捕鱼，这里曾是鱼类洄游的必经之路。但船长赶到后告诉他，海洋岛附近10海里已经全部变为养殖区，渔船禁止作业。

“要是被发现，就会扣船扣人，交赎金才能放。”姜宝金说。给中国人交钱或者给朝鲜人交钱，都是钱。

2013年5月30日，休渔期前2日，东港星源、日盛、润增等码头上贴满了“禁止越界捕捞”的标语，航道上一艘艘渔船张挂着崭新的朝鲜国旗正等待联合捕捞船队的集结。

偶尔聊天时，老船主和新船主会为到底是“傍艇”还是“帮艇”的说法产生分歧。对于姜信敏这样的老船主来说，他们更接受“傍艇”这个称呼。20年前，傍艇初始时，东港渔民们每次到朝方海域都战战兢兢，“像一群小鸡一样围在朝鲜舰艇边”。

而姜宝金这样的年轻一代船主则更愿意用“帮艇”来代替“傍艇”，年轻船主们认为这不过是基于双方现实条件的正当交易，朝鲜渔业资源丰富但捕捞能力不足，中方则渔业资源枯竭捕捞能力过剩，“两全其美”。

但不管是“帮”还是“傍”，东港渔民们既厌恶这种在别人枪口下谋生的灰色味道，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傍艇”，渔船甚至无法生存。新老两代船主都曾试图告别危险的朝鲜海域，但现实就像一根绳子，把他们绑在东经124度线附近，离开便是破产。

（文中部分受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