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的成果与代价：信任强了，制度却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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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7 邵立 政见CNPolitics

图片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摘要
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为何超越了西方民主国家？为什么医闹、媒介审判等反常的社会问题解决方式会在中国屡禁不绝？本文会告诉你答案。

邵立 / 政见观察员

在不能直接选举执政官员的情况下，中国民众却对政府拥有极高的信任。在众多跨国调查中，这种高信任甚至屡屡超越拥有竞争选举的民主国家。这种现象一直令政治学界迷惑不已。尽管关于这个现象的学术著作称得上汗牛充栋，但却一直没有出现让学界一致信服的解释。今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唐文方教授出版了新书《民粹威权主义》（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为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可能答案。

学界此前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认为民众的信任来源于制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提出了 “威权韧性” 概念。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稳定，依靠的是政治的逐步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其中对赢得民众支持最重要的是 “政治输入制度”（input institution），通过建立干部培养和升迁系统吸纳社会精英，并提供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比如颁布《行政诉讼法》、建立信访系统、强化人大和政协职能等。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民众的信任来源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已故杜克大学教授史天健认为，中国文化有两点影响国人对政府的信任。第一，中国人非常尊重权威和等级制度，政府与公民被看作是上下级的权威关系，而非基于义务和权力的互惠关系。第二，中国政治文化倾向于自我节制，崇尚牺牲小我的价值，希望不给组织添麻烦，保持社会和谐，而非为了自己利益进行公开讨价还价。

唐文方的观点可以大致归入 “文化论” 阵营。他提出了 “大众权威主义” 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中国的高度政治信任。这个框架的基础是 “群众路线” 的意识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传统，其特点是发动群众、尤其是发动群众运动（mass movement）来实施政策。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纪委网站在十八大后设立的群众举报平台，或者网友喜闻乐道的国际一流 “情报机构”：“朝阳群众”。

此外，唐发现中国人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即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非常高。在全球性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之中，50%-60%的中国受访者表示 “大部分人都是值得信任的”，比许多发达民主国家（包括美国）要多出 20%-30%。唐认为，这种信任主要来源的是 “社群信任”，即对同事、邻居、同学等熟人群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构成了政府支持的来源。

群众路线对制度建设产生了不良后果。发动群众、直接接触群众，鼓励执政者和民众跳出制度框架直接联系彼此，无法激活法院、媒体、立法机关、工会等制度安排。而羸弱的制度又使直接接触成为更高效的选择。长期以往，设立的制度无法发挥其应有职能。也就是说，政府要保持人民信任，必须绕过制度安排，直接以人治方式进行干预。好制度和权威主义无法并存，这是 “大众权威主义” 有别于 “制度论” 观点的体现。

群众路线原则会导致政府对公众舆论非常敏感——甚至比民主国家更加敏感。民主国家的政府并不需要讨好每一个人，他们能让足够赢得选举的民众满意就行。因此民主政府可以不理会零星的社会反抗。但是，在缺乏竞争性选举的情况下，大众权威主义政府无法准确获知民众有多大程度的不满，因此对舆论中的偶尔不满也会反应过度。

唐认为，这种过度反应是有利于获取民众支持的。在缺乏竞争性选举的国家，民众对政府回应自己的期待非常低，只要政府作出回应，他们就会高估政府倾听人民呼声的程度。而民主国家的民众则往往相反，他们通常会认为政府回应他们是理所当然之事，一旦政府有所怠慢，他们就会低估政府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进而不信任政府。

群众路线、社会资本、政治参与、羸弱制度、高回应性国家——这些因素造成了中国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但是，唐认为这种信任并不是稳定的。缺乏制度作为缓冲，政府会在回应民众错综复杂的诉求之间疲于奔命，一有不慎，信任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因此，维持这种高度信任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相对而言，竞争性选举制度能容纳更多的不满，并将这些不满转化为下一次选举的选票、或者转移到法律系统去解决。因此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众不满并不会危及政权的稳定。

参考文献
Nathan, A. J.(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6–17.

Shi, T. (2001).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4): 401–19.

Tang, W. (2016).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gime sustainability. 1 edi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文字编辑：郝小书
微信编辑：邓哲远
图片编辑：林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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