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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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火灾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清退仍在继续。今天的文章，是单读作者对方在上周走访了几个集镇后所写的观察笔记。北京市内民间救援信息和受影响人员的需求不匹配、工厂老板成为唯一可依靠的对象、老家的田地没有了想回也回不去。其中反映的不只是一朝一夕的危机，而是一直潜伏的问题。唯有清醒地认知到这些问题，所有记录的努力才有意义。



大兴两日笔记



11 月 26 日是周日，天蓝得让人驻足，但这样的蓝和一些人很快没有关系了。而那些以为有关系的人，也拿不准是什么关系。



26 日中午，我在黄村镇下车，这是大兴区政府所在地，飞速地逛了一圈主街，秩序正常，专门做服装生意的商厦都没有铺位空闲，上游生产的断裂还没有那么快影响到下游的销售。在火车站附近碰到了一些拎着大包小包要回家的人，他们都是同乡，有的在泥营村，有的在新建村服装厂打工，今天拿到了工钱，打算坐晚上八点半的火车回江西九江，这个时候距离大火已经过去八天。


2011 年 4 月的旧宫大火烧了一家服装厂，死了 18 人，让南小街到新建成片的厂房拆得片甲不留。他们至今还记得清楚，而今年，“19 日那天我们在泥营村的服装厂通宵加班，到早上七点半，赶完一单，回去睡觉，睡到十二点半，被人从床上拖起来，要我们清东西走人。旧宫那次起码给了一周（腾退）。”从床上被薅起来到被赶出工业大院，只给了他们三个半小时，他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捡重要的东西，临时的、保质期短的生活用品统统扔掉。被赶出来后，他们在街上游荡和等待，等老板从镇上回来，追着结算工钱。那就是我们 24 日在泥营村看到的景象——将近百人在一个工业大院门口三五成群地站着，聊天，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昨晚就是这样在街头站了一宿，哪儿也没去，怕错过要钱，也怕还在大院内锁着的行李被人扔掉。


▲海子角村。


她的朋友说，在北京打工的九年就是一步步往南移动。“最早我们在南小街打工，就住南小街，后来我们在南小街打工，住新建村，新建村房租最早也就 300 元左右，我们每个月休息的那一天会回新建村玩。今年开始在新建村打工，住新建村。”他们并没有流露出气愤，更多是平静地把这个当做在外打工的一部分。“只是这次给的时间太短了。”



老板和老乡


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任何机构正式站出来。民间自发的救援从户外救援队伍天鹅开始，23 日晚出现时，被广誉为“乌云的金边”。截止到 26 日晚，已经有超过 600 人联系鸟哥，目前尚不知天鹅救援具体的营救情况，但我们在现场最大的感受之一，是市内民间救援信息和实际人群的需求严重不匹配。原因一是在微信群疯转的消息抵达不了所需人的微信——北京市内上班族的个人微信里有几个做服装、做装修、送快递、送外卖的工友微信？大部分的消息主要在同温层传播。二是民间救援提供的安置帮助和他们的需求不匹配，提供临时住房、洗浴、教学安置，或者市内洗碗、服务的工作，都不是他们的紧迫之需。如果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人群分为两类，要离开北京的和不离开北京的，要离开的人需要的是尽快结算工钱，不离开北京的人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可支付的住所，大部分人会倾向于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向更远的地方找。我们曾经听说黄村或者泥营村有人露宿街头，急忙冲过去试图提供安置帮助，但遭遇的情况要么是找不到人，要么是人家露宿街头背后的原因——为了要工钱，或者看行李，不得不露宿街头。在服装厂一起打工的多是夫妻，赶人之后，妻子先回家了，丈夫留在北京讨薪的情况最为普遍。而实在没地方住的，也多会在老乡家先暂住几夜。


江西女孩告诉我她的劳动状况，也是在工业大院的家庭作坊式服装加工厂内打工女性的普遍状态。“我一个月大概能赚四五千，单休（每个月休一天），每天工作 15 个小时。（这次）对我来说就是少拿两个月工资，还没什么，但老板更可怜。他要先去银行取钱，给所有人结掉工资，再想办法把设备运走。他是江浙人，还要回江浙找厂房。”


“那明年你什么打算呢？”


“我想明年就去江浙找他干。”


