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妄想症”：“末日男儿”哥哥的离奇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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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改良妄想症，可谓前苏联精神病学界对人类政治学一个颇具讽刺性的贡献。但是，这种把改进现实的欲望与努力斥为“改良妄想”的心理，大概是所有专制者共有的

章诗依文

秦晖先生的《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发表后，笔者因为手头恰好有其文所介绍的罗伊·亚历山大洛维奇·麦德维杰夫所著的《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一书，遂掇拾成篇，写成《“末日男儿”的一本书》一文，被友人调侃为“跟帖”之作。拜秦晖先生雄文之赐，笔者再作第二篇跟帖之文，并自信这第二篇帖子所述故事更为传奇。

话说1990年在苏共垮台之际唯一站出来反对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暂停苏共活动”决议的，竟然是刚刚恢复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洛维奇·麦德维杰夫，他认为此举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而那些苏共党员，包括大量官员，却用投票参与了对“党”的死刑判决。在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麦德维杰夫独立抗争的英雄之举，使其颇受媒体关注，并赢得了“红色的罗伊”称号。

罗伊·亚历山大洛维奇·麦德维杰夫是历史学家，著述甚丰，国内多有翻译。但他还有个孪生哥哥若列斯·亚历山大洛维奇·麦德维杰夫，同样知名，国内读者则知之不多。后者是科学家，从事遗传学和老年学的研究。两位孪生兄弟驰骋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领域，但拥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持不同政见者。

在前苏联，“不同政见者”这一标签，意味着离奇的苦难与荒诞。若列斯的一段遭遇，就是生动的证明。

1970年5月29日，若列斯突然被强行关进其所在的卡卢加州的精神病院。对于若列斯来说，说突然也并不突然。在此之前的4月初，他就察觉到了苗头。当时，住在奥布宁斯科市的若列斯被通知去州教育局，谈他上中学的处于反叛期的儿子的事情。若列斯准备让妻子去，妻子也从事科研工作，而且对儿子更了解，但这一想法遭到了拒绝。这使得若列斯怀疑对方的目标不是儿子，而是打算对他进行一次精神鉴定。

若列斯并非患有迫害妄想。在当时的苏联，某些人的活动引起当局的不满，但又没有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就对这样的人突然进行精神病鉴定的事情，已经时有所闻。若列斯的一位在莫斯科的熟人，由于丢失了几封寄往国外的挂号信曾长期同国际邮政总局闹纠纷，当他向法院提出控诉不久，就收到了军事委员会的通知，要他去体检，去之后才知道那是个精神病鉴定小组。若列斯还知道，一些在国外发表了政论文章的社会知名人士，如波·格·格里戈连科、伊·雅西莫维奇等，都相继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而一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学书籍出版社刚刚出版了若列斯的一本书。书的主题是关于苏联遗传学和农艺学问题的辩论历史，原名是《生物学农艺学问题辩论史概要》，出版社出版时给改成了《李森科兴衰史》。李森科是前苏联农学家，在斯大林时代，他利用政治手段把学术对手打倒，使许多科学家或入狱或被流放，在科学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主义”。到1970年代，李森科还在世，经过苏联科学家的抗争，其影响力已经式微，但还没有得到根本清算。若列斯还判断，自己的一篇谈科学家的国际合作的文章，也可能是祸根之一。这是一篇手稿，在少数朋友间传阅。不久前，克格勃在逮捕其他人时发现了这篇文章。

很快，事态的发展就证明了若列斯的判断。在他识破圈套、拒绝送上门去之后，当局派医生和警察，由州精神病院总医师利甫希茨带队，到若列斯家中，强行将其带到卡卢加州精神病院。当局的用意几乎不加掩饰。在若列斯家中，利甫希茨的提问与精神病学根本不搭界，而是集中于若列斯在国外出书、发表文章之事，包括他与索尔仁尼琴的友谊。对此，若列斯嘲讽地回击：关于自己的这本书，他准备同任何一位官方人士，直至同检察官一起进行讨论，但是，总不该和精神病医生讨论这些问题吧。

若列斯这本书的原稿，曾经过苏联科学机构的审查，同意在国内出版。后来没能兑现，若列斯才拿到国外出版。按理说，从专业性角度是过关的，参与审查的科学家更没有从文字中发现作者存在任何精神问题。但荒诞的是，一本讨论遗传学和农艺问题的书出版后，没有引发专业讨论，却第一时间里招来了精神病医生。当然，站在精神病医生背后的，其实是企图宰制一切、禁止人们自由思想的专制权力。

若列斯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后，其弟弟——“末日男儿”罗伊迅即发起了营救活动。参与营救的力量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苏联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包括著名科学家、197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二是文学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包括索尔仁尼琴；三是一些有正义感的老布尔什维克。与此同时，国际主流媒体的密集报道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仅《纽约时报》一家，就对若列斯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一事连续刊发了8篇报道。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当局不得不在将若列斯强行关进精神病院19天后，作出释放他的决定。

