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英 石慧：为何大饥荒发生在粮食主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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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第12卷第2期。发表时删节较多，此处有一个全文的版本http://www.flcds.fudan.edu.cn/us ... /20131010095812.pdf

注：很多人都问过我，这次事件对于后来的制度有何影响，我想此文算是初步的一个探索。


为何大饥荒发生在粮食主产区？

范子英 石慧

摘要：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主要发生在产粮区—四川、安徽、河南,既有的研究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如城市偏向假说、政治激进和政治理性等。本文发现1958年两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饥荒：工业“大跃进”和同期实行的粮食“包干制”。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包干制诱导粮食主产区在正常年份通过高征购发展本地工业，当面临1959和1960年粮食连续减产时，拘于政策惯性和信息不对称，这些地区遭受饥荒的冲击也越大。在利用党员比重和“放卫星”数量控制了激进政策后，本文证实了上述假说，工业化进程越快的地区的粮食销售也越多，对本地粮食的征购也越彻底，进而死亡率也越高，并且这些效应在饥荒年份更加明显。

关键词：饥荒  粮食包干制  大跃进

一、引 言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饥荒，例如苏联在1932-1933年的饥荒中损失了320万人口，朝鲜1992-1995年的饥荒造成100多万的人口损失（Vallin et at., 2002; ó Gráda, 2007）。中国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统计资料显示1961年的人口总数相对于1959年减少了1348万，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估计这次饥荒有近3000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Ashton et al., 1984），如果加上未出生或推迟出生的人口，损失的总人口将超过6000万，如此规模巨大的饥荒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而也被称为最惨重的一次饥荒（Sen, 1999）。

与以往人类历史上的饥荒相比，这次饥荒的特殊之处并不是巨大的人口损失规模[ii]，而是饥荒主要发生在粮食主产区。按照曹树基（2005）的计算，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依次为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和山东，这五个省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之和高达2296万，占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的71%，众所周知的是，这几个省份都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其粮食产量之和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37.1%（1957年），四川更是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在这些地区发生饥荒实在难以理解。即使考虑到当年的天气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粮食减产，一些研究也发现粮食产出与饥荒之间有负向关系。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省份的非粮食作物越多的话，饥荒的影响越小，这说明种植粮食的地区经历了更严重的饥荒；Meng等（2010）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她们分别计算了每年的死亡率和粮食产出的相关系数，发现两者在正常年份并无显著的关系，但在饥荒开始的1959年则显示非常显著的负向关系，拘于难以理解的原因，她们称这种负向关系为“逆转效应”（reversal）。

既有的研究都无法解释为何大饥荒会发生在粮食主产区。一个直观的现象是在1959年征了“过头粮”，当年的粮食征购高达1348亿斤粮食，[iii]占全部粮食产出的40%，征购后的农村剩余粮食不足，饥荒便在这些地区爆发了（Berstein, 1984）。但高征购与饥荒之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逻辑，一些研究试图探讨高征购的原因。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第一种是政治激进，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地方官员都积极向新政权表忠心，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贯彻中央政策的力度，党员越少、解放越晚的地区往往都是新区，其表忠心的动机更强烈，因而政策更激进，高征购的现象更严重（Yang, 1996; Kung and Lin, 2003）。第二种观点是政治理性，认为当时中央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是粮食征购，因而那些级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地方书记相对于正式委员更加激进，超额征收粮食的现象更普遍，以此来获得政治晋升（Kung and Chen, 2011）。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即在高征购的同时，粮食的销售却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例如1959年的粮食征购水平为历史最高，但同期的粮食销售量也达到1014亿斤，扣除掉当年的粮食出口，结转库存仅为28亿斤，与1957年相差无几，因而粮食需求的增长才是这些地区高征购的直接原因。Lin和Yang（2000）的研究是唯一从粮食需求角度解释饥荒的，他们认为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是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需要，粮食的分配存在“城市偏向”，因而城市人口决定了征购水平，但是从图1可以看出，当1960年国家大幅度削减粮食征购时，城市人口数量并没有同比例下降，即使是考虑到粮食进出口，当年可用于销售的粮食也比1958年少，这说明如果1960年之后的低征购可以满足城市人口的粮食需要，那么城市偏向假说就无法解释之前的高征购，因而城市偏向所产生的粮食需求并不足以解释1958-1960年的高征购。并且，这些研究还忽视了一个特征事实，即在粮食主产区提高征购量的同时，粮食的跨省调拨却保持相对的稳定，[iv]这说明新征购的粮食都被用于本地消费。但为何产粮区的粮食需求在1958年会急剧增加、进而导致了产粮区的饥荒？这一现象重要却没有被研究过。

