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17：一个家庭的下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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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17：一个家庭的下岗人生
2017-04-25 派妮 新周刊

图片中前排右一是杨爱兰
后排右一是杨爱梅，后排左一是杨宏军

1998年，“下岗”一词还没有流行，一大批职工收到工厂“停薪留职”的通知。张雪莉一家正是受到这个决策影响极深的家庭之一。当离开了体制的铁饭碗，这些职工带着家庭打拼，在创业浪潮里几经浮沉，不断寻找门路和生计。张雪莉忍不住地想，如果当年没有国企改制，没有下岗分流，父母的人生会是怎样？

这是中国三明治破茧计划2.0发布的第16篇文章，也是破茧计划的第54篇文章。作者派妮。


文 | 派妮

本文转载自：中国三明治
微信号：china30s

北方的冬天有一种枯寂的冷。人们从有暖气的房间里走出来，只消一会儿便能浑身上下冻透。从人民路左拐进入一条小路，煎饼果子、火烧豆汁、肉夹馍、肉馄饨、豆腐脑.....卖早餐的小摊儿一个连着一个，热气从每个锅子里升腾着，最终连成一团白雾，把这一片儿都笼了起来。有人把自行车停在一旁，连锁也没上，就吆喝着：“老板，来两个肉火烧，一碗豆汁儿。”有人则一边从这一团雾气中走出来，一边不忘抹一抹吃豆腐脑时留在嘴角上的葱叶。

杨爱兰和姐姐杨爱梅从凌晨5点就出来摆摊卖水饺。馅料是前一天调好的，一荤一素就两种：白菜猪肉馅、韭菜鸡蛋馅。包水饺用的面也是前天就发酵好的。早上摆好摊后，姐妹俩就先擀面皮，面团在她们手里飞快擀出一张张圆面皮。六七点钟，来吃早餐的客人多了起来。这个时候，杨爱兰就负责包水饺，杨爱梅负责往锅里下，顺便收拾客人吃完的碗筷，一直忙活到九点多钟才收摊。

回到家后，杨爱兰又开始准备第二天要用的原料。白菜、韭菜都要剁碎，五花肉加上酱油、大蒜、姜丝后剁成肉糜，鸡蛋先摊成饼然后再切碎。杨爱兰初中毕业后，她的父亲就帮忙把她安排进了当地一家煤矿的食堂上班。和面、揉面、剁馅、包包子.....这些技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尽管姐姐比她大了五岁，但是干起这些活儿，杨爱兰的手脚更麻利一些。

“被失业”的开端
1998年 - 2000年

杨爱兰是三个月前开始摆摊卖水饺的。此前她是一家国有工艺品厂的车间职工，从前几年开始，工厂的效益就一直在下滑，最近一年整个工厂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端了十几年铁饭碗的杨爱兰一开始还坚信“工厂不会不管他们的”，可是眼看来工厂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她才慢慢意识到，自己必须得想想办法了。

这一年是1998年，“下岗”一词还没有流行，工厂给出的说法叫“停薪留职”。停薪的这一年，杨爱兰41岁。

丈夫张友进跟杨爱兰同是一个厂里的职工，凭着一手好文章博得厂长赏识，没几年工夫就当上了厂办主任。张友进还有三个兄弟姐妹，他们要么在家务农，要么靠点小生意补贴家用，张友进算是最为风光的那一个。然而，停薪留职却让这一对中年夫妻昔日的风光一点点破灭。尽管家里还有一些存款，但是女儿刚考上高中，儿子在读初中，光是这一对儿女的教育就是一笔不菲支出。两个人在家里琢磨来琢磨去，张友进决定跟同事一起把工厂原先的工艺品生意接过手来做，而杨爱兰则把在家务农的大姐叫上，一起上街摆摊卖水饺。

杨爱兰干起活儿来是一把好手，实诚的她跟在家里包的水饺一样，皮薄馅大，咬一口能喷一嘴的油水。这样的饺子很快为她招了一大批顾客，每天早晨她的摊前人总是很多。尽管起早贪黑，但是杨爱兰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希望，干得十分带劲。然而毫无生意头脑的她，在卖了三个多月水饺后，才第一次后知后觉地想起算账这回事儿。算一下买菜买肉买面的钱，再算一下支起这个摊子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杨爱兰算完才发觉，三个月下来根本没赚多少钱。

于是杨爱兰开始在节约成本上下功夫，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肉糜的分量放的那么足，素馅水饺里面的鸡蛋也变得比以前少一些。“精明”的顾客也慢慢发现了这一点，光顾的客人在一点一点变少。杨爱兰有些不知所措，她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在“保住成本”和“留住客人”之间做一个平衡。

半年过去了，杨爱兰的水饺摊变得不温不火，丈夫张友进跟别人做的工艺品生意也没有起色。生活第一次向这个家庭展露了难色。

两年后，杨爱兰16岁的女儿张雪莉开始上寄宿高中，只有周末才有机会回家。她回家后总喜欢第一时间打开电视机，盯着屏幕看个够，缓解书山题海带来的压力。电视里庆祝澳门回归的活动轮番上演，迈入新千年的跨年庆典也在24小时不间断直播......中央最权威的媒体机构始终以这样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制造出歌舞升平、和谐欢乐的气氛。