▲新建村。


24 日晚在新建村，我们也听说过好几个小型服装厂是整厂整厂地迁走，近的迁到河北，远的迁到江苏，很可惜我们没赶上和迁走的老板们说上两句话，而另一部分老板则要靠贱卖设备来结算工钱。一个现场的案例是碰到来自安徽阜阳的老板，他贱卖了所有生产设备，先借钱结算了外乡工人的钱，把同乡工人的钱留到最后结算，工人们都理解，“他当然得先结算外地的。”


从简短的和滞留或者即将离开的工人聊天中能深刻地感受到，老乡和老板这两种平时看起来可能是彼此独立的社会角色，在关键时候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帮助工人撑过严苛的驱赶。平时逼迫他们严重超时工作的小资本家，在此时反而承担起了一定社会庇护的作用。在泥营村，有服装厂的老板邀请无地可去的工人去自己亲戚家借住，而在工人看来，在这种时候能按时结算工钱的老板，是“很有信用”的人，值得第二年再次投奔。

           

五福堂村


26 日晚，我们到五福堂村，这是 2011 年南小街改造后留下的四村之一，村口周围都是高层住宅，从底下往上望，户型很大，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城中村。它离南苑机场很近，毗邻五万平米的创客孵化平台“中科电商谷”，ZK BUSINESS VALLEY 的字样从城中村看耀眼到刺目。进去一问，这个村的搬迁期限是 12 月 1 日（彼时央视还没有发声），比起那些三个半小时或者 24 小时腾退的工业大院，或村委提前给到一周通知，房东最后两天才告诉租户的集体公寓（这样可以多收一个月租金），这里在村口贴出的告示提前给了村民一周腾退，是目前见过最温和的了。


我们走访了两条主街，一条还十分活跃，有人在门口搬运和刷牙，水吐在马路。“我干到 30 号，干到最后一天。”一个在街口美发工作的中年女性说。另一个以搬运为生的河南老人，他住在路边一个临时搭建的房间，只有两人宽——或者那根本不算房子，只是一个四面密封的铁板和纸板，夜晚如冰窖。他很愤懑，“当时是你们叫我们出来做生意，我们才出来，现在生意不让做，还撵人。这条路线走还是不走？”


▲五福堂村。


另一条街道则几乎没灯了，零星有人在搬运大件行李，非常萧条。这个村子里很多男性是搞装修队的，女性在附近的超市或者饭店打工。因为五环附近的建材城陆续关门，他们的生意本就大受影响，现在一赶人，隔壁的高楼 60 平米的两居室从两、三千涨到四、五千，更是没有继续留在北京的愿望了。但他们也没有办法彻底回老家，“听说明年三月就能有地方住了，到时候我再看吧，能不能回来。”


晚上八点，村口陆续出了蹦蹦，从村口到最近的地铁站旧宫有六公里，蹦蹦得 25 块钱。大家知道生意不会太好，磨蹭着出村，互相在门口打招呼，“你搬哪儿去？”一个卖水果的大爷答，“我搬去魏善庄，离这儿十五公里。”


“哗，那太远了！我电动车骑过来都要没电了。”


我问，“魏善庄会拆吗？”


“那已经是南六环外了，应该未来两三年都没事，是平房。可是那边没什么人住，水果不好卖了。”


再和大爷聊，得知他白天送货晚上才出摊儿卖水果，因为要放货，在五福堂租的房子要 1000 块，40 平。他儿子在固安的机械厂，今年有了个小女儿，说到这他眉头才稍微舒展了一下。


▲五福堂村。


回老家


这两天来接触到的这些在北京工作超过十年的人，他们离开北京时少有人露出留恋，也少有外向的怨恨。大概一方面是谨慎，一方面对此也有心理准备。他们的迁移伴随着这个城市的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服装行业一路南迁，从木樨园、大红门到旧宫镇、再到新建村，南三环到南六环，在南中轴线上，昔日的土地今日盖起了像“世界之花”这种超大型的时尚广场，在夜晚看空旷的招牌像幽冥。这就是如洪水一样的现代化进程，一旦个人的发展速度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个人便一卷不知所踪，崭新的建筑腾空而起。


朋友惊叹于人群的整体寂静，认为广阔的腹地和发达的路网系统能消化驱赶。可是说到“回老家”，又真的有“老家”可回吗？细问下去，很多人在老家都只是名义上有田地，实际上田地已被本地的公司租赁承包种植，或用来挣取补贴，或开发成农家乐。苦钱的紧迫性时刻跟随着他们，绝大部分人只打算休息两个月，等年后再次寻觅外出打工的机会。


多年前，巴金在《寒夜》里写抗日胜利后的城市贫民，“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