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智勇：谁才是国家的敌人？

bridged

2013-11-21 09:35:43  浏览量：3850  评论（0）字号：T T
摘要：因为一场讲座，刘德在1985年的春夏之交身陷囹圄。一变而为这个国家的敌人，一生背负那次讲演的十字架，如今，他已经过了知天命而抵近耳顺之年了。
　　因为一场名为《今天与今天的文学》讲座，风华正茂的刘德在1985年的春夏之交身陷囹圄。刘德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剑南文学》编辑，踏上工作岗位不久，职业的风帆才刚刚张开，熟料一次鸣笛就折戟沉沙，撞在他始料未及的政治礁石之上。他那三个小时的讲演换来了长达七年的刑处，他一变而为这个国家的敌人，一生背负那次讲演的十字架，如今，他已经过了知天命而抵近耳顺之年了。
　　今年盛夏7月的一天，在阔别二十多年后，我再次见到刘德。依稀记得当年清瘦的刘德留着一头石村警长那款时髦的长发，敏感而内敛，神情总有些紧张却又透露出几分倔强。在我们为数不多的见面中，他似乎并不多言，当其他朋友高谈阔论时，他更多选择警惕的倾听。老友约翰-李带着他走进我的宾馆房间，眼前的刘德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身体已经发福，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整洁简朴，面目慈和。他此刻更像一位县城中学的普通教师，他的谈吐变得从容，娓娓道来。近些年我听过他太多的苦难传说，他母亲气绝身亡，妻子惨死，他干了许多年的苦力，原以为他已经早被命运压弯了腰，但眼前的他虽有些苍老，但你看不出风暴和漫长的苦难留给他的外部烙印，平稳的情绪中且隐隐能感到他的自尊。
　　我同刘德相识很偶然。他比我年长，在我去四川绵阳时，他已经在哪里工作了。八十年代重开国门的中国，汹涌着理想主义，因袭自苏联的人事体制却把每个人都绑缚在体制的机器上。一九八四年，大学毕业，苦心孤诣试图从军的我遭到挫败，其后我放弃一切努力，提前离校，任其分配。那时我已经盲目的认为任何安排的工作都将不是我所需要的，我注定选择漂泊，两个月后一个同学带回了我分配到重庆一个县城师范教书的报到通知。在县城烦躁不安的呆了一学期，四川绵阳的同学传来消息，当地可以“三不要”引进人才，所谓三不要，不要组织介绍，不要档案，不要户口，直接安排工作，而“人才”的标准，一张大学文凭就是硬通货了。学期末，我立即向教育局提出辞职，教育局头儿圆睁惊讶的眼睛，如同看见怪物一般。我被拒绝之后，断然离开，投奔绵阳而去。
　　我被绵阳市人才交流中心安排在绵阳轻工局做秘书。作为被引进的“人才”，我在该市最繁华的中心地带“子云酒家”的楼上分得一套两居室。对那时刚毕业的学生而言，这套空荡荡的房子太奢侈了，它立即就成为各路神仙的聚会的沙龙。这里几乎每天都有意气风发的聚会，天南海北的神侃，从鸦片战争到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从《苦恋》到《存在与虚无》，从尼采到毛泽东，而最主要的话题则是如何参与现实的中国改革。那时中国农村的承包制马到成功，城市改革开始破题，承包是流行一时概念，以至于慷慨激昂者仰天一问：谁来承包中国？中国大约是不能承包的，但84年9月18号《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湖北陈天生的故事却轰动一时，陈天生等人试图承包一个县或者中心城市的设想也撩动得我辈心痒。这个沙龙从务虚清谈很快开始萌发强烈的行动愿望，能不能把这个城市沉睡的能量唤醒？能不能把人才都组织起来？如果把人才都组织起来，是不是可以承包工厂，承办大学，乃至承包一个县？一个市？甚至这个模式是不是可以在全国推广？“绵阳大学生联合会”从这个沙龙酝酿，当时绵阳地区领导对学生们高涨的热情颇为认可，于是联合会大张旗鼓的发动起来。那时还没有NGO的概念，联合会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不是一个秘密政治组织，虽然它有浓厚的政治气息。它出现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绵阳地区陆续报上的参与名单已经三百多人，老中青大学生都有，其中很多是机关干部。就是在那时我认识了刘德，他似乎来得不多，在熙熙攘攘高亢激越的人群中，他深沉寡言。初创的联合会设了若干部，他是文学部的部长。
　　联合会草创，尚无系统规划，按捺不住的行动者已经开始试水。有人去联系乡镇企业，有人探索创办自修大学，更有一位老兄，当真怀揣着一大把“人才”名单远赴正在筹备的“三峡省”去洽谈承包一个县。正是喧闹亢奋的时刻，一天清早，天还未亮，急促的敲门声把酣睡的我敲醒。一位在行署秘书科工作后来去省城做官的朋友诡秘紧张的忽然造访，他说刘德出事了，他担心联合会有危险。果然这天一早，我被通知去地委宣传部，一位曾经也是联合会热心支持者的部长郑重的宣布市委的决定，联合会终止一切活动。
