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是怎样从中央传播到民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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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是怎样从中央传播到民间的？
莽东鸿

2011年11月11日08:59  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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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飚。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
　　1976年10月6日晚8时至8时30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毛远新，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隔离审查”。中央为稳定局势，在此后的半个月内，逐步实施向党的高层内部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同时禁止传媒公开报道有关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传遍全国。消息传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开始都是震惊、怀疑，随后便是惊喜。

　　传达：由高层至基层，由党内至党外

　　10月6日晚10时许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通过华国锋等人召集的紧急会议，及此后汪东兴的电话，得知“四人帮”被捕，一致表示赞同逮捕“四人帮”的行动。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同时个别告知一些老干部，如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

　　7日，中央召开驻京的党政军高干会议。据廖汉生回忆，当晚及8日下午5时至9日凌晨2时，中央召集奉命到京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其中有上海的马天水、周纯麟，江苏的彭冲、许家屯，山东的白如冰，湖北的赵辛初、赵修，南京军区的丁盛、廖汉生，济南军区的曾思玉，武汉军区的杨得志、王平等。华国锋神情庄重地宣布：王、张、江、姚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8日，中央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发出“打招呼”的15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同日，中央作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并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还发出两条指示：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广播电台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9日，中央决定，从今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15号文件。

　　18日，中共中央发出16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将文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群众。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继续印发”。（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后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罪证》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19日以后，16号文件陆续传达至党外群众。至此，事隔12天以后，基层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

　　10月7日至21日间，中央对新闻报道的处置

　　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飚。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飚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飚同志到广播电台。”

　　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叶剑英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晚10时，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及警备一师副师长的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对吴忠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此后，迟浩田三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社。怎样进行宣传报道，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接管电台以后，耿飚下达指示：“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杨正泉后来回忆说：“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是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则严格掌握，慎重处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儿。这一阶段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觉得却又十分困难。”

　　吴德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一些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都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坏人就公开攻击党中央领导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叛乱的迹象。”从10月7日至21日，全国报刊和广播电台等传媒，强调的是：“最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解放军报》特别强调：“一切听从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9日、10日，《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以及“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从10日开始，《人民日报》发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毛泽东语录。从14日开始，出现“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其中不指名地写道：“撕下他们披在身上的画皮，戳穿他们的狰狞面目和鬼蜮行径。”中央宣传内容及方针的变化，使地方传媒感到迷惑。河北日报社的夜班人员，从种种迹象中察觉到气氛显然有了变化：“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间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儿八千字，这是为什么？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几位‘人物’，怎么持续几天不见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们听惯了的‘时尚’语言，开始改调了，这是为什么？人们苦苦思索，悄悄议论，越看越明显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第一句这是因为什么。”

　　尽管一些地方自发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活动，但报纸、电台均不予报道。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从此，全国传媒才开始公开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10月7日至10日间，“小道消息”的传播

　　尽管严密封锁消息，但从10月6日晚间逮捕“四人帮”以后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

　　多数人得知消息时的心态：开始是惊疑，而后是狂喜。当然，在当时那种氛围里，人们间这种信息的传递，是极其谨慎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消息闭塞的广西资源县探亲，说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悦心情的表达，也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渐变得大胆起来。

　　让我们看看，6日晚间至10日期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传播情况：

　　6日，首先是“近水楼台”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10时电台被接管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知道了。驻中南海的记者杜修贤也是较早获悉的一个：“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当晚，从唐山返京的于光远，从妻子孟苏处听到消息，不敢随便相信。他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于光远回到家已是午夜12时，他打电话给国务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冯兰瑞夫妇，要他们马上到他那里去。于光远见到他俩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接着，他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李昌夫妇回到家后，兴奋得许久没睡。

　　7日，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时刻，分别得知消息。早晨，李琴听到王海容的声音：“那四个人抓了！”电话随即挂断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个人”是谁。朱穆之的妻子周萝接到一个不知姓名女人的电话：“祝贺你们了！”晚上，友人刘回年悄悄走进穆青的家：“那四个人都被抓了！”

　　6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是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口中得知的，兴奋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赶到陈云家报喜去了。

　　7点多钟，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曾志（陶铸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罗荣桓之妻）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在她明白那“四个人”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后，兴奋得手直发抖：“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

