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保守派宣言——种族狗哨还是文明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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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辨欧洲保守派宣言——是“种族狗哨”，还是文明警钟？
钱静远  欧罗万象EuroScope  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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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静远：杜克大学助理研究员

去年十一月，一份由欧洲十位保守派学人共同发布的《巴黎宣言》，在中文世界里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截然对立的观点交锋。龚克老师在刊发于《欧罗万象》的两篇系列评论[1]中认为，这部宣言从学理和思想上都不值一驳。龚文认为，该宣言不仅字里行间处处隐含着种族主义的“狗哨”话语 ，迎合了民粹思潮的排外倾向，而宣言强调对欧洲宗教与文明传统的重建，也不过是保守派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文章最后语带讥讽地评论道，中国知识界对这部《宣言》产生意外的共鸣，无非是受制于自身文化语境、脱离欧洲时空背景而创造出一个虚幻的“镜像”而已。真的是这样吗？

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这份《宣言》的签署人中，不乏成就卓著、饱受尊敬的重磅学者（如英国哲学家罗杰 ? 斯克鲁顿、著名中世纪史学家萊米 ? 布拉格等），将他们的观点蔑称为“老古董的自说自话”，拒绝就其文本进行严肃的探讨，这种轻率的态度十分令人遗憾。许多负笈欧美的中国学人，对这份《宣言》冷嘲热讽的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他们承袭自西方自由派知识精英们的智识傲慢——然而讽刺的是，正是同样的这种傲慢与拒绝对话的心态，让西方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渐行渐远，令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他们鼓吹的多元主义理念充满怀疑与反感，进而助长了当今民粹主义的狂潮。

这份《宣言》所表达的核心内容也在于此——当代欧洲政治、文化精英们所构建出的一套普世多元的欧洲叙事，是一座外表亮丽、内涵空洞的空中楼阁，它不仅脱离了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境况，也与芸芸众生的现实关切与诉求脱节甚远。这也是当今的欧盟体制饱受质疑与责难、无法获得足够民意共识以深化其一体化愿景的原因。正如这份保守派宣言题目所揭示的一样，如果当代的欧洲要让人们真正所“信靠”，那么必须去伪存真，重建一套植根于其历史传统与文明特质的欧洲身份认同。从这一角度说，这部《宣言》绝非种族主义的“狗哨政治”，而是一篇充满反思意识的警世之音。

[1] 龚克，《欧洲保守派宣言：黄钟大吕还是狗哨政治》；《欧洲保守派宣言：灯塔主义抑或中国镜像？》



狗哨无声，还是诛心有意？

龚克老师在大作中认为，该《宣言》字里行间闪现着“狗哨政治”的影子。 “狗哨政治”的逻辑是，许多政治宣传在看似面向普通大众的、冠冕堂皇的用词中，加入了针对特殊人群的隐秘信息，借以达到其无法公开言说的政治煽动目的。龚文认为，该《宣言》便是“狗哨政治”的典型，看似在反思文明与传统在当代欧洲的处境，实则却暗地释放着反移民与排外的种族主义信号，为“赤裸裸的仇恨与攻击性言论”暗中张目。

这种“狗哨政治”的指控看似言之凿凿，然而稍加分析，便不难嗅出其污名化论辩对手的意图。“狗哨政治”的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诛心之论。它通过对文本的主观解读、带着有色眼镜来恶意揣度说话者的所谓“真正”意图，进而达到打击政治对手的目的。然而，说话者的字面意思背后，是否真正存在所谓隐秘的言外之意，却很难用证据与逻辑链条来有效地证明。在“狗哨政治”一词的发源地美国，“狗哨”一词的出现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性，尤其被民主党广泛用于抹黑共和党的政治宣传中。共和党人所提出的削减税负、加强城市治安等政策主张，无不被政敌扣上“狗哨政治”的帽子，与“种族主义”、“偏袒富人”等极端负面的意涵强行联系在一起。且不论这种指控是否有根据，过度解读一项政策背后的主观意图，而忽视对这一政策自身的优劣与现实成效的评估，本身就是一种极不健康的论辩方式。

所以，将这份《宣言》扣上“狗哨政治”的帽子——在讨论其实质内容前，先将作者的目的与意图污名化，不幸体现出某种智识上的懒惰。与其带着恶意、先入为主地揣测其意图，不妨仔细地理解这部《宣言》的文本，看看这部长达三十六段的万言书究竟表达的是什么。

