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以为：去除意识形态就是改革

bridged

2013-12-03 00:05 | 阅读(727) | 标签: 时事观点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杨恒均说得很生动：“这是一份让左、右派都无话可说，让体制内、外都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让上、下阶层都有满意之处的改革纲领。”但是，让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在凤凰网和信孚研究院组织的研讨会上，虽然嘉宾都是支持改革的，碰撞却很激烈，有人热烈拥护，有人“吹毛求疵”，说要“观其言而察其行”。“观其言而察其行”永远不会错，但用在这里略显空洞。香港《大公报》的标题《公报彰显去意识形态化》，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成果，呼应了秦晓2010年9月的演讲。

左派是不满意的。网上有篇长文《三中全会的意识形态分析》，从标题可知出自左派之手。在我看来，不分哪种意识形态，凡是拿意识形态作为分析工具都是左。文章没有明确反对《决定》，却有一段话在左派言论中显得很出格：“因此，认识这次会议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对最高领导人要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本人认为，只要是站在民族复兴、社会进步、人民福祉的立场，对最高领导人，都要有基本的信任，但不能迷信。”他的口气比最高领导人还正确，可知作者来头不小。如果有人知道作者何方神圣，请告知一声。

意识形态（Ideology）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的概念，知识分子受物理学的牛顿定律启发，试图在社会领域也创建一个基础定律，由它推理出人间一切道德和法律。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福利主义，凡是主义多半是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是反意识形态的，弄得不好，也会成为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也是反意识形态的，他指责法国的意识形态分子是唯心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全球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毫不脸红的挥舞着马克思所反对的意识形态大棒。

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很多，但都是西方人在弄，不如我们东方人看得清。意识形态是教义的替代品，法国大革命革掉了教会的政治影响力，也把启蒙运动中的知识精英清洗一空，而法国大众的思维方式没有变，他们需要超越理性的理念支撑他们的政治行为，于是意识形态出现了。无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还是福利主义，都经不起理性审视，连给民族、社会之类的概念下个清晰定义都困难，却在欧洲大行其道，盖因教会垄断下的基础教育所养成的思维模式使然。好比基督教会去别的教会抢羊，比劝化佛教徒容易，劝化佛教徒，比劝化无神论者容易。

儒家对神存而不论，给宗教留下了充足的发挥空间，但因儒家倡导的理性思维与神学思维迥异，教会拉羊不顺，所以许多教会和宗教徒敌视儒家。儒家就是宪政，儒家就是理性，儒家君子不仅抵触宗教，对意识形态的警惕，对政教合一的抵触都是最强烈的，所以被报复得最惨烈。教堂还有不少，孔庙罕有幸存，所以习主席考察孔府意义非凡。

和意识形态分子动机类似，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知识精英们也在寻找道德元规则，而且找到了，在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主持下，写进了《宪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称之为恕道，西方人称为道德黄金律。罗伯斯庇尔显然没有理解恕道，他的世界观是意识形态化的，后果是血淋林的。

在意识形态话语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如果未经反思，那么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所谓改革，是好的意识形态取代坏的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阶层”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表述，自称改革派的很多人在用，反对改革的《三中全会的意识形态分析》也在用，这实在是碍事的“共识”。曾成杰勾结政府官员，一度跻身于既得利益阶层，但是被判处死刑。前面的既得利益者不死，后面的既得利益者冒不出来。改革的障碍不是某个阶层，远离常识和直觉的意识形态，才是改革的敌人。“共同富裕”也是意识形态化的表述，越是装成两袖清风的人，越是可疑。只要公开财产，那怕是千亿富豪，国民也会支持他当领导。

意识形态远离常识和直觉，从来是实干家的死对头。拿破仑鄙弃意识形态，法国才能建立欧洲霸权。美国借助实用主义哲学，摆脱宗教教义和意识形态的纠缠，才有今天全球霸主的地位。只要摆脱近当代传入的种种意识形态，那么拿破仑眼中的睡狮，必然苏醒。日韩台新，同文同种，唯中华独贫，宁有天理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