当张雪莉回到学校时，政治老师在课堂上则以一种严肃的口气让她了解这个社会的真实：中国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决议、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务院开征利息税......当她在死记硬背这些时事热点的时候，国家关于国企改制的政策已经悄悄改变了她父母以及她这个家庭的命运。

张雪莉不是没有感受到家里的一丝丝变化。爸爸曾经隔三差五爱跟同事们聚在一起喝个小酒打个牌的日子不见了，妈妈时不时就从厂里带回来过年过节发的油盐酱醋也不见了，一家人在节假日逛个公园下个馆子的日子更是一去不复返了。

张雪莉一家住在父母工厂附近的家属小区里，邻里之间都是父母以前的同事。从前，因为父亲在工厂里的职位和威望，那些邻居们每次见到张雪莉，也有意无意“示好”。同一幢楼的王阿姨每次见到她，大老远就喊：“哟，咱们张主任家的千金大小姐回来啦！”当工厂宣布“停薪留职”那一刻，“以厂为家”的时代也宣告结束。每家每户都重新回到了起跑线上，开始各自奔前程。大家为了讨个好生活，使出浑身解数。

曾经是父亲下属的荣叔叔与妻子一直不和，打打闹闹好几年，随着荣叔叔的光荣下岗，妻子坚定了离婚的念头。离婚后的荣叔叔于是在街头开始摆摊卖馒头。

跟张雪莉在一个学校上学的李强妈妈，自从不在工厂里干了之后，买了辆三轮摩托车，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跑到青州那边一个大的农贸市场批发蔬菜，然后在附近的菜市场上卖菜。傍晚时分，张雪莉经常看到李强妈妈风风火火把摩托车开回自家楼下。

住在张雪莉对门的是曾经厂里卫生室的张医生，她回到乡下老家镇上，开了一间诊所。不出半年，邻里乡亲有个头疼脑热都往她这儿跑，一时之间挣得比在工厂里还多。

住在张雪莉家楼下的于阿姨则没有这么多的烦恼。她的丈夫做着煤炭运输生意，家底殷实，于阿姨不上班了以后，干脆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一心扑在相夫教子上。

这些因为“被失业”而做出的各种选择，成为了他们走向不同人生的分水岭。

门路和生计
2001年-2004年

2001年7月13日，正在放暑假的张雪莉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机屏幕，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将主办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时，她也禁不住激动地喊了出来。这一喊把已经睡着的妈妈给吵醒了。杨爱兰翻个身，想继续睡觉，但是此时窗外开始噼里啪啦放起鞭炮来了，加上一肚子的心事，她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杨爱兰一早起来上街时，发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的横幅已经满大街挂起来了。然而时刻为生计问题焦虑着的她，对这种普天同庆表示木然。她盘算着不去上街摆摊卖水饺了，一方面是因为赚不了多少钱，另一方面则是丈夫张友进正在准备开一家洗车行，正好缺人手，杨爱兰过去正好可以帮一把忙。

过去一段时间，张友进的工艺品生意一直没有做起来，他一直在琢磨新的出路。那个时候，私家车在这个小城镇里悄然多了起来，相应的洗车服务也应运而生。张友进盘算了一下，除去租房、买设备，洗车服务最大成本就是人力，而他们夫妻两个人只要肯干，应该能从“洗车”这块蛋糕里分一杯羹。

杨爱兰的弟弟杨宏军在当地的城管大队工作，他人脉广，关系多，于是杨爱兰和张友进便拜托杨宏军找了一个门面，且和管辖这一片区的“相关人士”打点好关系，简单装修了一下门头就开张了。

由于没有雇人，多数时候需要张友进和杨爱兰齐上阵。先是张友进穿着防水胶鞋，拿着洗车水枪把车子清洗一遍，然后杨爱兰提着一桶装有洗车液的水，用抹布里里外外仔细清理一遍。上完腊后，张友进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的擦腊抛光。

对于杨爱兰来说，撸起袖子干活并不难。但是对于坐惯了办公室，拿惯了笔杆子的张友进来说，他的心情却五味杂陈。从前在厂里上班时，工厂里有公车，但凡有事，不论公私，张友进都可以指派司机车接车送。但是现在，他却要为别人洗车，这不能不让他感叹今不如昔。就连张雪莉每次看到父亲洗车的样子，都忍不住一阵鼻酸。

张雪莉正处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她心目中的父亲是一个靠脑力吃饭的人，不仅可以写一手好书法，更是可以写一手好文章。可是无论如何，她不能接受自己的父亲为了现实生活而去出卖自己的体力。可是，作为一个未经历过社会的高中生，张雪莉又能做些什么呢？她什么都不能做，除了在日记里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之外，她只能更加努力的学习，以这种方式为父母争口气。

洗车的生意越来越忙，杨爱兰和张友进开始“以店为家”。杨爱兰在门面后面搭了一个简易厨房，夫妻两人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解决。张雪莉和弟弟放了学也不再直接回家，而是跑到店里，一家四口在店里解决晚饭后才回家。

家越来越变得像一个睡觉的地方。这一年的冬天，杨爱兰为了省钱，干脆没有缴纳那将近2000块钱的暖气费。没有一丝热乎气的家，让张雪莉不再盼望每个可以放学回家的周末，她宁肯住在学校宿舍里，也不愿意回家挨冻。