欧洲身份认同，是洪水猛兽吗？

龚克老师在大作中，将《宣言》中反复出现的“我们”视为狗哨政治的例子，认为“我们”一词隐含着以种族与文明划线的意图，甚至暗中挑逗着极右翼的排外神经。而笔者则认为，这样的过度解读是不必要的。“我们是谁？”是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拷问，不仅贯穿着一整部欧洲近代史，也将左右着欧洲今后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二战后对“谁是欧洲人？”这一问题的不断求索，主导着欧盟历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也伴随着欧盟的每一次扩张与发展——6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草创之初，是否应接纳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 8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是否应欢迎共产铁幕后的东欧？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的阵痛过后，是否应接纳焦土之上的巴尔干半岛？21世纪以降，是否容得下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这些事关欧盟前途的每一个问题，都无可避免需涉及 “我们是谁” 这一根本追问 ——即欧洲和欧盟的边界究竟应止于何处、欧洲人这一群体究竟又应如何定义。将 “我们是谁” 这一问题，粗暴地视为种族政治的“狗哨”，试图否认这一问题对欧洲走向的关键意义，进而回避对欧洲身份认同的必要讨论，只会削弱欧盟自身的道德号召力。

可悲的是，当今欧洲饱受技术官僚训练的政治精英们，过分着眼于器物与技术层面的制度设计，创制了种种冗杂的法律与监管条例之余，却没有足够的魄力与胆识去谈论“欧洲人”这一集体身份的具体内涵。这一方面固然出于他们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思考，另一方面也出于他们对“种族主义”这一污名化标签的恐惧。因此，欧洲极右翼之所以热衷炒作身份政治，正是因为主流政治家对欧洲的身份认同缺少系统性的阐释与言说，才给了民粹主义者们抢占话语权的可乘之机。因此，倘若不愿把“谁是欧洲人”的定义权拱手让给极右翼，人们就不应将身份认同议题视作洪水猛兽，而应积极地参与这一问题的公共讨论之中。

“真实”的欧洲：政治神话，还是历史事实？

这份保守派《宣言》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便是欧洲应当是一个怎样的共同体。纵贯全文的是两个欧洲的对比：一个“真实”的欧洲，即建构在丰富历史与传统资源之上、作为一种文明共同体的欧洲；及一个“虚假”的欧洲，即当代自由主义精英所建构出的多元主义欧洲想象。针对文中这一区分，龚克老师认为，所谓“真实的欧洲”仅仅存在于保守派温情脉脉的虚构中，所谓“欧洲文化的统一性”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真的是这样吗？

诚然，欧洲内部的文化是十分多元的，各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文化差异，但这并不能抹杀欧洲大陆共享相同的文化源流这一事实。正如一句拉丁谚语所言，欧洲是一个“多元一体”(“omnia juncta in uno”)的文明，各民族文化异中有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明共同体。欧洲文化的同源性与凝聚力，甚至是二战后政治家们最初倡导欧盟这一构想的论据之一。[1]从语言文字上看，西欧、南欧的罗曼语言是拉丁语的直系后裔，而北欧的日耳曼语系，也因罗马征服而引入了海量的拉丁语借词。而遍布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其文字传统则深受希腊化世界的影响——西里尔字母直接脱胎于希腊字母，而拜占庭希腊语的大量典雅词汇，则随着东正教在欧洲东端的广泛传播，成为了斯拉夫诸语言的上层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两千年来丰富的语言与书写传统，都是希腊罗马两大古典文明的后裔。如果过分强调欧洲文化内部的多元，而避谈欧洲文化的明显共性，便会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

诚然，欧洲从未有过真正的政治统一，正如龚克老师所言，“欧洲国家彼此视若仇雠、相互征伐的历史从未断绝”。但与龚文结论相反，笔者认为，正是欧洲各国的千年恩怨征伐，将这片大陆从东端到西端的各民族置于了同一时空背景之下，才促成了欧洲这一文化共同体的诞生。历史上横贯欧洲的历次大战——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与碰撞，把各国从孤立状态拉入了一个共同的洲际秩序之中。欧洲史上的数次战争，令地理上相互隔绝的欧陆诸国，在相互征伐中形成了共同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叙事。而正是这些一致的历史记忆，令“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与“深受伊斯兰文化的伊比利亚半岛”二者最终才得以形成共同的欧洲身份认同。

而在欧洲这一文明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基督教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容否认的。诚然，正如龚克老师所说，作为一种狭义的信仰体系的基督教，在世俗的当代社会中已逐渐式微；但作为一种广义的文明传统的基督教，却早已成为欧洲的文化基石，塑造了欧洲社会的道德观念与价值体系。正如匈牙利民主化后首任总理安塔尔·约瑟夫 (József Antall) 所言：“在欧洲，就连一个无神论者也是基督徒。”这句话深刻地指出，无论一个欧洲人在精神信仰层面多么淡漠，他在世俗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事风格与价值观念都必然会受到基督教文明的熏陶。这种熏陶如此潜移默化，甚至连他自己都未必能意识到其深刻影响。在这种意义上的基督教，早已超越一种特定信仰的范畴，而融为了欧洲人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的一部分。

