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零的义人，缺席的正义：转型后的“除垢”为何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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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零的义人，缺席的正义：转型后的“除垢”为何艰难 | 政见CNPolitics
Original 2017-10-11 王也 政见CNPolitics


长期的威权统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投下了漫长的阴影。裹挟在这阴影中的，可能是你的家人亲戚，老师同学。一旦血淋淋的伤疤被揭开，随之而来的仇恨、猜忌和报复，顷刻间就会将民主运转赖以维系的理性和共识，冲刷得不见踪影。
王也/政见观察员

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圣经·创世纪》

在电影《出租车司机》的结尾，时间来到2003年，韩国民主化之后的第十六个年头。记者辛兹彼得在首尔的聚光灯下接受了嘉奖，而司机金四福正载着客人，沿着大路向光化门奔去。看起来，他们的故事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154位普通的光州市民，其中包括学生、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80年。谁来为他们的牺牲负责？如何给他们的故事画上句点？对于民主化之后的韩国政府来说，这是必须直面的重大挑战之一。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失去民心，还会为旧势力复辟留下空间。

在政治学中，政治转型完成之后，如何清算旧政权的历史责任，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并为他们讨回公道，防止悲剧重演，被学者们称为“转型正义”问题。

正义并不总是在转型后来到
令人欣慰的是，韩国在实践“转型正义”方面，堪称亚洲国家的典范。首任民选总统卢泰愚甫一上台，即承认光州事件是民主化运动的一部分。随后在金泳三和金大中政府的努力下，当年的受害者得到了国家赔偿，事件发生的5月18日也被定为“国家纪念日”。1996年，下令镇压的军政府首脑全斗焕被送上了被告席，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然而，正义并非总能在转型之后来到。在很多国家，军政府的领导人知道自己下台之后必将遭到新政权的审判，因此会把得到特赦作为交出权力的先决条件。典型的例子就是皮诺切特将军治下的智利。为了确保人身安全，皮将军甚至修改宪法，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终身参议员的职位，以防新政府临时变卦。最终，他也得以在监狱之外寿终正寝。

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中，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助理教授Monika Nalepa回顾了苏东各国在推行转型正义的过程中经历的各种波折。苏联解体之后，其成员国和卫星国先后实施了“除垢法案”，一方面建立调查委员会，公开历史真相，另一方面禁止当年为秘密警察工作的线人担任公职。

隐藏在反对派队伍中的当局合作者
但奇怪的是，尽管要求正义的呼声在新政权建立伊始最为高涨，大部分苏东国家通过“除垢法案”的时间，却都是在转型完成近十年之后。其中，斯洛伐克更是一直拖到了2003年。Nalepa教授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昔日的反对派，也都或多或少地遭到了秘密警察的渗透。比如著名的波兰团结工会，在1981年组织的大规模罢工被镇压之后，就成了秘密警察竭力拉拢的对象。镇压中被捕的大量中层干部，都被迫选择跟当局合作以换取自由。

刚开始，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可能还未必知情。但在1989年举行的圆桌会议（当局和反对派就政治转型展开的协商）期间，秘密警察的代表明确地道出了这一事实，并以此要挟团结工会做出让步，不再追究旧政权的历史责任。Nalepa教授认为，这就如同是经典的绑架者博弈：绑架犯无意中得知了受害者的不堪过去，从而手中有了足够的筹码，来防止重见天日的受害者选择报警。她把这些隐藏在反对派队伍中的当局合作者，称为“Skeletons in the Closet”。

这些“Skeletons”的存在，却无意之间帮助波兰解决了一个转型期间的老大难问题：博弈各方都难以做出可信的承诺，谈判的结果也毫无约束力。而在波兰，旧官僚们相信，新政府不敢对他们问责，否则不但会伤及自己人，也会削弱其执政的道德基础。因此，旧官僚们才放心大胆地开启了转型进程。

事实上，团结工会在掌权之后，也确实在“除垢法案”的议题上畏首畏尾，犹犹豫豫。1992年，一些未参与圆桌会议的小党派代表联名提出，应该对秘密警察档案加以公开。因为并非所有议员都相信旧政权的威胁，这项议案得到了国会的批准。结果在400多名国会议员中，有61人被查出跟秘密警察有关联，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前反对派成员。一个月之后，波兰宪法法庭紧急叫停了这项议案。但丑闻已经无法掩盖，在媒体和舆论的压力下， 国会通过不信任投票解散了内阁，并搁置了转型正义的相关事项。

匈牙利的情况跟波兰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该国的反对派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松散的架构给秘密警察提供了大量可渗透的空间。1989年后的执政党匈牙利民主论坛由于成立时间较久，所受影响也最大。在该党的阻挠下，匈牙利的“除垢法案”长期未能获得批准。