在张雪莉眼中，跟父母谈心聊天几乎变成了一种奢侈。唯一一次是杨爱兰主动提起的，她感慨自己过去在工厂里上班时，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会生计发愁的时候。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有好好学几门技能。她嘱咐张雪莉以后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一技之长。

2002年七月份的一个早晨，杨爱兰从街角的早餐店里买了油条和豆汁，打算带到店里当早餐。当她打开洗车店的门时，发现昨晚放在门后的一个洗车设备不见了。她心里一沉，赶忙打开抽屉，昨天收来的800块钱也不知去向。她跑到附近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的丈夫打电话。张友进听说后匆匆赶来，两个人查看一圈后确认洗车店被盗了。

心急的杨爱兰赶紧给自己的弟弟杨宏军打电话——她对自己这个“公务员”弟弟十分依赖，大事小事都喜欢找他出主意。杨宏军来了之后给他们报了警。警察很快来了，围着盗窃现场四处侦察，他们发现门上面的锁有被撬开的痕迹，地上还留有小偷作案时不小心留下的一根细钢丝。

然而，这次报警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警察只是如实登记后，告诉杨爱兰和张友进，案子有了进展会及时通知他们的。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这次失窃案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失窃的洗车设备是店里唯一一个值钱的东西，没有了设备，店也没法继续开张下去。这次失窃案给杨爱兰心里重重一击。

从1998年下岗到现在，四年过去了，杨爱兰两次做生意都以失败而告终。当初的意气风发不再，她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她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块做生意的料，与其这样折腾，还不如服从命运的安排。

这个时候，原先厂里的一位车间主任下岗后，自己干起了纺织刺绣工艺品的进出口生意，他那里急需大量车间女工。她很快通过应征——每个月工资600元，在完成保有工作量后每多完成一件刺绣产品多赚8块钱。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爱兰开始了数年如一日的纺织女工生活。杨爱兰每天的工作就是按照给出的花样图纸，一针一线、一圈一扣缝制在纺织品上。为了多赚几个钱，杨爱兰把“绣花边”的活儿带回家来，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妥当后，她打开电视机，一边听着电视里发出来的声音，一边做手上的活儿。长时间的劳作让杨爱兰很快得上了“职业病”——她的眼睛开始老花，必须佩带老花镜才能看清楚手上的针线，与此同时，她的颈椎劳累过度，每天必须靠贴缓解疼痛的膏药和用手大力揉捏和敲打才能缓解。即便每天如此饱和的工作量，杨爱兰每个月挣来的工资不过1000元左右。

这一年，杨爱兰一家最大的事情是女儿张雪莉考上了大学，这是张家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杨爱兰一方面为女儿的争气感到骄傲，走在路上邻里之间都在夸自己的女儿有出息；可是回到家后她看看家里的存折，只能默默咬紧牙关。

张雪莉读出了母亲眼中的忧虑，她开始变得懂事。高考的事宜忙完之后，她就缠着妈妈，让妈妈教她如何绣花边。杨爱兰于是把最简单的“打圈”工作交给女儿。所谓“打圈”就是把一个圆环套在一根笔尖上，然后用线一圈一圈缠上去，缠满了之后再锁边，一个圈就这样完成。张雪莉打一个圈，交给杨爱兰，杨爱兰就把这些圈镶在刺绣品上，一颗连着一颗。

相比于杨爱兰顺从地接受了生活的安排，张友进则始终不愿意服输。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事业上的一败涂地更让人觉得羞愧，他准备“三进宫”，再次寻找新的门路。

这一次，“门路”是杨爱兰的弟弟杨宏军介绍过来的。张友进生活的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煤矿碳厂、水泥砂石化肥厂林立，这些工厂生产出来的原料多数销往其他城市，中间过程中的货物运输环节则鱼龙混杂，一片散沙。只要能跟这些工厂打点好关系，他们就会优先把货物运输的活儿交给你。

杨宏军正是认识了当地其中几家大型碳厂和水泥厂的老板，于是介绍给张友进。张友进第一个活儿是把2吨水泥从当地水泥厂运输到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工地上。除去雇佣货车和司机的费用，这一趟下来让张友进小赚了一笔。

这次尝到的“甜头”让张友进看到了希望。他为了巩固这得来不易的战果，又拉上杨宏军给这几位相熟的厂长老板送礼请客，请他们以后多给些“好活儿”。把“财神爷”供奉好以后，张友进的心开始大了起来。既然手中有了货源，干脆自己买个货车，这样成本降低，利润岂不是更多？

于是，张友进开始跟杨爱兰商量买车的事情。家里存款还有五六万块钱，买辆承载量2吨的货车大概需要8万块钱，差了2万块钱张友进准备向银行贷款。一向谨小慎微的杨爱兰并不同意买车。她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不仅家底掏空，而且还欠银行一屁股债。如果以后运货生意不好，这个家庭将举步维艰。

然而，此时一根筋想要扩大生意的张友进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不把步子迈大，怎么赚钱？最终，杨爱兰顺从了张友进，把家里的几张存折找出来，交给张友进。经过数月的繁复手续，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了张友进眼前。张友进感觉他的生意马上要红火起来了。

