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圈子”和“粉丝”是中国知识界集体自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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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期，京沪两地的知识界有一场无疾而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20多年过去了，知识界的分化极为显著，各执一端的知识人似乎都生活在一种危机意识与自恋意识的捆缚之中。
当代知识人的自恋文化
作者 | 唐小兵

当代中国知识人的自恋心态呈现多种形态，有将“历史”和“历史记忆”转化成文化资本，进而在公共场合不断言说自我神化的，比如一些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一代喊出来的“青春无悔”，以现实生活中成功者的姿态（政治、经济或文化领域）俯瞰历史，抚摸往昔，过去的苦难生活就成为一种革命年代的“神圣回忆”，也成为人格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链条，在这种历史叙述中蕴含着抹去历史伤痛、抹去历史挫败者的“选择性记忆”。正因为此，经常有学者感慨为什么经历20世纪中国如此剧烈而长期的苦难，中国知识界却没有产生与这种苦难相称的文学书写和历史书写（当然高尔泰《寻找家园》等是例外），有的仅仅是“苦难辉煌”的集体自恋情绪。
对于1980年代的历史记忆也同样呈现出这种倾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同样的一段历史，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居然呈现出如此迥然不同的历史面相……一种为‘80年代’代言的历史冲动（无论这种冲动是肯定或者否定性的反思），是在某种意义上‘诗意化’或‘妖魔化’了历史。”

另外一种常见的自恋就是理性或者说知识上的极端自负，前者是对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理论想象力的过度甚至极端自信，相信自己可以洞察历史与人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后者表现为百科全书式的对自身“博学”的自信，认为自己最大限度地掌握了知识。学者徐麟曾在与笔者的一次漫谈中说1980年代的上海知识界有一种“知识竞赛”的风气，迅速地掌握（很可能仅仅是皮相之谈）一种新的知识或者说法，在演讲、沙龙或漫谈中迅速地击败知识界的偶像就可以爆得大名，或者将同辈“震惊”住，就可以公开展示出自身的好学、博学，因此“为己之学”就异化成“为人之学”，知识不是为了求解自我内心的困惑，而是在公共领域标新立异确立权威的媒介，这种“竞争心态”与知识上的贪婪有机结合，形成一种极为自负的心智。因此，当代知识界特别尊崇那些能够写出大部头著作构建一个宏大理论体系的学者，一些知识人总觉得自己没有写出大砖头一样的专著，就在学术场合矮人一等。

道德感的自我渲染

知识人的自恋最常见的一个来源和形态就是道德感的自我渲染。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诊断了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等人，将法国革命一开始追寻的“自由立国”转变到主要解决贫困、苦难等社会议题（正如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九三年》所展示的那样），革命者一方面对苦难的人民有无限的悲悯，内心激荡起一种为民请命的情怀，另一方面对历史中具体的个人（尤其是那些异议者）却缺乏具体的同情。20世纪中国革命，也同样是在自由与解放两种力量中撕扯，自由是心智的自我启蒙和人生的自我实现，而解放仅仅是打碎锁链并服从于民族国家独立的宏大目标。中国知识人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见证者与书写者。道德感，尤其是为底层、为工农翻身闹革命的历史使命感助产了知识人一种强烈的自恋情绪。这种对弱者、底层的同情感，往往又是与对自己出身于没落士绅阶层的愧疚、痛恨等情感纠结在一起。

因此，知识人在这个革命的世纪中，呈现出一种悖论的角色，它既是革命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同时又是革命的对象。到了今天，面对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不义，尤其是经常发生的社会悲剧，知识人常常会被道德的激情冲荡，谈论“底层”就成为一种时髦的知识界话语。生活在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大都市，过着高度西化的日常生活，用佶屈聱牙的西方各种理论探讨底层问题，已经成为左翼知识人新左派的一个学术热点。正义的激情，和道德感的弥漫，以及行动上的无力，构成了这个群体的精神特质之一。简言之，他们爱的不是被谈论的底层，爱的是谈论底层的这种姿态、气味、派头和“思维的乐趣”。没有行动力的道德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抚摸自我欣赏的道德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群“精致的道德利己主义者”。中国的左翼知识人新左派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战斗精神和圈子意识，以及圈子内部的等级意识。真正的左翼左派是开放向社会的，而不是回到一个符号的温床，通过自我抚摸和相互抚摸来取暖的。