事实上，许多塑造了现代欧洲的许多 “进步”价值观念，并非是横空出世的，而是植根于基督教丰富的文明遗产之上。被誉为“欧盟之父” 的罗伯特·舒曼就曾敏锐地指出：“民主制度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从发展历程上，都与基督教密不可分。”[2] 例如，法国大革命中 “博爱”（Fraternité）这一家喻户晓的口号，便可追溯到公元一世纪奥古斯丁等“教会之父”著作中对理想基督教社会的构想；[3]再如马克斯·韦伯一百年前那个著名论断所揭示的那样，催生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发源自新教神学的救赎观与工作伦理。[4] 因此，《宣言》作者多次对基督教表现出的温情与敬意，不应被视为一群卫道士们哀叹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 “挽歌”，而应被理解为作者们对基督教塑造了欧洲社会传统的某种致敬与肯定。

埃德蒙·伯克曾言：“社会是由逝世之人、在世之人、和尚未出世之人三者之间订立的契约。” 《宣言》作者所谓 “真实的欧洲”，指的就是欧洲深厚的历史、宗教与人文传统。正是这些共同的遗产，将这片大陆上文化迥异的诸国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文明。当代人寻求的任何社会进步、制度变革，都不应脱离自身所植根的固有文明传统。罔顾具体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企图通过某些美丽的抽象理念来指导社会进步，只能让这种“进步”建立在无比孱弱的基础之上。[5]而这也是为什么《宣言》将今日的欧盟体制尖锐地称为“虚假的欧洲”的原因。

“虚假”的欧洲：是进步愿景，还是民粹之源？

那么，《宣言》所批判的这个“虚假的欧洲”究竟假在何处，又为何会在民粹主义的挑战下面临危机呢？作者们认为，欧盟这一宏大工程一开始便是建立在对欧洲前途的某种一厢情愿的憧憬之上的。文化上，欧盟试图用 “多元主义”的空洞说辞，试图淡化和否认欧洲文化传统与价值的主体地位；而政治上，欧盟试图用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官僚机器，来取代植根欧洲大陆两百余年、有着深厚社会基础的民族国家体制。正如无根之木不可能茁壮，脱胎于某种抽象理念的政治体制，也难以应对现实的挑战。

应当承认，欧盟这一构想有着良好的意图，它源自于欧洲政治家们二战后痛定思痛、避免重蹈覆辙的反思。不幸的是，战后的政治精英们虽有正确的问题意识，却拿出了偏颇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战后政治精英将引发二战的责任片面地归咎于民族主义思想，并因此致力通过建立一个超主权国家的治理体系，以架空、削弱民族国家的权力和影响。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民族国家不仅并非二战的罪魁祸首，反而是殊死抵抗法西斯侵略的一个个坚强堡垒。正是强大的民族精神，鼓舞着戴高乐、丘吉尔、铁托等人率领着本国国民与纳粹德国浴血奋战。而讽刺的是，造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生灵涂炭的纳粹主义与苏联极权主义，反而都是鼓吹某种超国家的种族/阶级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正是战后精英对民族国家的强烈偏见与怀疑，让欧盟一开始的创建初衷，便更接近于一个取代主权国家的联邦政府，而非一个协商性的国际组织。

另一方面，二战的灾难让政治精英们对大众民主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正如起草了《奥地利宪法》的著名法学家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 所拷问的那样——希特勒、贝当等大独裁者，当初难道不是打着“人民主权”的旗号，在狂热民众的簇拥下登上政治舞台，又假以“人民”的名义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吗？[6] 对僭主的警惕和对民众判断力的怀疑本没有错，但在欧盟的制度设计中，这种对大众民主的不信任却走向了极端，演变成为了过度依赖技术官僚的精英政治。自创建之初起，欧盟的民意合法性便一直饱受批评与质疑。布鲁塞尔有近四万之众的非民选行政官员，他们拥有着庞大的行政、监督与审查权力，甚至有权制定许多与法律无异的监管规定与细则。由于绝大多数事务性官僚的任命无需经欧盟议会批准，他们的决策过程往往难以受到民意机关的监督与问责。[7]技术官僚政治的大行其道，令布鲁塞尔的决策者与普通欧洲民众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这无疑削弱了欧盟的声望与合法性。

《宣言》作者所抨击的当今欧盟的“虚假”和“专断”正在于此——欧盟体制从道义上对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激烈否定，从治理上又严重缺乏问责与透明度，这无疑造成了许多欧洲人对这一体制的隔阂甚至反感。当今民粹主义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欧盟理念和制度的痼疾。