“天真”的张友进没有意识到，任何依靠人情关系得来的生意都不是长久的。张友进供奉的金主们，被不少人眼红。为了维系好得来不易的门路，张友进必须花更多的血本去请客、送礼，否则这些货源被抢走是分分钟的事情。

除此之外，还让张友进头疼的一件事情是路上那些“血口大张”的交警们。在货物运输这一行当，超载超量几乎是行内默认的潜规则，否则根本没法赚钱。交警们也心知肚明，他们经常以各种理由在高速路口检查货物，但凡超载一点点，他们就开出罚单，这些罚款也就进了他们的“小金库”中。在张友进自己城市的地界里，还有杨宏军可以照应一下，但是多数时候张友进要拉货去别的城市，这些“马路警察”杀他个措手不及。

时间一长，张友进也摸清了一些规律。夜间拉货跑运输被逮到的几率要远远小于白天。于是，张友进形成了夜里拉货跑运输、白天在家休息睡觉的模式。心疼丈夫的杨爱兰自然也养成了跟丈夫一样的作息规律。每天凌晨时分，杨爱兰就起床，给丈夫做点吃的。吃好饭后，张友进就一头钻进夜色茫茫中。

自从1998年“停薪留职”以来，杨爱兰原来所在的工厂一片静悄悄。2004年，杨爱兰和其他100多名职工被通知：工艺品厂正式宣告破产。尽管这五六年以来，大家各自谋出路，但是个人档案、社保等各种档案、关系依旧仍属于原来的工厂。

现在工厂破产了，工人们这五六年被欠的工资上哪里去要？断缴的社保怎么处理？个人档案要转到哪里去？这些关系职工利益的问题被一一提了出来。然而，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原来的厂长早已因为贪污问题关进了监狱。很快，大家开始组队去“讨个说法”。张友进没有心思理会这一摊事儿，杨爱兰则被原先厂里的几个姐妹拉上，开始隔三差五跑到区政府门口“上访”。

一开始，政府的工作人员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会为你们争取一个公正、公平的解决办法。然而，杨爱兰很快就发现，这些不过是政府工作人员应付上访群众的“官方说辞”。

因国企改制造成企业职工的下岗问题，一直是新千年以来引发社会动乱的不安定因素。尤其是在北方，国企工厂的职工一直被灌输主人翁教育，以厂为家，以身为工人阶级为荣，只要“正式职工”这样一张王牌，就可以终身无忧。甚至在很多老牌企业里面，更是全家上下都在一个厂里工作，其“工人身份”是可以传代世袭的。

这些职工从来没有下岗的思想准备和再就业的能力，当国家决定解除与这些工人的“终身劳动契约”的时候，却没有为这些“弃儿”健全好足够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也酿出不少社会动乱事件。多数工人都像杨爱兰和张友进一样，默默忍受着改革带来的阵痛，然而也有部分失业工人彻底绝望，跳楼自杀、行凶报复等事情时有发生。

政府的敷衍了事激怒了杨爱兰以及其他上访者。他们不肯善罢甘休，又发动了更多的职工加入到上访的队伍当中去。他们开始展开新一轮更加声势浩大的上访，他们的行为也开始偏激，他们经常堵在政府门口，静坐抗议。

经过旷日持久的上访，政府不得不商讨解决方案。最终法院介入了工厂的破产相关事宜，清点工厂资产，拍卖工厂厂房，然后把拍卖款分发给职工，随后又给每位职工补缴了从1998年到2004年间的社保工资。

厂房就在杨爱兰家前面，过去几年工厂的大门一直紧锁着。当厂房被拍卖那一刻，杨爱兰又站在门口往里看了看，曾经通往车间的主干道早已杂草丛生，车间外面的防护铁网也锈迹斑斑。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竟然过去六年了。


国事家事
2006年 - 2009年

经过两三年的摸爬滚打，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张友进的货运生意在摇摇晃晃中，顽强生存下来；杨爱兰依旧日复一日地当着她的“纺织女工”；张雪莉的弟弟张路康因为学习成绩差，早早踏上社会给别人打工；张雪莉则在这一年考上了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

在即将读研的那个暑假里，张雪莉并没有闲着。她深知父母经济上的重担，她想要通过她的本事为这个家庭做一丝贡献。“本科，家教经验丰富，擅长语文、英语，可辅导小学至高中各个年龄段。”张雪莉把广告语简明扼要地打印在一张A4纸上，然后每天清晨骑着自行车，开始到各个生活小区里张贴。有时候，她刚一贴上去，打扫卫生的阿姨就给她呼啦一下子撕下来，丢进垃圾桶里。张雪莉并不气馁，明天趁着没人，照样再贴一张。

一个星期下来，张雪莉已经收到四五个邀请她过去辅导家教的电话。她一一上门，跟家长沟通、试教、询问学生意见......最终决定聘请她上门家教的有三家：上午去隔壁小区辅导一位初二学生作文；下午骑着自行车半个多小时跑到另外一家，教一位三年级的小男孩数学；匆匆忙忙吃过晚饭后，则又要去教一个刚上初中的男孩子补习英语。

初中生每小时20元辅导费，小学生每小时15元辅导费，两个月的暑假下来，张雪莉赚取了6000块钱——这是杨爱兰将近半年的工资。杨爱兰第一次对女儿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同时她也为过去一年里的“目光短浅”感到对不住女儿。