若列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而且有深湛的人文修养，同时也不乏幽默感。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找来一些精神病学方面的书籍，以及当时苏联医学界对精神病的定义及相关治疗规定，来了解“自己的病”。根据规定，只有对那些具备“社会危险性”的病人，才可以采取强制治疗的手段。若列斯不明白，自己从未被判过刑，没有因为破坏社会秩序进过警局，没有因为什么事情受过处罚，不吸烟，不喝酒，工作上没有受过谴责，和谁也没有吵过架，在传统的节日参加游行活动，参加学习讨论，订阅报纸杂志，曾是《知识》协会的会员，经常去看电影，看戏剧，有好朋友，喜欢在自己的菜园里干点活儿，骑自行车去兜兜风，乘竞赛小艇游玩，在海滨休息，常阅读《新世界》杂志和美国侦探小说，听轻音乐，总之，过着一个科学工作者平静生活的他，究竟在什么地方体现了“社会危险性”。不仅他自己一头雾水，参与营救他的人不断向精神病医生追问，后者也始终躲躲闪闪。

后来，若列斯的妻子从当局那里设法弄到了丈夫的“精神病档案”。从中，若列斯发现，原来自己有幸患上了一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精神病——改良妄想症。由莫斯科前苏联卫生部派来的“鉴定小组”对若列斯“病情”诊断的措辞是：带有偏执狂性改良妄想的、病程发展缓慢的精神分裂症。这种“疾病”的基本症状是：“在本专业科学工作之外从事政治评论，表现二重人格；对自身评价过高；近年来科学研究成果质量降低，而政论文章则过分繁琐；缺乏现实感，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

按照这样的精神病定义，从古到今，人类历史上一切追求进步的志士仁人、改革者、革命家，原来都是精神病人、疯子，因为他们都具有不满现状、“对社会适应不良”的精神特质，而像达芬奇这样在多学科多领域里都有建树的巨人，就不仅是二重人格，而是多重人格了。若列斯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人科研成果的质量，要由精神病机构而不是科研机构来评定？

今天看来，落在若列斯头上的诊断措辞近乎恶搞。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堂皇而认真的结论。营救若列斯期间，面临国内外舆论强大压力之下的苏联卫生部，曾邀请萨哈罗夫等知名人士到卫生部参加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沟通，而是谴责，谴责苏联科学界和作家们发起的这个运动损害了苏联精神病学的声誉。会上，卫生部精神病科总医师阿·弗·斯涅日涅夫斯基宣读了一篇关于苏联精神病学的成就及其高度发展水平的报告，同时在发言中还列举了一些必须强制住院治疗的精神病病名，其中就包括若列斯“患”上的这种“固执的改良妄想”，斯涅日涅夫斯基在说出这个病名时，意味深长地盯了萨哈罗夫一眼。言下之意，似乎是——您虽然贵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但恐怕也有恙在身吧。

利用精神病学迫害异端、压制思想，并不是前苏联的专利，但确实在前苏联达到了集大成的地步，这是苏联精神病学界的耻辱。其中臭名昭著的，是谢尔勃斯基司法精神病学研究所，它不但能完成医学任务，还能完成政治任务。在它的鉴定下，许多诚实、刚正不阿、敢于思考和判断的人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而出任若列斯“鉴定小组”组长的人，正来自这个研究所。罗伊及参与营救若列斯的科学家、作家，屡屡规劝参与迫害的精神病医生，自己的行为要经得起良知与历史的检验，但遗憾的是，在政治力量面前，这些人的脊梁弯曲得太久，已无法挺直了。

在“末日男儿”兄弟俩日后的记述中，也描述了个别医生在强权与良知之间挣扎的表情。比如，在卡卢加精神病院，在作家、诗人亚历山大·特里弗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有力的追问之下，卡卢加州精神病院总医师利甫希茨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一次正视过对方，其心虚、尴尬乃至挣扎之状，令人难忘。

改良妄想症，可谓前苏联精神病学界对人类政治学一个颇具讽刺性的贡献。但是，这种把改进现实的欲望与努力斥为“改良妄想”的心理，大概是所有专制者共有的。原因很简单，对于自以为掌握了人类发展方向、方法的人来说，一切不同的思考当然都是“妄想”。专制者不但要垄断现世有形的东西，还要垄断对未来的想象。

若列斯最后能够逃脱，关键在于前苏联知识分子集体的行动能力，特别是体制内著名知识分子的坐言起行。当思想迫害来临时，他们没有退缩，没有沉默，而是奋起抗争。当时，以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文学家、电影导演纷纷给卫生部、最高检察部门、卡卢加州精神病院拍电报、打电话。科学家、作家们还成批赶往卡卢加州精神病院，当面声援和谴责。这些行动，直接导致利甫希茨在精神上的投降。作家、诗人亚历山大·特里弗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起初并不想去精神病院，但是后来，他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如不是我，谁能当此，如不即刻，等到几时。遂不再犹豫，毅然起程。

至于索尔仁尼琴，这位思想界雄狮发出的吼声更是振聋发聩。他特意撰写了一封题为《看，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公开信，在信中他写道：“把自由思考的健康人抓进疯人院，这是精神谋杀，这是希特勒毒气室的另一种形式，甚至是更加残酷的形式，因为这样被杀害的人们的痛苦更凄惨，更持久。正像人们不会忘记毒气室一样，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罪行，而参与这一罪行的一切人在其生前和死后都将永远受到谴责。”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兄弟二人很快将这段经历写成《谁是疯子》一书，对事件前后做了详尽的记录，同时从法律、医学及思想角度对事件做了深刻的审视。1972年，若列斯离苏移居国外。1973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鉴于他“进行了侮辱苏联公民称号的活动”，取消了他的苏联国籍。不过，历史的判决来得并不迟，如今，谁是笑料和疯子，已经不难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