　　刘德那一天究竟做了什么？一场《今天和今天文学》的讲座怎么会成为逆天大罪，以至于联合会瞬间覆灭而他锒铛入狱？
　　那一天确乎是刘德过往人生的一次意外高潮。
　　1955年出生的刘德来自四川安岳县的农村。他的母亲出身大地主家庭，1949年遭逢巨变，刘德的外公逃亡，留守的外婆在受尽屈辱后气绝身亡，那一年他母亲才14岁，昔日的千金小姐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女。三年后，17岁的母亲嫁给了他父亲，一个在区上做警卫员的农民青年。因为娶了地主的千金，警卫员这个很红色的工作立马变得不合适了，刘德的父亲旋即被退回了村里。刘德说，他父亲一生都对母亲充满怨恨，因为她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在我们的长谈中，刘德对他父亲的为人颇不以为然，却多次深情的谈起他的母亲，虽然她经历了很多磨难，但她一直保持着善良的品质，即使对那些迫害过她的人，她从不记恨，刘德说，他相信遗传，他母亲这种善良和宽恕的品质也流淌自己的血液中。
　　这个家庭除了起点上一腥半点红色的烟花，它不过就是乡村里一个极为普通的农家。刘德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他下面还有六个弟妹。刘德至今对农村民间神秘的算命感觉不可思议。1975年高中毕业后在乡间务农的刘德有一个叔伯，这个会看相算命的长辈某日当着他父亲面说，这孩子过两年还要读书，大约在二十八九岁有一个坎，如果二十八九没出祸事，再过四五年还有一劫，之后他一生就顺了。这位叔伯还说，他第一次婚姻要出问题，老婆非死即离。叔伯的话说得太险恶，太不中听，惹得刘德的父亲黑了脸，非常恼恨他的胡说八道。诡异的是，两年后刘德真的丢掉了锄头，走进了大学的殿堂。1977年，因为一个叫温元凯的年青讲师在偶然的机会里向重出江湖的邓小平先生建议，这个国家已经荒唐的废止了十年的大学考试一夜之间恢复了。籍籍无名的温元凯一举名动天下，安岳县的农村青年刘德的前途也豁然开朗，他立即回校复习预备高考。他想考理科，因为他高中时数学成绩一直是全班的第一名，但老师却说，古往今来，治国平天下的人物都是学文的，劝他考文科。刘德说当时听不懂老师所云。高中一年级时，在文化馆的亲戚曾经让他写过一个话剧，在全县学生演出比赛时还得了第一名，他又觉得自己似乎也有些文学细胞，于是他选了文科。仅仅花了两个月时间的准备，刘德成了他们乡的状元。如果说刘德对学科选择比较迷茫，但对职业选择却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他想成为一名教师，填写录取自愿时，他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自愿都是师范院校。那时候大陆计划模式几乎贯穿整个社会组织，大约因为他的分数远远高出这些师范院校的录取线，他被计划到了更本没有填写的四川大学。然而想当一名教书的初衷却并没有因为到了全身最好的综合性大学而改变，大学毕业时，刘德依然想当一名教师，他想去家乡的师专教书，但他再一次被计划分配到了绵阳行署。刘德的人生目标何为如此平凡？刘德的回答很简单，填写师范院校是因为读书不花钱，穷，家里负担重，而他从来没想过要当作家，政治家，好像这些玫瑰色的东西与他无缘，他想当老师，因为这个职业受人尊重，还有稳定，他说。
　　刘德四年大学只从母亲手里拿过28元钱。在他第一次离开故乡去省城时母亲把一生积攒的这笔钱一次性的给了他。作为农村来的贫困学生，他每月得到学校补助。那时文学青年如过江之鲫，四川的峨眉山电影厂每个月都收到成堆的剧本，刘德挤出时间帮峨影厂看稿，每看一本得一元钱的报酬。读大学的几年里，这是他主要的额外生活来源。他说，这就是如同今天的勤工俭学。有了这个收入，每学期回家时，他记得给奶奶买一盒蜂乳，给有关节炎的母亲买一种叫“扑炎痛”的风湿药。

　　刘德的大学生活勤勉而平凡，没有花穗，没有爱情，没有意气风发的激情喷射，但时代的大潮同样感染他，吸引他，塑造他。他也关心时事，注目潘晓“人生之路为何越走越窄”的大讨论。阅览古今中外种种名作，但他更多研读文学作品。看曹雪芹的《红楼梦》也看加缪的《局外人》。
　　四年寒窗后未能如愿成为教师的刘德成了行署的秘书，对这份许多学生梦寐以求的工作刘德却不胜其烦，干了三个月后，在刘德的坚持下，他来到了《剑南》文学编辑部。对这份工作，刘德似乎是满意的，这里少了他不喜欢的官场应对，曲意迎逢。他每天处理天南海北的稿件，辛勤而乐在其中，还同一位投稿者在长期的书信往来中产生了这辈子唯一一次自发的爱情。女孩是一位在校大学生，这段柏拉图式的爱情鸿雁传情，持续了一年多后无疾而终。时隔二十多年后刘德还记得，无微不至的警方在分手的女友哪里去调查时，女友对警察说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
　　刘德就这样从四村农村的老家站台一路走来，如果没有那场偶然的讲座，没有那个激动的傍晚，温和无争的刘德也许会在《剑南》的工作岗位上娶妻生子，温暖平凡的过日子。