去年张雪莉说要考研，杨爱兰极力反对，她天天盼着女儿大学毕业后能赶紧找一份工作，缓解家庭的压力。继续读研的话，不仅张雪莉要晚两年参加工作，这两年间又是一笔花销支出。杨爱兰无论如何不想再等两年了。

张雪莉自然知道母亲这样一种期盼不无道理，但是她心中仍有不甘，她还想继续深造，还想去大城市里闯荡一番，这个瘦弱的女孩体内蕴藏着一股说不出的倔强。张雪莉内心一直被这两种选择所折磨，一方面她不忍心继续看父母为生计所操劳奔波，她也想尽一份自己的孝心；另一方面她内心想要考研深造的愿望，却促使着她每日早出晚归泡在图书馆里疯狂复习。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的那个晚上，张雪莉在网上提交了报名申请后，没有去图书馆复习，而是一个人在漆黑的操场上，一圈一圈跑步，一边跑一边放声大哭，直到精疲力尽。

最终，张雪莉金榜题名。张雪莉有些不知所措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杨爱兰听到这个消息时，木然地答应了一声，再无任何其他反应。这种回应让张雪莉心里难受极了，她也埋怨自己的自私，为什么只顾自己不顾父母的感受？

正是由于这种愧疚的心理，让张雪莉在暑假里拼命打工赚钱。她想以这种方式告诉妈妈，接下来的读研生活不用家里操心了。开始读研之后，张雪莉也是在打工、上课、实习中度过。刚开学，她就已经很积极地通过学校的勤工俭学中心找到了一份家教，又很积极地通过学院导师的帮忙与推荐，到沪上的报社实习，甚至在学校的校内助理助教应聘时，她也报了名。一个学期下来，她收入颇丰：一周三次家教150元；写稿稿费一个月能拿千把块钱；校内助教一个月补贴600元，加上研究生的生活补贴400元，张雪莉月收入两三千元。

这个时候，杨爱兰才觉察到当初对女儿的这笔教育投资是值得的，她嘴角第一次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2008年，正当人们欢天喜地期盼着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时，一场5.12汶川大地震却给全国人民一个措手不及。那些灾难的画面，那些温情的时刻，那些被点燃的爱国热情，都不禁让人的眼眶湿润。

张雪莉学的是传媒，地震发生时她正在报社实习，她跟着带她的记者老师忙前忙后，做专题跑采访，经常也会因为一些内容被触动到内心深处，伤心落泪。为了纪念这段经历，她决定将“汶川地震时期中外媒体报道比较研究”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

而在千里之外，杨爱兰一家已经走出下岗的阴影。尤其是张友进的生意，经过过去几年的颠簸曲折，如今几乎是顺风顺水。张友进知道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他的脚下了。他更加开足马力，撒欢地折腾。他时常跟杨爱兰说，“赚不赚钱就靠这几年了，所以得抓抓紧，给咱儿子攒点钱弄套房子好娶媳妇。”

相比于过去几年的艰难求生，杨爱兰愈发感到身上的负担在一点点减轻。过去，由于常年的焦虑以及丈夫日夜颠倒的出车，让她的睡眠质量每况愈下。最厉害的时候，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想到手头的紧迫，想到未卜的明天，她只能不停地在黑夜里唉声叹气。这种透支身体的方式让她的“更年期症状”更加明显，她的脾气越来越差，动不动就训斥儿子，埋怨丈夫，整个家里的气氛时常被她搞得十分紧张。儿子张路康有时都不愿意回家吃饭，宁肯在外边跟朋友一起喝酒解闷。即便跟在外地上学的张雪莉通电话，也只是例行公事般的，没有太多深入的交流。而如今，随着丈夫的生意红火，女儿和儿子也已经能自食其力，杨爱兰终于可以喘口气。

可是，上帝并不因为人们的勤劳或者善良就会放过她。杨爱兰怎么也没想到，她气儿还没有喘顺的时候，命运再一次捉弄了她。

八月份，北京奥运会在如火如荼地召开。张友进早上起床后，时常感觉到脖子后方总是一阵阵地疼痛发麻，而且总伴随着发热。忙于生意的他并没有在意，以为自己感冒发烧了，于是翻出家里的药箱，抓了一把退热解毒的药吃下去。可是连续吃了一个多星期，症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越来越厉害。而后一个月，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咳嗽不止，到最后已经咳出血来了。

张友进有了一种隐约的预感，有可能......

他常年抽烟，特别是前几年生意不顺利的时候，经常是一根接一根，玩命地抽，似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以把眼前的不顺心都抛掉。此外，他做的生意多是拉煤拉碳，经常要与粉尘相接触，难免呼吸一些污浊甚至严重污染的空气。加之，张友进所在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城市污染本来就比其他城市要严重得多。这个城市的癌症发病率已经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张友进的亲朋好友当中已经有人“中招”。

自己身体出现的这一系列症状让张友进预感到自己也可能“中招”了。可是，他不敢去医院检查，他内心还存有一丝侥幸与希望，他没有勇气面对可能预见的检查结果。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然而绝症会把希望统统拿走，他还不知道绝望是什么滋味。他也不敢告诉杨爱兰，他怕她比他先倒下去。

