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反抗的高度——评“我没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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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反抗的高度——评“我没有敌人”
反抗的高度：作为思想家的刘晓波



来源：纵览中国   2013-2-19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在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罕见地出现了一张空椅子。诺贝尔奖委员会秘书长伦德斯塔德说：“颁发给刘晓波的和平奖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诺贝尔和平奖之一。”以我与刘晓波十年来朝夕相处、耳熏目染的经验，我深信，刘晓波将是一位与曼德拉、金大中、昂山素季等齐头并肩的人物。在即将启动中国民主转型中，刘晓波必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将远超习近平——世故的人们应当及早将对准习近平的目光转移到刘晓波身上。习近平属于过去时，象征着一种衰朽的制度和理念；刘晓波则属于未来时，象征着一种鲜活的精神与价值。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必将带动世界范围内民主化的“第四波”，这一过程将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所发生最为波澜壮阔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预测，因为中国在人口数量、经济规模和政治力量等方面的全球影响力远远超过南非、韩国和缅甸等国，所以刘晓波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烙印，确实有可能超过曼德拉、金大中的和昂山素季。

刘晓波本人从未追求过权力，他所捍卫的是思想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他曾对我说过，如果将来中国民主化了，很多人都会“咸与维新”，跳出来瓜分胜利的果实。那时，他就会跟妻子在一起，到地中海上的一个小岛上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他出海打鱼，妻子画画和写诗。不过，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历史赋予了他新的、更沉重的使命。这个愿望也许很难实现了。一旦中国的民主转型启动，中国这艘“出三峡”的巨轮，必定需要刘晓波这样高瞻远瞩者来掌舵。刘晓波有可能像曼德拉、瓦文萨、哈维尔、金大中那样成为第一任民选的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我相信他会谨慎地使用权力，将权力用于保障人权和法治。

在今天的中国，反抗者很多，但没有人达到刘晓波这样的高度，没有人具备他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前瞻性。刘晓波是言论者，也是行动者，从八十年代初登上中国文坛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坚持韧性的抗争，从天安门民主运动到零八宪章，他没有错过三十年来任何一个重要的人权活动。二零零零年，刘晓波第三次出狱后不久，给好友、作家廖亦武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这样写道：“与其他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必须有一个积极抗争的意志。……六四以后的沉寂和遗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至少从那个时候起，刘晓波就有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想法，十二年后他第四度入狱，并被判处超过此前三次入狱时间总和的十一年的重刑，可以说是这他“求仁得仁”的结果——当然，这个看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共当局的残暴和愚蠢。

在极权统治的国家，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是：许多反抗独裁政权的人，在反抗的过程中，被极权主义的、一元化的、非黑即白的思维、语言和行为方式所污染和同化。这种现象，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用我自己的一个说法，就是反抗者与统治者形成“精神同构”。刘晓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反抗，而且建设；不仅摧毁，而且引入新的精神和价值。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Perry Link）认识刘晓波多年，此前也长期关注刘晓波的言论和活动。但他告诉我，直到参与翻译刘晓波的文集，大量阅读刘晓波的文章，这才大吃一惊，他发现刘晓波不仅是一位勇锐的人权斗士，更是一位当代难得的思想家，即便与当今欧美第一流的思想家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还有超越之处。然而，尽管刘晓波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人们对作为思想家的刘晓波仍然知之甚少。从刘晓波上千万字的著述中概括出他的思想脉络，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这里，我只是粗略地标注出一个通往深山宝藏的路标。

摒弃对中共“自改革”的幻想

     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中，士大夫是皇帝的附庸，所谓“学而优则仕”。而仕途的顶点就是做“帝王师”，“帝王师”是无数士大夫的最高梦想。所以，他们的写作和思考从头到尾都围绕紫禁城展开，他们心目中潜在的读者就是皇上，他们所能走得最远的行动就是“公车上书”。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形成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知识分子传统，如果按照余英时对知识人的定义来衡量——“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那么，华人世界中有几个人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呢？

