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程度、经济发展与解放时间的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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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历史研究】饥荒程度、经济发展与解放时间的先后
原创： 王晨辰 量化历史研究 1月5日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206 篇推送

大跃进宣传画之理想中的人民公社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传统农业社会居民为了三餐温饱而辛苦拼搏，却不时受到饥荒的威胁。在经济高速稳定增长的时期，总结饥荒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更有利于继续前行。最近乌克兰纪念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84周年，可谓抚今追昔，居安思危。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严重的饥荒，如1877 — 1878年丁戊奇荒、1958-1961年大饥荒，上千万人口死于饥饿和相关疾病。1958-1961年大饥荒距今较近，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大饥荒与试图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大跃进同一年开始，实际上却扰乱了农村居民的食物分配。大饥荒对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持续影响呢？各地区受灾程度与解放时间的先后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呢？Elizabeth Gooch的“Estimating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9-61) on Modern China”将大饥荒作为案例，讨论其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


大饥荒的影响是可以被估计的，一方面由于饥荒程度有可观察的变量，另一方面由于完整的户籍制度提供的空间线索。该论文采用了平均意外死亡率的数据作为衡量区域间灾荒严重性的标准，并绘制出各地级市的平均意外死亡率图（见图1）以及以省为单位的平均意外死亡率表。

图1 以地级市为单位的平均意外死亡率图

大跃进之后的政策是否可能影响当地未来的经济发展？作者认为：大跃进是一个激进的社会实验。采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GDP来衡量这些地区当下的表现，大饥荒时期的平均意外死亡率与2010年人均GDP的关系，即饥荒严重程度与当下经济水平的关系可由下图2显示。

图2  饥荒严重程度与2010年收入的关系图

为解决上述计算中变量缺失偏见以及内生变量问题，作者接着根据解放战争时期解放这些地区的顺序，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分析解放时间与三年灾荒严重程度的关系。工具变量的概念框架显示，后解放地区更可能在大跃进时期有更多的非本地行政人员，这些非本地行政人员相比本地行政人员更倾向于强化大跃进政策，带来更为严重的粮食分配问题，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灾荒。


为什么后解放地区有更多的非本地官员呢？首先，地区领导层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5年之前的集体化运动比之后的大跃进运动更需要让农民有意愿加入，需要当地领导者说服农民在集体化的情况下努力生产。作者认为1956年以前，较早解放的地区相比后解放地区具有更高密度的公社，也具有更多的当地领导者。其次，政府习惯派非当地官员推动后解放地区革命建设。1956年，部分农村居民的生活恶化，发生了诸如屯粮、迁居城市、黑市横行等现象。官员中也出现了地方主义倾向，提倡渐进的集体化，这些官员遂被偏向大跃进政策的新官员取代。

通过量化解放顺序与大饥荒期间平均意外死亡率的关系发现，后解放地区在1958-1961年这三年期间遭受更为严重的饥荒（见图3）。

图3  饥荒程度与解放先后的关系

为计算大饥荒严重程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具体点（point-specific）的关系，作者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显示当下收入与平均意外死亡率的关系，结果显示饥荒中一个平均意外死亡率的标准差的增长大约相当于一个当下收入标准差下降1/4。

接着，作者根据解放顺序选出的大饥荒严重性的工具变量设定，用工具变量法计算了当地的局部平均，结果显示饥荒程度与近年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有随机的关系。解放顺序影响了非本地行政人员的密度，从而影响了饥荒程度的变量。因为政治因素引起的饥荒的受害者，并不习惯忍受饥荒，而且政策制约了生存的应对机制。


总体而言，饥荒不仅在当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也对幸存者未来的健康与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同时造成了劳动力、财富、文化、教育资源的减少。1958-1961年大饥荒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饥荒程度与2010年人均GDP负相关，饥荒严重的区域在当下依然具有明显较低的人均GDP。

历史上有大量饥荒并不与自然环境紧密相关，而是由政策对于食物获取权冲击引起的。Elizabeth Gooch 的研究显示了政策引起的饥荒这一类型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强化了中国1958-1961年大饥荒是由不适当的食物分配引起，而非由简单的食物短缺造成的观点。


文章来源：Gooch E. Estimating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9–61) on Modern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7, 89:14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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