张友进拖着身体一直在熬，从夏天熬到冬天。11月的北方已经进入寒冷的冬季，张友进再也无法隐瞒——身体的疼痛在加剧，以前是间歇性的疼痛，现在几乎夜里都会疼的醒过来。一个早晨，张友进望着卫生间里咳在马桶上的血迹，知道自己瞒不住了。他走出卫生间，虚弱地跟杨爱兰说，今天去趟医院吧！

当医生把“肺部恶性肿瘤”的确诊报告单递给张友进时，站在旁边的杨爱兰感到天旋地转，脑子轰得一下子炸开了。超出自己人生经验的事情，她从来都不懂得如何应付。当年的下岗，让她失去了饭碗，让她为生计奔波，她以为这已经是老天爷对她做过最残忍的事情了。她无论如何都无力招架再一次的打击。人生啊，它怎么会是这样？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2010年 - 2012年

一回到北方，张雪莉再次感受了那种久违的寒冷。正值春运，瘦弱的她拖着行李箱，从火车站里出来，随着人流往出口处挪动。

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即将毕业的她跟多数同学一样东奔西走在求职路上。百年难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这个求职季成了媒体口中的“史上最难”，张雪莉只能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求职资料，一边和同学们抱怨着倒霉。没有任何关系背景可以依靠，在这座野心勃勃、充满无限机会的城市里，张雪莉却时常感觉自己像是溺了水一样，随时会被淹没在茫茫大海中。面试官轻轻地皱眉或者不经意地叹气摇头，都能引发她内心的地动山摇。

从繁华大都市回到家乡小城，熟悉的乡音仿佛让她有了一种久违的放松。然而，打开家门那一刻，她一下子怔住了。

张友进蜷缩在沙发一角，面无血色，体重骤减，仿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确诊癌症不久，张友进就在医院做了化疗治疗——这是一种破坏性极大的治疗方式，原理是用化学药物治疗的方法把体内的癌细胞杀掉，其副作用也相当明显，那就是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把体内的健康细胞一并杀死。过去几个月的化疗让他头发全部掉光，也破坏了他的喉部气管，他说不出话来。看到女儿后，他站起身来，想要说话，发出的声音却是沙哑一片，只好朝女儿勉强挤出了一点笑容。

张雪莉扔下手中的行李，眼泪一下子奔泻而出。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杨爱兰听到女儿的声音，也从厨房里出来。为了让女儿可以安心的找工作，杨爱兰一直都没有将张友进患癌症的消息告诉她。她没有能力在女儿的就业问题上帮一把，只能以这种方式不拖女儿后腿。可是当她看到女儿站在门口无助哭泣那一刻，她也不可抑制地跟着哭了起来。为她，为丈夫，为这个家。

晚饭时分，张路康也赶回家来吃饭，这是这个家庭近年来难得的一次、人员齐整的晚餐。张友进患病之后，不忍心丢弃自己那如日中天的生意，于是让儿子张路康接了班。这一年，张路康刚满20岁。此前他只是一个玩心十足、乳臭未干的男孩，父亲的重担这样毫无准备地压向了他。他要替父征战生意场，周旋在年龄比他大一旬、社会阅历经验老道的中年男人之间，他被欺负，被讥笑，像块橡皮一样被随意捏来捏去；回到家后，望着父亲苍白的脸庞，他却什么抱怨的话也不能说，而且还要逼迫自己一点点地做好“父亲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的心理建设。

吃过晚饭后，张友进早早躺下睡过去。张雪莉躲在卧室里，打开电脑开始拼命在网上搜寻关于父亲病症的一切相关信息，那些“坚持N年抗癌”的励志帖子给了她一丝希望；而那些花费昂贵却“人财两空”的消息则让她坠入深渊。夜已深，电脑屏幕散发出来的蓝光反射到张雪莉的脸上，眼镜片后面的泪水早已泛滥决堤。

张路康蹑手蹑脚地进来，张雪莉根本无暇擦拭脸上的泪痕。张路康扫了一眼电脑，身子和头重重地陷入床边一脚，摇摇头，对姐姐说：“没用的”。张路康在刚开始得知父亲得病那段日子，也是跟张雪莉同样的反应，拼命上网查信息，寻找着可以战胜病痛的奇迹。然而这种虚无缥缈的自我安慰很快被父亲体内恶化的癌细胞给吞噬了。

夜里张友进每隔一阵就会来一次剧烈的咳嗽，好像要把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嗽声划破这个家里的宁静，每咳一声，杨爱兰的心就狠狠被揪一下。整夜整夜的失眠再次卷土重来，杨爱兰经常枕着被泪水浸湿的枕头等待天亮。人生已过半百，坎坷磨难却越来越多，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没有了丈夫的生活可怎么办？

自从张友进生病之后，杨爱兰不得不把工作辞了，在家照顾丈夫。化疗之后，张友进的身体极其虚弱，需要补给营养；与此同时，医生建议中西医结合，杨爱兰又遵医嘱，从济南的省立医院背回来几麻袋中药，每日熬药给张友进服用。

其实杨爱兰心里很清楚，花费不菲的治疗费用和药物费用到最后可能都是“打了水漂”，可是花钱不一定治得好，但是不花钱肯定没得治。钱没了最多从头再来，但是人没了就一切希望都没了。杨爱兰隔三差五就数数家里的存折，本打算留着给儿子买房娶媳妇的十多万块钱，慢慢变成了医院里开出来的一张张住院医药费用发票。