相比之下，捷克反对派就没有那么多历史负担。他们人数较少，也更加精英（多为哈维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很难被当局收买，而捷克的旧政权在苏东各国中也相对脆弱——历史学家Timothy Garton Ash有句名言：“政治转型在波兰花了十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捷克只花了十天”——他们几乎是被逼到了谈判桌前。所以，哈维尔领导的新政府在两年之内就实施了彻底的“除垢法案”，对旧政权的成员进行了严厉打击，9000多人被剥夺了参选公职的资格。

年轻一代政治家的选择
随着时间推移，民间对转型正义的渴望不再那么强烈。然而在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曾被束之高阁的“除垢法案”却又在九十年代末期重新回到了政治议程之中。Nalepa教授指出，这一波新立法背后的推动者，是刚踏入舞台中心不久的年轻政治家们。他们跟过去的黑暗历史牵扯较少，所以不惮于跟旧政权做彻底的切割。

这其中的代表，就是波兰的卡钦斯基兄弟和匈牙利的奥尔班。他们在圆桌会议期间还是边缘人物。之后在组建自己的党派时，他们非常小心地跟旧政治精英们保持了距离，着意吸纳那些背景干净的年轻血液。通过迎合右翼选民的诉求，卡钦斯基兄弟的法律与正义党，和奥尔班的青年民主党，很快成为了各自国家政坛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核心政纲之一，就是立即实行“除垢法案”。

眼见右翼势力不断增长，“除垢法案”的到来已然不可避免，代表着旧政权利益的政治家们决定壮士断腕，趁自己在国会中还有影响力，先出台一个温和版的法案敲打一下自己人。这样右翼上台之后也无话可说。于是一时间东欧政坛上出现的奇景是，跟旧政权关系越密切的党派，叫嚷不忘历史，伸张正义的声音也越响亮。只是我们都知道，哪里有什么正义，有的不过是政客之间的勾心斗角罢了。

但无论怎样，“除垢法案”还是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于波兰和匈牙利被国会批准。经此一役，卡钦斯基兄弟和奥尔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吊诡的是，靠攻击旧威权政体起家的他们，今天却成了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胁之一。在他们的领导下，波匈两国正在有条不紊地将民主制度的基石一块块移除：修改宪法、控制媒体、削减法院权力……奥尔班更是公开表示，更欣赏俄罗斯和其南方邻国的政治体制。

漫长的阴影
如果当年波兰和匈牙利能像捷克一样，尽快“除垢”，及时止损，那么，两国如今的境遇会不会好得多？至少卡钦斯基和奥尔班们的崛起之路，似乎不会再这般顺利。但是，Nalepa教授忽视的一点是，曾经的反对派领袖们之所以犹豫不决，也未必全是出自一己私利。那时的苏东各国，正经历着痛苦的“休克疗法”。在民生凋敝，物价飞涨的大环境下，还要腾出一只手去处理秘密警察档案这颗定时炸弹，对于新生的民主政府来说，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万一触怒了太多的旧政府官员，无路可退的他们会不会索性鱼死网破，把整个国家拉进血与火的深渊？即使像韩国这样反对派相对清白，转型过程也比较顺利的国家，金泳三政府一开始还是选择跟来自旧政权内部的卢泰愚等人合作，以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稳定。

更何况，数十年的威权统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投下了漫长的阴影：纽约大学的Tucker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Pop-Eleches教授在他们的新书中发现，苏东国家的公民普遍更反感民主和自由市场。而且，转型时期的经历无法解释这种差别。裹挟在这阴影中的，可能是你的家人亲戚，老师同学，甚至儿时玩伴，身边挚爱。一旦血淋淋的伤疤被揭开，随之而来的仇恨、猜忌和报复，顷刻间就会将民主运转赖以维系的理性和共识，冲刷得不见踪影。

几年前波兰的秘密警察头子去世之后，人们在他留下的档案里找到一份文件，显示团结工会的最高领袖，波兰首任民选总统莱赫·瓦文萨在年轻时，可能也曾为当局效力（当然瓦文萨自己声称这是诬蔑）。一时间，舆论哗然。不是所有国家都如东德那么幸运，有一个文明富有的兄弟愿意陪在身边，等待伤口慢慢愈合，从而有条件去直面历史。哪怕在捷克，真正为旧政权时期的罪行付出了代价的，也不过是极少的一部分人。对于一个普通市民来说，经历了天翻地覆，再次走进市政厅时，见到的大概还是同一张熟悉而漠然的面孔。

从某种程度上说，威权统治的经历不啻于一种诅咒，让人们沐浴在希望的曙光下时，也要时刻担心被过往的噩梦吞没。昔日的流奶与蜜之地，悄然已变成了充斥着罪恶的所多玛。《圣经》里，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只要还有五十个义人，所多玛就不致被毁灭。然而，威权之下，又何尝有义人的容身之所？即便有过，最后也连骨灰都随着大海，漂去世界的尽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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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Nalepa, Monika. 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op-Eleches, Grigore, and J. Tucker. "Communism’s shadow: The effect of communist legacies on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attitude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