圈子与粉丝
“圈子”是理解知识人自恋文化形成的一个关键词。每个时代的知识人都有圈子，1930年代的北平和上海就有京派文人与左翼文人的大圈子，1980年代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圈子。今天的京沪两地自然一样存在着圈子。圈子如果是松散而平等的知识人联盟，且内部有较强的自省能力和批判意识，同时又自由地面对圈子外面的批评，这种就是良性的圈子。如果圈子是等级严密的封闭空间，对内排座和造神，对外排拒和制造敌人，内部形成一座座神龛供奉着不同等级的知识人，对外制造假想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一种恶性的圈子。前者在知识上能够自我更新，后者却是不断的自我重复。

　
▲圈子文化

如今的微博、微信，加上传统的报刊、书籍等，所形成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的媒介时代，其实在不断地形成知识界的粉丝文化。粉丝面对的权威不是一个等待被理性讨论甚至质疑的知识人，而是一个等待被供奉、膜拜和领悟的偶像，在这个新时代，学术明星、知识分子明星文化都出现了。学者孙歌有一次开玩笑地指出，知识界“大牛”都是被粉丝造出来的，同时往往又是被粉丝给毁灭的。学者杨国强多次指出，清末民初的报刊造就了一批相信自己“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名士阶层，相对于传统的士大夫，这个阶层假借西学，操控舆论，制造偶像，形成崇拜文化，颐指气使，在一种全新的现代舆论空间里得意洋洋，沾沾自喜，往往欠缺传统读书人反求诸己的谦卑和自省。如今的互联网文化变本加厉，更助长了这种自恋意识，且看微博、微信上如此多的名流热衷于晾晒私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即可见一斑。私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在模糊，往往就意味着知识界严肃的公共讨论变得极为艰难。

呼吁开放、对话、自省

自恋文化，确实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一种集体症候，但自恋文化也有层次上的差异，有些自恋文化是无公害的，比如中国大大小小的一些文人作家的自恋，顶多是吟风弄月式的附庸风雅而已，是对自身才华的过度肯定而已。这种自恋是一种性情和趣味，有时候这种标榜遗世独立之精神的自恋情绪，往往又与精心算计、刻意经营的底色缝合在一起，让人莫辨真假。不过，这种自恋者往往与公共空间的社会政治议题无涉。而另一种自恋是理性或知识上的极端自负，当自恋者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家”并成为年轻一代知识人的追慕对象时，可能自恋者的思想方式、话语方式和生活方式就会成为被模仿的对象，而自恋者对于一些重大议题的浅尝辄止却又装神弄鬼的阐发，往往就会是“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的荒诞。比如在史学界、文学界和哲学界都有这样的人物，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何其难也！那种看上去貌似博大精深（能够将常识性的问题阐述得纵横捭阖并且让人似懂非懂）却在价值观上极为反动，或者在理性上极为蒙昧的知识人，往往在关键历史时期成为糊涂之人。20世纪西方的施密特、海德格尔、本雅明、科耶夫、萨特等莫不如此，这些在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和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都有精辟的分析。可惜中国知识界在这方面的反省严重滞后。

1990年代初期，京沪两地的知识界有一场无疾而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其说是面对时代危机的公议，不如说是面对自身在消费社会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定位的自我探索。20年过去了，知识界的分化极为显著，各执一端的知识人似乎都生活在一种危机意识与自恋意识的捆缚之中，泰勒所言的“狭隘化”与“平庸化”愈演愈烈，而知识界的泡沫越来越大，体制性的压抑与诱引力量也越来越深入骨髓，如今似乎连一个寻找共识的共同圆桌都难以寻觅。如何从这种封闭性的自恋文化，走向一种更为开放和有对话意识、自省意识的公共文化，也许是每个认真对待时代的知识人应该深长思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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