张友进躺在病床上，他的身体像风中之烛般轻盈飘忽。亲戚们都赶过来了，散落在病床四周。大家没有任何表情，整个病房里除了罩着氧气罩的张友进一张一合艰难而又沉重的呼吸声，一片静穆。

张友进是前夜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来的。几个月以前，张友进的癌细胞再次扩散，已经不能正常呼吸。医生给配了家庭式吸氧器，感到胸闷时在家插上氧气管可以暂时缓解。一开始张友进还只是偶尔吸一下氧气，后来越来越频繁，杨爱兰几乎每天都要跑到医院换新的氧气瓶。最后张友进祈求般的不肯摘吸氧器——对他来说，这是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天晚上，张友进仍旧带着吸氧器艰难地躺下，氧气瓶里咕噜咕噜冒着泡。自从患病以来，夜晚对于张友进和杨爱兰来说，更像是一种煎熬，入睡是一种奢侈。后半夜，张友进戳了戳杨爱兰，气喘吁吁地说：“要不咱上医院吧！我感觉快不行了。”杨爱兰明明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可是当真正到来这一刻，她还是接受不了。眼泪再次奔泻而出，这辈子的痛苦她受够了，这一生的眼泪她流尽了。

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的把张友进拉到医院，安排好住院手续，医生做了相关检查，然后把杨爱兰叫到一旁，压低声音：“随时做好准备吧！”此刻，杨爱兰好像全然接受了这一现实，没有了以往的哭哭啼啼，开始打电话挨个通知亲戚们。

张雪莉接到母亲电话时，正在北京出差。自从父亲患病后，她就放弃了回上海找工作的打算，她原本想着就留在家里陪父亲走完这最后一段路，然而现实并不容许。父母已经都没有了工作，看病的钱只能吃老本。弟弟在张罗着父亲的生意，她必须要解决生计问题，为她自己，也为这个家。于是，她在离家不远的省城济南找了一份行政类工作，平时上班周末回家看父亲。

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但凡是家里来电话，张雪莉总会条件反射般的心一沉。坏消息来得太多太快，她已经没有权利“乐观”。张雪莉挂完母亲电话，便赶忙收拾东西往家里赶。从北京回家有四个小时的车程，在高铁上张雪莉几乎是坐立难安，守着手机一分一秒度过。她害怕不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进了病房，看到父亲的身体像缩了水的鱼干一样，只剩下皮包骨头。张雪莉一下子跪在病床前，摸着父亲的手，枯树枝一般冰冷而又粗糙。她开始不顾一切地哭喊“爸爸、爸爸、爸爸......”，张友进早已神志不清，连眼皮都抬不起来。

张雪莉情绪稳定下来之后，病房里再次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病房在19楼，张雪莉站在窗户前往下望，医院大门口人来人往，再看看床上插满各种管子的父亲，她生出一种“人如蝼蚁命如草芥”的幻灭感。

过了几个小时，突然间，张友进睁大了眼睛，挣扎着想要起来，维持了不到一分钟后，身体发直，硬生生地跌落在床上。一旁的心脏监护仪显示屏上，原本上下闪烁的绿线逐渐变成了一条直线。散落四周的亲戚们一下子全部围了上来，医生拿手电筒照了照瞳孔，然后带着一种遗憾的表情，朝杨爱兰说了句：“走了。”

在医院料理后事的时候，杨爱兰始终没有再流一滴眼泪，反而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无所畏惧。回到家后，她走进卧室，床上还放着张友进临去医院前换下来的秋衣秋裤，床头上还留着一瓶没有吃完的药片和架在一旁的吸氧器，她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哇”的一下子大哭起来，在医院里积攒的情绪一下子全部释放。张路康和张雪莉赶忙扶住母亲，可是悲伤已经成河，母子三人就坐在地上抱在一起，犹如狂风暴雨中三棵瘦弱的树苗。

在张友进走后的第三年，55岁的杨爱兰正式退休。退休手续的办理似乎也成了她告别过去生活的一种仪式，她从此不再过那种忧心、惊惧的生活，她终于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拿着养老金，心无旁骛地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她开始大声地笑，大口地吃，努力把没有享过的福都享受一遍。她除了每日照顾好儿子的一日三餐、饮食起居外，开始到处张罗给儿子找对象。张路康继续忙活父亲留下来的生意，当他的同学刚刚从象牙塔里走出，一脸懵懂地踏上社会时，24岁的他已然像父亲一样成熟老练、精于世故。

张友进离世不久，张雪莉忍受不了那份工作的平庸与琐碎，提交了离职申请，重新回到上海。当张雪莉再次站在上海街头时，看着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她感觉一切都是从前模样，可是她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失去了应届毕业生的优势，第一份工作的乏善可陈，让她在上海全无竞争力，一切只能从零开始。

她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学习——经历过父母的下岗岁月，她的骨子里也时刻发出“危机感”的信号。有一天晚上，她读到吴晓波《激荡三十年》，里面讲述国企改制带来的大量工人下岗，引发她无限唏嘘。国家的一个政策让父母经历了十多年的荒芜岁月，他们被生活嘲弄，被苦难打磨，在底层社会滚打历练，然后在无可奈何中老去。