　　八十年代遍地都是文学青年。地处绵阳郊外山坡上的工业学校为了满足学生们的文学饥渴，邀请《剑南》编辑部的耕夫先生去做一次讲演。抵近讲演之日，耕夫却无法分身，临时拉差，刘德做了替补。学校用一架货车来接刘德上山，那时的学校还没有搞后来的产业化，好像没有小汽车，那辆货车大约是伙食团买菜用的。学校在伙食团请刘德吃了一份简单的工作餐。晚饭后，刘德匆匆的写了一个简略的提纲，登上了讲台。一开始听众只有二三十人，到后来，不仅教室挤满了听众，窗台上，教室外面的树丫上都满是倾听者，里里外外，估计约莫二三百人。
　　刘德点评了当代文学。1978年以后的文学是“解冻”的文学，充满残酷“伤痕”和反思，它深刻的关注现实，它不可能不同现实血肉相连。在思想解放大背景下走进大学殿堂的刘德畅所欲言，他尖锐的批评了现实，抨击腐败，他甚至有些跑题，谈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
　　刘德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越轨，没有想到他的讲演刺激了告密者的神经。这是1985年的春天，距离所谓文革结束已经七年了，但告密却依然有效的挑动了专政机器的敏感神经，一个从未想过要做“民主斗士”，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凭着良知点评文学与现实的讲演变成了反革命的煽动颠覆，刘德锒铛入狱。
　　刘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毫无准备，刘德的家庭更难以承受。他苦难的母亲，曾经为刘德考上大学自豪的母亲虽然宽恕善待所有迫害欺凌过她的人，但却再没有心灵的空间接受长子入狱的灾难，在得知刘德被捕入狱的消息后，终于一病不起，气绝身亡。
　　1991年，刘德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他的刑期执行了五年半。组织安排刘德去了绵阳新华书店仓库做苦力，组织对这种“关怀”叫做“给出路”。出监狱后的头几年，不断有来自境外“西方敌对势力”的关怀，形形色色的笔会，记者协会，大学，以及一些身份不明的个人寄来问候信，邀请书，刘德都丢在一边。组织上也惦记着他，时不时找他谈话。在出监狱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年都上诉，他不服判决罗列的罪证，他凭着良知的批评，怎么就成了告密者罗列的“煽动颠覆”？他说，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也从未有过政治谋划，他就是一个听从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后悔，认为自己不够老练，不够成熟。他对在新华书店长达14年的搬运工竟然也毫无怨言，他甚至说，这个工作也好，远离政治。

　　新华书店昏暗的库房也许是远离政治的，但生活的灾难却没有远离他，命运的魔咒再次应验。1994年刘德经好心人介绍，同来自农村，毕业于卫校的一个女孩结婚。两年后的一天，在他们栖身的新华书店库房，他的妻子从楼上失脚摔下，头部撞在装书用的铁架上，头破血流，当场惨死。
　　痛失妻子的刘德深知妻子父母的痛苦，年复一年去亡妻家探望，对他们更关心。亡妻家的亲戚们被刘德感动，介绍了亡妻的表妹，一个淳朴的乡村妹子给他认识，几年后，刘德在亡妻家人的祝福中再次结婚。2001年，已经四十六岁的刘德有了一个女儿。刘德说，有了女儿之后，他内心的悲苦情结慢慢纾解开来，近些年已经完全放下了。他说他像她母亲一样，他甚至不怨恨那些欺凌和迫害过他的人，他们也许身不由己，也许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特殊的人生经历让他有些宿命，一再惊叹他那算命的叔伯对他一生的准确预言。他相信1985年他如果没有出事，1989年他肯定也会鬼使神差的卷入那场众所周知的悲剧事件。他是如此确定，他回答那是他性格和良知的必然，而时间上又恰好同他叔伯的推算完全吻合。在我们几个小时的长谈中我发现，他那种知识分子的本能似乎并没有被人生的磨难压垮，他依旧批评当今的现实，他觉得中国距离瑞典、英美那样的民主国家，在法治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刘德和他的妻子现在一所民办学校打工，生活清贫，两夫妻相濡以沫，女儿带给他们很多欢乐。
　　“她已经十二岁了，个子已经长过我了。”
　　谈起女儿，他那已经松弛的脸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小心的呵护着自己的爱女，他要等她长大后才告诉她父亲的经历。
　　送别刘德，已经是午夜，我却一直不能入睡，我一直在想，若干年后刘德将怎样告诉女儿自己的悲剧呢？一个人仅仅因为有了良知就成为国家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