民粹主义：应认真对待，还是消极回避？

对待民粹主义者的态度，也是龚克老师与《宣言》作者的分歧之一。《宣言》认为，虽然民粹主义的解决方案是错误的，但它所指出的问题却是值得认真反思的。正因如此，与民粹主义者进行某种程度的严肃对话（“engage”）是必须的。而龚文对这一论点大加批评，把严肃对待民粹主义等同于“召唤这个恶魔”，并认为“一旦抛弃政治审慎原则，不加区分地以民粹主义来为保守立场招魂，恐怕将招致更猛烈的反噬。”

然而，面对法、德、意各国的大批民粹主义政客进入议会，民粹政党在选举中的支持率已超过部分主流政党的现状，主流政治家们真的应该与其“老死不相往来”，拒绝与他们的一切接触、对话与合作吗？笔者认为，这不仅从现实操作上完全做不到，从策略上也是十分不明智的，因为这无形中佐证了民粹主义者的反精英话语。

德国政治学家扬-维尔纳 ? 缪勒在其新作《什么是民粹主义》(Was ist Populismus?)中，便对这种拒绝同民粹主义者接触的态度进行了深刻批评。缪勒认为，民粹主义的政治观是一个“精英”与“人民”的二元对立。民粹主义者宣称，大权在握的腐败精英们从道义上背叛了“人民”，而他们自己才是人民全体的合法代表。因此，主流政党若一味对民粹主义者孤立与排斥，反而印证了他们自诩为“人民真正的代言人”遭受政治精英打压的悲情叙事，让选民更容易受到民粹政客 “国家被腐败精英所把持”这一迷思的蛊惑。缪勒认为，主流政客一方面应勇于与民粹主义者严肃对话，在与他们的论辩中积极揭穿他们的谬误；另一方面，自由派必须虚心思考民粹主义者所指出的问题，并提出比他们更完善、更切实的解决方案，这才是赢回选民支持的唯一办法。如果固守着一方道德高地，以傲慢的态度拒绝与民粹主义者交流，恐怕也只能与民众渐行渐远。

结语：“中国镜像”，未尝不可？

自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著作的阅读偏好，都无不反映着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关切与忧虑。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西方人对西方社会的思考，为解决中国社会的固有问题提供借鉴与灵感，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不仅存在多处误译漏译，甚至还“借题发挥”地插入了许多结合了中国具体语境的见解。然而正是这一部今人看来翻译忠实度极差的译本，在晚清社会引发了极大震动，让朝野上下意识到适者生存的道理，也拉开了变法图强的序幕。任何的语际互译，都是在另一种文化下的二次创作。就算浸润在自身文化氛围中，未能对一纸西方文本所处的具体语境有足够深刻的了解，也并不意味着不能引发国人有益的思考与争鸣。

就事论事地说，对文化主体性的追寻和对身份认同的求索，在当今的欧洲与中国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保守派的一纸宣言，能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知识界寻觅到诸多知音。一百年前政治与社会革命的浪潮，让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与道德体系遭受了致命打击。然而，新文化运动已逾百年，中国社会却迟迟未能重建一个自洽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国人一方面既无法摆脱文化传统的深刻惯性，另一方面又未能 “揖美追欧”达到全盘西化，而火红年代的革命叙事，也随着伟人逝世而逐渐消退。改革开放至今，尽管中国国力日渐强盛，中国社会却面临着空前的价值观空虚与道德危机，让年轻人身处日新月异的消费社会，精神却陷入无所适从的迷惘与焦虑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界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文化主体性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是正当其时的。

如果这份《宣言》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国人对荒芜已久的精神家园的严肃思考，这样的“中国镜像”，未尝不可？何乐而不为？


[1] 一个例子是罗伯特·舒曼1951年关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请见：https://pro.europeana.eu/post/a- ... onship-with-culture

[2] Robert Schumann on Christian Democracy. http://users.belgacombusiness.net/schuman/democracy.htm

[3] Hamilton, Louis I. 2004. "Possidius' Augustine and Post-Augustinian Africa". Journal of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12 (1): 85-105.

[4] Max Weber.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Original in German, 1905. Penguin Reprint. 2002

[5] 伯克曾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深刻地指出了依赖抽象概念，而罔顾具体情境进行变革的危险性：“难道我们仅因抽象意义上的自由是人类的福祉，在一个疯子逃离束缚他的黑暗小屋、重获光明与自由之乐时而祝福他吗？当一个杀人越货的罪犯越狱成功，恢复了自然权利时，我们是否应向他表示祝贺？”

[6] Lars Vinx. 2015. “The Guardian of the Constitution: Hans Kelsen and Carl Schmitt on the Limits of Constitutional Law” (Cambridge Studies in Constitutional Law); Jan-Werner Muller. 2016. “What is Populism”.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7] “Reasons Why Some Europeans Hate the EU.” Washington Post. June 25,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 ... _term=.ea6f7f75cd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