    刘晓波无疑是其中之一。他是最早摒弃对中共“自改革”幻想的知识分子。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导火索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当时知识界对胡耀邦是一片过度的称颂之词。唯有刘晓波对胡耀邦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胡耀邦虽然是个好人，但只是在体制内做一些有限的改革，并不具备那种让人高山仰止的历史地位。因此他还与若干前辈知识分子展开论战。二零零三年，胡温上台，海内外对子虚乌有的“胡温新政”充满期待，乐观情绪四处弥漫，又是刘晓波第一个指出“胡温新政”是画饼充饥的假象，呼吁大家与其盼望朝廷恩赐民主，不如踏踏实实地开展公民不服从运动。如今，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和李克强又在营造美不胜收的“中国梦”，刘晓波身在狱中，人们无法看到他对此有何评价，但他身在狱中这一事实，就足以戳破“复兴之梦”这个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声称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身陷牢狱的不是掌握权力的习近平，而是作为无权者的刘晓波。

    “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是刘晓波从八十年代起就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当时，他在评论胡耀邦逝世现象的时候，就把民主墙运动与胡耀邦改革做了对比：“正像在共产党的官办刊物上发表再激烈的批评言论也不具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意义，而在独立创办的民间刊物上发表最保守的言论也具有言论自由权利一样。例如，在一九七九年时，共产党能够容忍刘宾雁等人在官办刊物上所发表的极为激烈的批评（如《人妖之间》中有‘共产党什么都要管，就是不管自己’）；但是无法容忍类似《今天》这样的文学性民办刊物。”他的观察和分析都极为敏锐。用这样的视角来透视今天的《南方周末》事件，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南方周末》是一家体制内的媒体，它所争取的不过是与其他体制内媒体一样的“平等待遇”，它反对的是遭到宣传部门的“过度审查”，它并不是争取真正的新闻自由和取缔违反宪法而存在的宣传部。所以，《南周》的编辑和记者们不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跟到报社门口声援他们的民众见面和互动。看清了这个事实，民众与其去帮助《南周》重新回归所谓“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不如积极拓展民间的言论空间，自行创办各种网络管道和民间纸媒。在台湾当年的党外运动中，如果没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党外报刊，就没有党外党外运动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二零零八年，我去宜兰拜访林义雄先生的时候，参观了他将故居改建成的台湾民主运动纪念馆，看到了那里收藏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合法或“非法”出版的党外报刊。我想，这才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台湾经验。

批判民族主义和否定民粹主义

习近平上台之后，反复鼓吹“中国复兴”的概念。在操纵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以此获取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上，习近平比胡锦涛走得更远。刘晓波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就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正在一步步地滑向“准法西斯主义”体制，如今这一趋势越发明显。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与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长期以来凝聚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一般的知识分子即便敢于批评共产党，也不敢于公开反对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民族的维度上，它体现为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甚至还有倡导所谓“皇汉主义”的种族主义，比如主张强硬对待西藏和新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权利诉求；在国家的维度上，它体现为将国家统一视为一种高于人权的价值，比如对香港和台湾采取武力打压政策，在南海诸岛和钓鱼岛等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亦不惜一战；在文化的维度上，它支持复兴儒家和国学，以此抗拒西方文明。
  
刘晓波早在八十年代后期就提出石破天惊的、至今仍然招致诟病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说，因而成为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眼中钉。具体而论，在中国的异议人士中，刘晓波是公开支持藏人的人权和自由的少数人之一。在二零零八年三月西藏镇压事件发生后，刘晓波与王力雄等共同发表了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这是国内民间人士对西藏问题的第一次联合声明。刘晓波也是最理解和同情台湾民意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当中共通过《反分裂法》的时候，他不顾触犯《反分裂法》的危险，撰文痛斥这是一部未经中国民众授权的“战争授权法”。在零八宪章中，为吸纳最多的签名者不得不取“最大公约数”，在论及港澳和台湾问题的时候，提出联邦制的思路：“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其实，刘晓波本人的思想的比联邦制走得更远，他在个人署名的文章中多次赞同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也认可“住民自决”这一联合国宪章中已经确立的价值。