父亲走后，她总是担心母亲。她养成了每天给家里打电话的习惯，她听到母亲说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总会很紧张，劝她去医院做个检查。杨爱兰反过来安慰女儿说：“放心好了，我会很长寿的，你爸爸没活过的岁数都算在了我头上，老天爷都数着呢！”

张雪莉时常像回放电影一般回放母亲过往的人生。在她的回忆里，母亲经历过单纯的童年，跟兄弟姐妹相亲相爱，也经历过如花似玉的青春韶光，享受过甜蜜的爱情，最终嫁给了父亲，在漫长的婚姻岁月中，母亲享受过新婚的甜蜜，也品尝过一心相夫教子的生活，谁也预料不到，后来在进入中年之后有这样长达十年的提心吊胆、以泪洗面、贫困无助的生活。在刚刚走出阴霾之后，母亲以为会迎来平静安稳的生活时，生活再次给予了她一次重击，相守走过低谷的丈夫早早离她而去。张雪莉有时会问母亲，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你有怨恨过吗？杨爱兰说，“当然怨过恨过，但是都起不了啥作用。这一切终归是命，只能说自己的命不好。”

父母的这段经历让张雪莉心里一直怀揣着一个问题：为什么父母会遭受这样一段困苦的生活？当年国家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如果当年没有国企改制，没有下岗分流，父母的人生又会是怎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雪莉不停翻阅写那些年关于改革的文章、书籍，她企图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也企图给父母那段岁月找到一种解释——毕竟那是父母用自己整整最宝贵最黄金的生命时光来演绎的一段时代故事。

从1992年开始，因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政府开始进行国企产权改制运动，随之带来数以千万的工人失业。到1998年前后，全国失业人数已经达到1500万以上。在张雪莉看来，让多余的工人下岗更多时候是一种政府被逼无奈之下的选择，无数像父母这样的人成为了改革的“牺牲品”。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失业者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却没有相应建立，国营体系的瓦解让很多下岗工人沦为城市的贫民阶层。

张雪莉有一次看到《吴敬琏传》里，提到吴敬琏曾经提议从国有资产中拿出2万亿来补偿那些失业人群的社会保险账户，然而最终却有人以“国有资产的流失”加以反对，最终方案宣告流产。吴敬琏后来评论说，“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有一些失误是因为无知所造成的，而有一些是因为以权谋私的贪欲造成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当张雪莉看到这句话时怅然若失，个人的命运就这样在时代的大潮中不堪一击。

生命就是一场迎来送往
2015年 -- 至今

一年多以前，女儿张雪莉在上海谈了个南方的男朋友，很快结婚；紧接着，儿子张路康也结婚了；三个月以前，张路康的儿子出世。这些新的人新的角色陆续进入到杨爱兰的生活中，她努力适应着丈母娘、婆婆、奶奶的角色。她也曾在某些时候想起张友进，一阵恍惚之后，她就明白她跟他这一世的缘分已经结束了。

生命就是一场迎来送往，她送走了自己的丈夫，迎来了自己的女婿、儿媳、孙子，以后还会迎来外孙。

元旦刚刚过，杨爱兰就开始盼望着春节。因为女儿张雪莉答应她，今年带着南方老公回山东过年，这将是一双儿女分别成家后第一次在一起过年。

除夕那天早上，张路康一大早就开车去火车站接姐姐和姐夫。杨爱兰也早早把厨房占领，蒜薹炒肉丝、酸辣土豆丝、凉拌菠菜、猪皮冻、熏鱼、排骨炖山药、土豆鸡块.....这是她今天的任务——给一家人准备一桌可口的年夜饭。

北方的年夜饭里面少不了水饺，更何况自己的这个南方女婿一早就在电话里说，喜欢吃山东的大馅水饺。杨爱兰准备好年夜饭后，又开始乒乒乓乓准备包水饺的馅料。儿子和女婿喜欢吃韭菜猪肉馅，女儿喜欢吃胡萝卜鸡蛋木耳馅，一晌午的功夫杨爱兰就把这些馅料全部准备妥当。

张路康和姐姐姐夫到家开门的声音，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宝宝，一时之间这个家热闹起来。

杨爱兰干脆把包水饺的“排场”摆在客厅茶几上，张雪莉看到后洗了个手就加入到包水饺的行列；张雪莉的老公更是一脸好奇，也跟着洗了洗手，开始给自己的丈母娘打下手。

和面、擀面、包水饺......手脚利索的杨爱兰本来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结果这两个“帮倒忙的”插进来，搞得她效率大大降低。

等水饺下锅时，更是让她哭笑不得，水饺有的馅撑破了皮，有的则皮多馅少......年夜饭桌上，她把一盘盘饺子端了上来，不忘发牢骚，“还不如不让你们包呢！”

张雪莉一边吃着滚烫的饺子，一边打趣“有其母必有其女啊！妈，我这都是当年跟你学的啊！”

酒过三巡的张路康也接过话茬，跟在一旁的姐夫解释说：“当年妈上街摆摊卖水饺，一开始这么大，再后来变这么大，到最后只有这么大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一个越变越小的圆圈。说完，几个人都已经笑得抱作一团。

杨爱兰一怔，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啊，孩子们还记得。

但是对于她而言，以前那些日子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她已经很少再去想了。

她一边往嘴里填个饺子，一边跟着他们也一起笑了起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