　　董竹君正在打扫室内卫生，友人李又兰打电话告诉她：夜里零点“四人帮”都被抓了起来。董感到：“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头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身体上下立刻都畅通了，天哪，真舒服，真开心啊！犹如27年前上海解放，顿时一切都明亮了。”

　　邓小平也是在这天得知消息的。邓小平的亲家、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正在单位工作的儿子贺平，并要他立即去通知邓家。邓榕回忆：“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回到宽街。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是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是特意放开自来水的状态下，听贺平“传达”的。邓榕记述：“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他们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


    7日下午，从“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当时正在看书，电话铃响了，对方未通姓名，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喝了吧！”李庄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饮而尽。李庄回忆说：“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

　　8日，消息传到驻北京部队。军官们自发举行了半公开的小型庆祝活动，招待所的酒销售一空。

　　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的。

　　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地对韦韬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消息真的可靠吗？”“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

　　在班车上，韦韬悄悄把这个消息传给了一位同在“五七”干校受过审查的“难友”。“难友”瞪圆了眼睛，悄声说：“注意，当心谣言！”“放心，百分之百的新华社消息。”“那太棒了！这几个家伙早该有这种下场了，真是罪有应得！是怎样抓到的？”“还不清楚，只知道在前天夜里抓起来的。”

　　到了办公室，韦韬向同事透露了这条爆炸性新闻，大家都兴奋起来。室主任说：“这消息先不要外传，我去核实一下。”过了一会儿，他们被召集到会议室，一位部长说：“韦韬同志听来的消息是真实的，‘四人帮’已经在6号晚上被抓起来了，一个也没有跑掉。组织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华国锋副主席和叶剑英元帅，执行任务的是八三四一部队。现在中央还没有公布这件事，过几天就会公布的，在公布之前我们要守纪律，要保密，不要乱传。”

　　然而，韦韬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完蛋了！”茅盾感叹道：“想不到，想不到这么快，真想不到！”又问细节，韦韬讲了，并强调说：“消息绝对可靠，我们部长亲口证实这不是谣言。”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当晚，史会同志来报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说，以为我已知晓。”82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

　　董竹君全家高高兴兴去莫斯科餐厅会餐。她发现，今天排队的人比往常多几倍，而且都面带一种神秘的笑容。两个身着半旧军服的年轻人大声说：“今天这个日子里，不多喝两杯，对得起谁呢？”又说：“这事使人太高兴了！”

　　9日，在唐山考察地震的北京地质学院教师陶世龙赶回北京，在家中同妻子议论，认为迟群、谢静宜这些人肯定也跑不了，但是一想到那种“代代红”的人还在，仍然忧虑：“这回他们会真的被赶下台吗？这颠倒了的黑白能颠倒过来吗？”两人一时沉默无语。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

　　中科院文学所乔象钟、蔡仪于9日得悉“四人帮”被捕，暗自窃喜。10日这天，从各方面传来消息，证实了此事，乔象钟兴奋得打着伞，穿着雨鞋，一家一家地告诉好友，直到夜间才回到家。蔡仪则把他的存酒打开，逢有熟人来就举杯相贺。那两天又有消息说是有地震，人们也不以为然，有的人甚至说：“听了这个消息就是震死也甘心，因为中国人民得救了。”

　　李可染上街，马路对面的女诗人柯岩看见了，穿过马路走到他跟前，悄悄对他说了声“天快亮了”，然后就离开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严寄洲到生产区打长途，副厂长刘沛然正在屋子里手舞足蹈。严寄洲说，你吃错药了？跳什么呢？刘说，没什么事，清规戒律不会有了，你放心，今后搞故事片，日子好过了。

　　严寄洲回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闭口不说了。还没等我走到门口，刘副厂长实在忍不住，说你跟毛主席保证，绝对不讲。我说好，我不讲。‘上海帮’抓起来了。那时我还真不明白什么叫‘上海帮’，也不知道什么叫‘王、张、江、姚’，刘沛然是厂党委委员，他知道。他再次嘱咐我，你要讲了，咱们都倒霉。我兴奋极了，也‘传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着三步两步往楼下跳。忽然我打了个冷战，站住了，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

　　“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了。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

　　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

　　武汉。10月8日，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闯进来，迫不及待地说：“‘四人帮’给抓起来了！”又说：“中央昨天找到少数省市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书记也去了。叶剑英在会上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已经给抓了起来，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她接着说，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厅局长一级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好消息。周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我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标语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伫立注视，有的一望而过，带着怀疑的心情踽踽而去。”