我们在本文重新梳理了“二五”时期的相关政策，发现有两个重要的政策变化被既有的研究忽略了，而这两个政策对于粮食主产区的饥荒至关重要。第一个政策是工业“大跃进”，1958年的“赶英超美”全面提升了工业发展速度，发展速度的加快意味着积累率的提高，积累率的提高意味着需要从农村转移更多的资源（Li and Yang, 2005），这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农村资源—粮食，我们在后文的分析中给出了微观证据，证明“过度赶超”的工业化战略是如何增加对粮食的需求，进而不得不提高对粮食的征购量。第二个政策是粮食“包干制”，1958年中央政府第一次试行对地方放权，其中就包括粮食管理权限，粮食“包干制”规定各地的发展用粮由地方解决，中央不再负责解决地方新增的粮食缺口，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调动地方发展重工业的积极性，但对地方政府而言，则意味着必须通过提高对本地粮食的征购来发展本地的工业，而无法从其他地方调入粮食来解决本地的粮食需求。在这两个政策的影响下，粮食主产区由于可以征购更多的粮食，其发展地方工业的空间也更大，即使是在1959和1960年粮食连续减产的情况下，这些地区也在利用粮食的高征购发展本地工业，[v]进而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饥荒。我们在后文利用1954-1966年的数据证实了上述假说，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认为是需求而非制度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饥荒。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统购统销制度和大跃进背景的回顾；第三部分阐述工业“大跃进”是如何增加粮食需求的，以及地方政府在粮食包干制下的反应，并提出了本文的假说；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实证分析；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当时的政治制度在哪一方面激励了地方政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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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主要发生在河南、四川和安徽这样的产粮大省，这一直是该类研究重点关注却未能解决的难题。本文重新回顾了“二五”时期的相关政策，发现以往文献上默认“二五”政策是“一五”政策的延续是错误的，其中以粮食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关键。1958年将粮食集中管理改为粮食包干制，加上同期的工业大跃进，这两者对粮食主产区的饥荒至关重要，工业大跃进催生了粮食需求，在粮食包干制的约束下，那些发展越快的地区不得不提高对本地粮食的征购来解决需求，当面临1959年的粮食减产的冲击时，这些地区的饥荒也更加严重。重工业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使得饥荒年份的死亡率上升0.5‰左右，考虑到当时各地非常激进的政策，我们分别以党员比例和农业高产卫星来代理激进程度，工业化对死亡率的正效应依然非常稳健。并且当考虑到工业化对饥荒的影响时，粮食产量与饥荒之间的逆转效应就消失了，这也说明粮食主产区的饥荒与当地的工业发展紧密相关。过度赶超的工业战略解释了饥荒期间死亡率上升幅度的61.3%。

虽然有很多文献强调工业发展过快对饥荒的影响（Li and Yang, 2005），但并没有具体探讨为何工业发展与本地的饥荒有直接联系。本文在实证上验证了工业发展对饥荒的作用机制，我们发现当重工业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时，人均粮食销售需求会增加0.7斤，在正常年份这种粮食需求会通过从外地调入粮食解决，但在饥荒年份由于粮食包干制的影响，这种需求直接使得本地的人均粮食征购量增加1.8斤，工业发展引致的粮食需求解释了高征购的71.2%。因而主要是需求导致了高征购，进而诱发了饥荒，高征购与激进政策没有因果关联。

另外，本文发现政治理性在这次饥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级别越低的地方领导在发展工业方面更为激进，以此来获得政治晋升。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当时领导人面临的难题，新中国在1958年开始试行第一次行政性分权，虽然由于将权力过度下放，导致了地方不切实际的投资冲动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不过这次改革试验为后来的分权化改革积累了经验，决策层意识到将政治晋升与发展目标进行绑定能够强化地方的激励，这一治理模式也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大跃进的失败也成为中央向下级政府“分权的底限”（王绍光，1997）。


不同的研究利用的数据和方法相差较大，导致最终估计的人口损失规模在1650万至4300之间变动（Coale, 1981; Aird, 1982; Ashton, 1984; Peng, 1987; Becker, 1996）。

[ii] 虽然中国大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绝对规模是最大的，但相对规模（即超额死亡率）仅为4%-5%，远低于1846年爱尔兰大饥荒（12%）和1975年的柬埔寨饥荒（11%）（ó Gráda, 2007）。

[iii] 此为原粮，即未经过初加工的粮食，原粮与贸易粮之间的折算比率为82%-84%（刘愿，2010）。

[iv] 实际上，这一现象也与上述研究的推论相悖。政治激进和政治理性都认为中央政府需要在不同地区重新分配粮食，将产粮区的粮食转移到粮食短缺的地区，这样才会要求产粮区提高粮食征购水平，并以此考核地方官员；城市偏向则认为大城市的需求（如北京、上海和天津）构成了高征购的原因。因而，这些假说都会有一个推论，即粮食跨省调拨会随着征购量上升。

[v] 这种高征购有两个可能的因素：一是信息不对称，即地方领导不清楚基层的粮食产量；二是政治氛围的影响，由于征购量都是年初制定的，即使地方领导知道粮食减产，也不可能更改初始的征购任务。一、引 言





在1953年开始进行集权化管理后，就不断有地方领导人向中央抱怨“统的太死”，于是在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第五条就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指出“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这种分权化的思想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得到应用。见薄一波，第489页。


不同的研究利用的数据和方法相差较大，导致最终估计的人口损失规模在1650万至4300之间变动（Coale, 1981; Aird, 1982; Ashton, 1984; Peng, 1987; Becker, 1996）。

[ii] 虽然中国大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绝对规模是最大的，但相对规模（即超额死亡率）仅为4%-5%，远低于1846年爱尔兰大饥荒（12%）和1975年的柬埔寨饥荒（11%）（ó Gráda, 2007）。

[iii] 此为原粮，即未经过初加工的粮食，原粮与贸易粮之间的折算比率为82%-84%（刘愿，2010）。

[iv] 实际上，这一现象也与上述研究的推论相悖。政治激进和政治理性都认为中央政府需要在不同地区重新分配粮食，将产粮区的粮食转移到粮食短缺的地区，这样才会要求产粮区提高粮食征购水平，并以此考核地方官员；城市偏向则认为大城市的需求（如北京、上海和天津）构成了高征购的原因。因而，这些假说都会有一个推论，即粮食跨省调拨会随着征购量上升。

[v] 这种高征购有两个可能的因素：一是信息不对称，即地方领导不清楚基层的粮食产量；二是政治氛围的影响，由于征购量都是年初制定的，即使地方领导知道粮食减产，也不可能更改初始的征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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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2013 20:00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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