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安：为医生收红包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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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的认知相反，在现有体制下，我并不反感医生收红包。请注意，我这句话有个前置条件：“在现有体制下”。什么是现有体制？简单归纳，就是政府对医疗服务的价格进行管制，医生的市场价值不能通过价格体现出来。在这样的体制下，收红包是不合理制度之果，而非医德败坏之因。



现在有多少比例的医生在收受患者的红包？从来没有精确的统计。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比例不低，尽管也有少数医生坚持不收红包，但收红包在医疗行业相当普遍，这一点几乎是全社会的共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收红包几乎都集中在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的医生普遍不收红包。是民营医院的医生道德水平普遍比公立医院的医生高吗？显然不是。区别在于，民营医院的医疗服务价格是市场定价，而公立医院，医院不能盈利，医生的收入被人为低估。我相信，如他们能拿到合理报酬，大多数医生的道德不会如此＂差＂。



再说的详细一点，病人看病医生治病，供求关系会形成市场价格。但政府的价格管制使交易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其差额就是租值消散理论中所指的“租值”，没有明确产权关系的租值。为了得到它，患者有门路的走门路，没有门路的就送红包，而医生，则谁送的红包大，就给谁优先提供服务。这些，都是对无主租值争夺的过程。



既然是无主的租值，为什么会普遍形成医生收红包的局面，而不是医生给患者送红包呢？道理很简单，这取决于双方的需求弹性。相对于医生而言，患者更迫切地希望得到医生的服务，而价格管制导致的低价，导致名义价格不能正确反映真实的需求，更迫切得到医疗服务的患者，就会通过加价的方式吸引医生。其加价的幅度上限，就是管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只要加价的额度低于两者之间的差额，患者虽然额外付出了红包的代价，但其实依然获得了一部分额外的租值。



这里还要说一下医院，医院也不会对无主的租值无动于衷，他们对租值的争夺，是通过以药养医的方式参与竞争。一瓶成本只有两块钱的芦荟片，卖到一百多块钱，表面上看这是赤裸裸的暴利，但其实，这不过是医院在通过药费，来弥补它本来应该获得的利润。由于这种利润实现的方式不合法，医药代表的功能被异化。他们推广药品的角色被弱化，帮助医生和医院获得本该他们获得，但体制逻辑又不容许他们获得的收入，就成了他们的主要职责。



这些年政府对医生收红包，医院药品的不规范加成屡屡打击，但收效却十分微弱，为什么？就在于红包虽然不合法，但医生和医院却应该得到更高的收入。红包和药品加成，不过是通过不合法的方式，帮助医生和医院获得了相对合理的收入而已。



市场的力量如此的强大，你可以不尊重它，却无法改变它。



说到这儿，很多性子急的人估计早就跳起来了。好家伙，医生收红包还有理了？这么说政府官员收受贿赂帮助当事人寻租是不是也合理却不合法呢？接着听我解释，医生的红包和公务员的腐败的确都是寻租，是对无主租值的争夺。不一样的是，医生的寻租，本质上这部分租值原本就该归医生所有，但官员的寻租，却来源于公权力，这部分租值本就不属于他。这是两种寻租行为本质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在文章开头说，我对医生的寻租行为，并不反感，但我却并不同情因腐败获罪的政府官员。



尽管如此，将医生的合理收入外化为红包，药品回扣，却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首先，由于这种方式不合法，医院和医生都会花费额外的成本，这些成本，最终一定会转化为消费者的账单。表面上政府控制了医疗服务的价格，但消费者最终却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其次，红包和药品回扣蕴藏着巨大的交易风险。一旦手术和医疗出现些许问题，人们往往会从道德角度问责医生。除此之外，这一制度还降低了医生的普遍道德水准，腐蚀了社会风气，恶化了医患关系。



既然如此，如何才能根治红包呢？很简单，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放开医疗服务的价格管制，同时，放开医疗市场的准入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