而民粹主义之危害更为隐蔽，挑战民粹主义也更加危险。用鲁迅的话来说，不当官和商的帮忙和帮闲，易；不当大众的帮忙和帮闲，难。在论及杀死多名上海警察的北京青年杨佳一案时，刘晓波明确反对以个人杀戮来获取正义的做法，他名之曰“原始正义”。他也拒绝在特赦杨佳的联署信上签名，这是他近年来唯一没有签署的一份重要的签名信。由此，刘晓波与将杨佳鼓吹为“大侠”的艾未未等左翼激进主义分道扬镳。艾未未等人对民粹主义的煽动已经走向了民主的反面，其自我偶像化正验证了民主运动的前辈思想家王若望的一句名言——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在因贫富悬殊、公正缺席而导致社会矛盾越发尖锐、暴戾之气渐渐泛滥的今天，官府和民间野心家都在争夺对民粹主义这种蕴含着巨大力量的“恶”的控制权。

与之对应，刘晓波始终坚持非暴力的准则。他认为，反对者的力量则在于人心与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共产专制下，非暴力抗争的主要表现是诉诸良心的真话运动；它的基本路径大都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先改变社会来瓦解专制政权。也就是说，民间社会和公民个体首先要完成自我的建设，才能在变局到来的时候避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刘晓波强调，非暴力抗争所凭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反抗者应体现出秉持正义，直面暴虐，忍受危险、痛苦与屈辱的超常道德勇气。   
“我没有敌人”的宗教情怀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空椅子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奥斯陆隆重举行。就在同一时刻，我被中共秘密警察绑架到北京郊外的一处秘密地点，在遭受了几个小时的酷刑折磨后昏死过去。一个多月之后，我才辗转从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从网上下载的颁奖典礼的视频资料。我是流着眼泪看完这场盛况空前的颁奖典礼的，因为主人公的缺席，典礼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片庄严而悲怆的氛围之中。

我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专程前去奥斯陆参加颁奖典礼的美国著名女演员安妮•雅克琳•海瑟薇（Anne Jacqueline Hathaway），一边聆听挪威演员乌尔曼朗读刘晓波授意作为获奖演说的他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词《我没有敌人》，一边泪光盈盈。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告，在同胞中引起相当的争议，受演义和武侠小说的熏陶，信奉“冤冤相报”理念的华人很难理解刘晓波的心路历程；反倒是作为异族的安妮•海瑟薇与之心心相印，因为安妮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少女时代曾一度要去当修女。安妮与刘晓波一样有着深沉博大的宗教情怀——所以，她在电影《悲惨世界》中饰演的芳汀的角色，才会如此打动人心。我盼望着有一天，刘晓波能够看到了这部电影，我想他一定会对安妮的演技赞不绝口。

对刘晓波来说，反抗的价值不仅是反抗本身。他对达赖喇嘛身上由藏传佛教生发出来的爱与和平的精神颇为景仰，他也对昂山素季从佛教中发掘人性美善一面的努力充满理解。而他本人，更多是从基督教信仰中寻求超越性的力量和价值。早在一九九七年一月，被关押在大连劳教院的刘晓波，就在给妻子刘霞的信中表示，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他永远不会是现政权的辩护士。他说，爱的首要和最后的依凭是一种宗教情怀，是不断向着完美的境界靠近，走向终极的存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刘晓波在大连劳教院写下了一篇题为《为了活着和活出尊严》的文章，他说：“人类有徒手耶稣战胜佩剑凯撒的神迹示范，那是被爱提升的义；有甘地、马丁•路德•金的徒手反抗的胜利，那是义战胜力的历史正果。所以，耶稣成为殉难的榜样：面对权力、财产和美色的诱惑，耶稣说‘不’；面对被钉十字架的威胁，耶稣仍然说‘不’。更重要的是，耶稣说‘不’时，没有以牙还牙的仇恨和报复，反而满怀无边的爱意和宽容；没有煽动以暴易暴，反而坚守非暴力的消极反抗，一边驯顺地背起十字架，一边平静地说‘不’！不论世界变得多么世俗化实用化，有神子耶稣在，世界就有激情、奇迹和美。”可以说，他一步步地走在由罪人蜕变成圣徒的道路上。

宗教情怀是思想家升华的最后一个环节。刘晓波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参与政治事务，改写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对厚黑学和权谋术的迷信。他让政治摆脱了马基雅维利式和基辛格式的利益算计，他让反抗变得如此优雅。刘晓波多次强调“反抗者的谦卑”，正是有了这种谦卑，他的反抗在中国的反抗史上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